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設性

每個人心中都住着一位異性

榮格在自傳中說：“靈魂，意即阿尼瑪，她與無意識有關。”阿尼瑪在榮格和他的心理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男子的靈魂是女性，在女性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則有阿尼穆斯，即男性原則，也是女性的靈魂。因為榮格是男性，他因個人的體驗更多地論述阿尼瑪。他研究的一個特點是他個人的經驗常常起到主導作用，而他的心理非常敏銳，多幻覺和夢想，因此有神秘主義者之譏。很多人不容易接受他。

可是，在所有領域中有大貢獻的人，不都是因為他們比别人更敏銳嗎？而敏銳和敏感顯然有女子屬性。甚至在最注重男子漢氣質的軍隊中，那些能夠敏銳地抓住戰機的人，才可能成長為傑出的統帥。有些人敏銳到令人不可思議，如有神助。印度數學家斯裡尼瓦瑟·拉馬努金使偉大的數學家都驚歎不已，他就說自己在夢中得到印度神的啟示。隻不過數學和科學是可證的（雖然數學家仍沒有能夠理解拉馬努金提出的全部公式，科學突破也多出自“幻想”），而心理學的主張還不能做到完全可證。這部分因為在心理學問題上，人們往往以自己為标杆，而人的心理有差異，理性的人很難理解直覺的人，反之亦然。兩性之間的互不理解也有這個因素，《男人來自火星 女人來自金星》的暢銷就是一個證明。

柏拉圖的《會飲篇》是一篇關于愛的對話。參加宴飲暢談的有阿裡斯多芬、蘇格拉底等人。他們談到，宙斯和諸神擔心強大的人造反，于是把人劈開為兩半。在被分開之後，男人們和女人們都尋求他們的另一半，原來同一個人的另一半，或同性的另一半，隻有被分開之前的陰陽人才會愛上異性，因為他們（她們）原來就是這樣的。這些會飲者相信，最高貴的愛是男人之間的愛。無論怎樣，隻有找到另一半，人才是完整的。

榮格追求的就是人的完整，但不是在同性之間，也不僅僅是肉體的愛。他認為，異性原則的顯現能夠促成人的性格趨于完整，而異性原則就在内心之中。他在《紅書》中說：“那陽剛之氣又如何？男子需要多少陰柔氣質才得以完滿，你知道嗎？女子需要多少陽剛氣質才得以完滿，你知道嗎？你們從女子身上找尋陰柔氣質，在男子身上找尋陽剛氣質。而這隻會讓男的更加男性，女的更加女性。但人在哪裡呢？男人，你不應該在女人身上找尋女性的，而應該在你的内在找尋、認出她，因為那是你最初已經擁有的。”同樣，女性也應該在她們的内在找尋陽剛之氣。

榮格預告了一個中性時代的來臨。确實，現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似乎正在變得更加中性。這或許是因為體力和暴力不再像在前現代社會中那麼重要，而細膩、敏感早已成為精細的現代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品質。女性在這些方面則有先天優勢，而教育和工作則使她們能夠更加獨立。

榮格指出，弗洛伊德的性欲動機和父輩權威之說，掩蓋了一個更高神祇的精神的原始意向，使他沒有認識到阿尼瑪的存在。榮格說：“弗洛伊德絕不是唯一一個含有這類偏見的人。在天主教思想的王國裡，上帝之母及基督的新娘也是經過數百年之後，才最終被接納進神聖的内室。”女子在基督教傳統中的地位并不高。榮格說：“在新教和猶太教裡，父權一直是主宰。”父權壓制了女性原則或阿尼瑪，不接受女性原則。同樣，阿尼姆斯也受到壓制，因為它使女子失去女性的特點。由此可見，兩性之間的區别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文化的産物。

榮格認為，阿尼瑪是“更高的神”送給人類的。他說：“這位神祇将一個混合的器皿送給了人類，這是一個能将精神轉化的神器，這個神器是一個阿尼瑪。”“精神轉化”，就是冶煉産生的精神變形。阿尼瑪是神送給人的容器，必定能夠容納很多元素，如此才可能熔煉。這正是女性原則的意義之一。榮格說：“在哲學意義上的煉金術裡，女性原則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與男性原則并駕齊驅。在煉金術中，女性象征的最完美表現就是那個可以完成轉換的神器。”在中國文化中，道教的内丹術也有精神煉金爐。《西遊記》受道教的影響，太上老君的八卦爐之火給了孫悟空火眼金睛，這雙眼睛擁有的大概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功能吧。

作為靈魂的阿尼瑪

榮格的“自性”（Self）原本是一個普通的詞，就是自我，在榮格這裡表示由意識與無意識結合而構成的完整的人。榮格在自傳中回憶他的1938年印度之行。他說，看到阿育王所建的桑奇大塔，“我非常激動地感覺到，桑奇山應該是某種中心。佛教的新的現實正在此處向我展現出來。我覺得佛的生命是某種作為自性的現實存在，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在佛看來，自性是高于一切神性之上的存在，自性是一個統一的世界，它代表着人類經驗的整體存在和世界的本質。而自性又包括了固有的存在和可知性的存在。若缺乏這二者之一，世界便不複存在。”

自性是完整的人格，個體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神秘結合。在禅宗，佛性其實也是自性，所以有“明心見性”。這個“性”不在佛，而在個人的心。如同集體無意識，佛性先天地存在于每一個人的心中。

榮格還說：“基督與佛有相似，雖然含義并不相同，但都是自性的體現。他們都旨在征服現世，不同在于：佛是出于理性的大徹大悟，而基督則是命定的殉道者。”佛陀和基督都拒絕暴力，佛的征服是用智慧——超越的智慧；基督則用忍耐。榮格認為佛是理性的，但那不是世間的理性。

榮格說，精神病醫生是靈魂的醫治者；阿尼瑪是靈魂。那麼，無論于對他自己還是病人，阿尼瑪都是他要時時面對的。阿尼瑪是一個拉丁詞，本意就是靈魂。榮格的阿尼瑪（anima）是陰性靈魂，還有顯現于女性的陽性靈魂（animus）。靈魂有理性，希臘哲學中就有很大的理性因素。在此之後，一些基督教神學家試圖用理性證明上帝的存在和偉大，例如奧古斯丁（354-430年）的《獨語錄》中有一段他與理性的對話。

基督教的信仰壓制了古希臘思想中的理性，要等到啟蒙運動，理性才占據上風，靈魂卻又被壓制。在基督教早期，理性的運用仍在繼續。在這裡，奧古斯丁認為理性與靈魂并不沖突。

對于奧古斯丁，人與動物的區别在于人有“理性的靈魂”，像上帝一樣的東西，他認為靈魂是理性的。後來這兩者被分開，甚至被對立。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後天的訓練的結果，缺少現代教育的人往往保留更多的原始沖動；在理性被欲望壓倒的時候，人們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與他們受到的教育的關系不大，例如在股市（逐利的欲望），在一潰千裡的戰場（求生的欲望）。更常見的性的欲望和對權力的欲望則可能成為犯罪的動力。

奧古斯丁說動物沒有靈魂。童話作家漢斯·安徒生繼承了這個觀念，但他寫的動物有愛。他的《海的女兒》（1837年）是一個愛的故事。美人魚為了愛變成人形（又是變形）。但她仍是動物，沒有靈魂，盡管她具有人的情感和智慧。愛不能拯救美人魚的生命，美人魚變成泡沫死去，而人在死後靈魂可以升天。

法國的文學批評家斯達爾夫人是浪漫派作家。她的《論德國》（1813年）說：“靈魂是一團火，它的火光穿過所有感覺；存在就在這一團火之中；哲學家的所有觀察和所有努力都應該轉向這個“我”（首字母大寫的賓格，在英文版是Me），我們的感覺和觀念的核心及推動力。”感覺是身體的功能，觀念則是先天的。它們共同構成人的心理的基礎，其核心和推動力都是“我”。她理解的靈魂是賓格的“我”，不是異性的“我”。但榮格可能認為這就是他認識到的阿尼瑪。

阿尼瑪在藏傳佛教密宗也不可缺少。在傳聞中，密宗的雙修多被落實為男女之間的肉體關系，這并非沒有根據。不過，雙修是靈魂的一種修行，“雙”的另一位明妃大多是修行者想象的女性，正如道教内丹修煉法術中的想象。可以把明妃理解為榮格的阿尼瑪。同樣，藏傳佛教的女神度母也是阿尼瑪。在密宗信徒的修行中，明妃和度母（以及其他神）保護靈魂，引領解脫。她們與阿尼瑪在榮格心理學中的作用其實是一緻的。

榮格現實生活中的阿尼瑪

在《母親原型的心理面向》（《榮格文集》第五卷），榮格認為母親原型幾乎有無限多樣的面向。他斷定：“阿尼瑪原型首先與母親意象融合，總是出現在男人的心理狀态之中。”弗洛伊德提出“戀母弑父情結”（俄狄浦斯情結），榮格則提出“母親情結”。“母親”不僅僅是生育他的那位女子，還延伸很多女性。

榮格父母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畏懼父親，但沒有弑父的念頭。他的母親有雙重人格，這在女子中似乎并不少見。但榮格的母親仍然很特别：她的另一面是祭司。榮格在自傳中說：“白天，她是一個可愛的母親，但到了晚上，她便顯得不可思議。然後，她更像那些預言者之一，這種人同時又是一種奇異的動物，像是洞穴裡的一個女祭司，富有古風而無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樣無情。在這種時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的代表。”

母親的神秘一面的人格把預言者（先知）和祭司的形象埋藏在榮格的個體無意識之中，也許不僅僅是生物學的遺傳，還有精神的遺傳和影響。

榮格和妻子艾瑪·榮格（Emma Jung-Rauschenbach）育有五個子女。艾瑪寫過《阿尼姆斯與阿尼瑪》（1941）。這本書被認為是對這一對概念的最好解釋之一。1955年艾瑪去世後，榮格說：“我的内心出現了要恢複我本來面目的想法”。在現實世界中，他的自性體現在湖邊的波林根塔樓，他自己設計和建造的家。1923年他的母親去世後，他動工建設第一層。妻子去世那年，他添建第二層。榮格說，這座塔樓就是母性的形象，一個子宮。他在塔樓裡感到安詳，把它當作一個比青銅還久遠的物件，他的個體化過程的具體化。塔樓完成後，他發現它是“精神完整性的一個象征”。

對于榮格，艾瑪逐漸承擔起母親的角色，他需要另外的女人。榮格的病人大多是女性，這不是他的選擇，女性比男子更多尋求心理咨詢。醫生和患者需要溝通他們的精神世界，女病人容易對醫生産生情感依賴，榮格的婚外戀大多是這樣建立的。艾瑪知道他的那些關系，也曾反抗，最後卻無可奈何地接受。

榮格的阿尼瑪沒有宗教的含義。對于榮格，阿尼瑪是靈魂，也可以是肉體的女人。他在自傳中說：“一個人如果沒有走過情欲的煉獄，就相當于永遠沒有戰勝這些情欲的機會。”但他錯過了多次機會。

前面提到過榮格的情人們，除薩賓娜·施皮爾賴因（一位經曆豐富的女子，有她的傳記電影，紐約大學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了她的傳記）之外，還有托尼·伍爾夫（ToniWolff，1888-1953年）等多人。伍爾夫在1910年成為榮格的病人。據美國的榮格研究者約翰·艾倫透露，榮格的兒子弗蘭茲·榮格在1983年對他說，伍爾夫“或多或少地”挽救了他父親的生命和理智。

伍爾夫出生在瑞士蘇黎世的一個富裕家庭，小時候就對哲學、神話學産生興趣。1909年，因為父親去世，她患上了抑郁症。這年她21歲。榮格是她的心理醫生，治療方法是鼓勵她使用自己的才智。伍爾夫成為榮格的助理，并在1911年陪他和他的妻子艾瑪一起參加在魏瑪舉行的精神分析大會。在這一年，她的治療結束。榮格在給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稱伍爾夫是他“新發現的自己”，這實際上承認伍爾夫是他的阿尼瑪。

因為夢到伍爾夫，榮格在1913年又給她寫信，請她回到身邊。在這一年，榮格和弗洛伊德徹底分裂，精神瀕臨崩潰，伍爾夫對于他更加重要。榮格寫《紅書》（一本關于他的夢與幻的插圖書，記錄了他當時的精神狀态）時，伍爾夫聆聽了他的所有夢幻。十多年後，榮格的興趣轉向煉金術之後，才中斷該書的寫作。因為榮格不能離開伍爾夫，她的妻子不得不接受伍爾夫總是在她的家中出現。他們組成“三人行”。榮格稱伍爾夫是他的“第二個妻子”。從1920年代到伍爾夫去世，這兩位女子經常陪伴榮格出現在公開場合。不過，伍爾夫總是覺得，她對榮格的内在智慧比對他的肉體更親近一些。

伍爾夫是一位基督徒。當榮格在1930年代投入煉金術的研究時，她不願意跟随他的興趣。1933年，伍爾夫邀請一批學生來到榮格的波林根塔樓，其中有18歲的女中學生馮·弗蘭茲 （Marie-Louise von Franz，1915-1998），她被榮格的心理學所吸引。同年，馮·弗蘭茲進入蘇黎世大學，專業是拉丁語和希臘語。她還在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在蘇黎世）旁聽榮格的講座。1914年，作為榮格給她的心理學訓練的回報，馮·弗蘭茲為榮格翻譯古典煉金術著作。因為煉金術是從阿拉伯傳到歐洲的，她又在蘇黎世大學學習阿拉伯語。這樣，馮·弗蘭茲取代了伍爾夫的助手位置，但她不是榮格的情人。

莎賓娜和托尼都被認為是啟發了榮格“阿尼瑪”概念的女子。但在榮格自傳的手稿中，他說到這個女人是墨澤爾（Maria Moltzer），他的一位情人。這個名字在自傳正式出版時被删去，或許是阿妮拉·賈菲（Aniela Jaffe）所為。賈菲是榮格傳記的記錄者和編輯。她從1947年起擔任榮格的秘書，直到榮格在1961年去世。她可能在榮格的自傳中增添了她想說的事情，删去她不喜歡的内容。賈菲是出生在柏林的猶太人，從納粹德國逃亡到瑞士，接受過榮格的心理分析。從這一點看，榮格不反猶。

伍爾夫是心理學家，著述不多，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她把女人分為四個類型：戰士、母親、名妓、靈媒。在伍爾夫與榮格的情感中，她的角色顯然包括靈媒，榮格通過她與自己的阿尼瑪對話。伍爾夫去世後，隻有艾瑪·榮格代表榮格夫妻參加了她的葬禮。有人以此譴責榮格的冷漠，但實際上，他是擔心自己會在葬禮中因悲傷而崩潰。

馮·弗蘭茲後來也成為榮格派的心理學家，在瑞士執業，出版了多本書。她的成就主要在對古代童話及煉金術的解釋上。這是榮格的研究路徑。功成名就之後，馮·弗蘭茲在山上的森林中建了自己的塔樓，從那裡可以俯瞰榮格的家——波林根塔樓。她死後葬在榮格墓地不遠處。

如詩人裡爾克那樣，榮格隻有在女人當中才有安全感。但是，榮格也知道，阿尼瑪是危險的。榮格在《紅書》中說：“莎樂美愛我，我愛她嗎？我聽到狂野的音樂，鈴鼓的聲音，月光下悶熱的夜晚，聖者帶着血污的凝視的頭——恐懼攫取了我。”莎樂美是榮格幻想中的阿尼瑪（她不是裡爾克的俄國情人莎樂美）。榮格的莎樂美是《新約》中的人物，她的舞蹈使施洗者約翰被砍頭。榮格對他的阿尼瑪保持着警惕，對妻子和情人也是自私的。在寫給情人薩賓娜·施皮爾賴因的最後一封信中，榮格說：“有時候你必須做一些不可原諒的事，隻是為了生活能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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