科舉制，是中國古代流傳時間最長、運用範圍最廣的一種考試錄取制度。科舉制度長期以來，為中國的官僚系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有利于國家的長久治安。但是，科舉制中的“獨尊儒術”，又造成中國社會和文化逐漸走上僵化，不斷喪失活力。科舉制從萌芽到出現，從興盛到衰亡的曆程，見證了中華文明1000年多年的興衰。了解這個發展過程，有助于我們更加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更加明白中華文明的興衰之由。

科舉制的本質，就是通過考試來實行錄取、選拔人才的制度。一般而言，人們認為科舉制産生于隋朝，不過考試制度的産生卻擁有更早的曆史。在夏商周三代，實行世卿世祿制，整個社會上層被血緣貴族壟斷，下層的人基本是沒有向上攀爬的可能。三代的教育體系也是為貴族服務，教授内容主要是“六藝”，也就是“禮、樂、射、禦、書、數”。當時的學校有考核制度，其中就涉及一定的考試，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此出現。

到了春秋戰國，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貴族階級的權力被打破了，許多新的階層開始進入國家的上層。該時期的人才選拔主要是通過舉薦和考核，其中考核中就包含一定的考試。但是一直到漢代之前，國家的人才選拔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帶有很強的随機性。

漢代，選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察舉制和征辟制。察舉制的從秦朝就開始萌芽，到漢武帝時期正式建立。察舉制的主要方法就是郡縣長官向中央推舉人才，這其中就分為了諸多的科目，如孝廉、茂才、光祿四行、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直言極谏、孝悌力田、明經、明法、明陰陽災異、勇猛知兵法等。這些科目有的偏向道德方面，有的偏向才華方面，偏向道德方面的一般就是通過地方舉薦，而偏向才華方面就要經過一些考核，包括面試和筆試。

漢代教育

在西漢時期，察舉制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豪強地主崛起，察舉制逐漸淪為了世家大族壟斷地方權力的工具，再也無法選拔出更多優秀的人才了。東漢時期的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就是對察舉制的諷刺。盡管如此，察舉制對後世的科舉制依然造成很大的影響，如察舉制創造的明經、秀才等科目在後世依然沿用；察舉制的一些考核方法在唐朝繼續使用；察舉制“以儒為尊”的理念被科舉制繼承并且強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制演變為了九品中正制，成為了門閥士族把控國家權利的工具。當時有名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就是對九品中正制度的抨擊。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不但堵塞了從民間的上升之路，還讓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大權，對社會的發展和皇權的集中都是不利的，因此必然會遭到中央的限制。到了南北朝時期，許多門閥士族開始走向衰落，寒門地主開始興起，國家也在這個時候也開始通過考試等方式錄取寒門子弟。如。梁武帝設五經館，通過考試選拔人才，使得各地寒門士子紛紛投館就學。

南北朝時期的這種現象為隋朝考試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礎。隋文帝廢除了九品中正制，試圖通過舉貢、考試等方式錄取人才。到了隋炀帝時期，設置了十大科目進行取十，其中包括重要的明經、進士等科目。通常，人們将進士科的設置看作是科舉制的産生。不過，隋朝的科舉制和漢代的察舉制并無多大的差距，隋朝的科舉考試資格依然必須經過地方官員的推薦；隋朝的科舉考試沒有形成定制，由皇帝臨時下诏舉行；科舉考試的人數極少，在當時顯得不重要。因此，隋朝的科舉制還處于察舉制向科舉制的過渡階段，是十分原始的。

科舉制真正發展成為了一個穩定的制度是在唐朝時期。唐朝建立之初，急需要打破門閥士族壟斷官場的局面，獲得更多的人才，擴大統治基礎，因此十分重視人才選拔。621年，唐高祖李淵下令：各州學生和地方的各類人才，在縣級和州級的考試後，就可以到京城參加考試。并且規定了考試的日期、對象、預選方法等。第二年，李淵又頒布诏令，宣布士人擁有“自舉”、“自進”的權力，于是出現了“懷牒自應”的報考方案。這些政策的頒布，就标志着國家定時公開設科招考的、士人自由報考的科舉制度最終形成了。

之後，唐朝的科舉制度又不斷完善。唐太宗規定進士必須讀一部經史，他沒看到新進士産生了，就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中矣”。不過唐太宗時期的進士錄取數量很少，因此考試難度很大，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唐高宗時期，進士名額得到了增加。武則天時期，開創了殿試和武舉的先河。到了唐玄宗時期，參加科舉的人數大規模增加，“一歲貢舉，凡有數千”。

在這個過程中，考試的科目不斷定型。唐朝最重要的考試科目為秀才、明經和進士。秀才主要選拔博學高才，在唐朝各科中地位最高，難度最大，不過該科目最後被廢除；明經主要考察儒家經典；進士科主要考察考生在詩歌散文方面的創作能力。因為唐代将詩歌創作納入考試範圍，也推動唐詩的繁榮。

需要注意的是，在唐朝的科舉制中，過去的士族依然占據絕對的優勢。他們憑借良好的家庭環境、教育條件和文化底蘊，長期占據着科舉錄取的大部分名額。如《唐書》所載830名進士中，有71%是來自于士族。在唐代的政壇上，也主要是崔、盧、李、鄭、王、韋六大士族占據優勢，他們共出宰相102人。但是科舉制的産生畢竟打破了士族過去壟斷仕途的現象，為寒門子弟提供了一個機會。終唐朝一帶，寒門子弟的錄取名額雖然少，但是比例确實一直在上升。

宋朝在唐朝的基礎之上繼續完善科舉制。在考試程序上，推行糊名法、禁止考生對考官稱門生（因此宋朝的考生都自稱為天子門生），使得科舉考試更加公平；在考試内容方面，王安石變法曾經廢除了明經，更加重視考核實際能力；在錄取規模方面，宋朝由于推行“文官治國”，因此大規模擴大了錄取數量。由于宋代文化的下移和科舉考試規模錄取規模的擴大，使得大量的庶族地主階層進入了國家官僚系統，士族已經不再占據優勢。從宋朝開始，中國的士族時代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鄉紳階層。

元朝時期，科舉制的發展受到了重大的挫折。直到1315年，元朝才正式恢複了科舉制度，史稱“延祐複科”。這次科舉考試雖然錄取規模有限，但是在中國曆史上卻有着重要的影響，因為這次科舉制标志着程朱理學成為了中國的官方思想。“延祐複科”規定隻能從《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出題，并且隻能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的說法作為标準答案。這就意味着，中國古代的考試科目從過去《五經》轉為了《四書》，指導思想從漢學轉為了理學。

明清時期，科舉制又重新恢複了起來，并且進一步完善了。在體系方面，明清科舉形成了由童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組成的五個層次，每個層次中又分為若幹考試組成，而且考中的各級考生都有固定的稱呼；程序方面，科舉和學校緊密結合，“科舉必由學校”，不準士人自由報名；在考試的格式方面，推行八股文，其文多拘于偶對，大抵冗長繁複，讓考試流于形式化；在考試内容方面，繼承了元朝以理學為正宗的規定，必須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限制範圍。

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制度雖然完備，但是卻限制了人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對思想造成了極大的禁锢。在唐宋時期，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的人才比比皆是；在明清時期，許多真正的人才反而不能通過科舉考試。如蒲松齡屢試不中，最終選擇當一位教書先生，但是他卻寫下了驚世駭俗的《聊齋志異》。明清時期出現許多對科舉考試進行抨擊的作品，如《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著名的大學者黃宗羲也認為當時的科舉制限制思想的自由、内容空洞無用、陷溺人心、敗壞學風等。

明清時期，正是世界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時期。在中國，也出現了這種轉變的趨勢，如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市民階層的規模壯大。市民階層的壯大改變了社會的觀念，出現了“工商皆本”“經世緻用”等反傳統的思想。特别是李贽、黃宗羲、顧炎武、王夫子等思想家，已經對傳統的理學思想進行了批判，甚至開始公開質疑君主專制。另外，随着“西學東漸”思想出現，一些先進的西方知識也傳入了中國，也對傳統的思想文化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但是，在明清科舉制度和教育體制的束縛下，中國士人大多數還是執着于“讀書當官”，将儒家之外的學問視為“奇技淫巧”，限制了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因而，在明清時期，科舉制已經開始限制中國社會的轉型。

在晚清時期，随着西方文化、科技和教育的不斷傳入，中國的傳統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就開始興辦新式的學堂，培養新式的人才。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要求廢除科舉制。早在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就提出過廢除科舉制，但是此舉必然遭到了傳統士人的強烈反對，最終無果而終。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清朝被迫推行“新政”，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就是要興辦學堂，廢除科舉。從1901年開始，清朝開始改革考試的内容，到1905年，清朝正式廢除了科舉考試。

科舉制度的産生主要是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它的衰落也是随着君主專制制度的僵化而出現。在早期階段，科舉制度加速了社會的階層流動，不僅為國家選拔出了大量的人才，也緩解了社會底層的矛盾。在後期階段，科舉制度逐漸走向了僵化，其開始的程序、内容都不斷變得狹隘，禁锢了人的思想。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它本身是先進的，而科舉制的衰落是在于其開始的程序和内容不符合時代的需求了。如果能夠将科舉考試的程序、内容進行改革，那麼科舉制依然能夠重獲新生。如今的“國考制度”和高考制度都是對科舉制的繼續發展，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出現的。可以說，科舉制是中國古代對世界政治文明做出了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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