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馬來西亞成為因疫情嚴重反彈不得已重新封城的首個東南亞國家，這在提醒外界東南亞疫情升溫之際，也将該國暗湧的政治鬥争重新推向國際社會——現任首相穆希丁·亞辛（Muhyiddin Yassin）在去年2月上位後，各方勢力逼宮舉動不斷，都想趁着大馬此次疫情管控不力将穆希丁·亞辛拉下馬來。

這番鬥争充斥着政客個人私利的算計，但仍然處處可管窺大馬政治中永恒的主題，那就是族群和宗教。這兩個緊密相連的“雙胞胎”是理解大馬政治的密碼，且其起源可以從地理上找到相關答案。

馬來西亞

對于大馬去年的紛争，許多人可能隻是單純理解為前首相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與其應定接棒人安瓦爾（Anwar Ibrahim）争權雙雙失利，導緻穆希丁·亞辛漁翁得利，但事實上族群和宗教也是重要因素。例如馬哈蒂爾創立的“土著團結黨”帶有強烈的“馬來人（土著）優先主義”色彩，創黨初期禁止非土著人擔任高層和具有投票權，與執政聯盟中安瓦爾率領的“人民公正黨”以及華裔為主的“民主行動黨”理念相悖，可見這個隻為在2018年大選中推翻前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而拼湊的聯盟，本身就存在不牢固的地方。

因此，雖然其曆史性獲勝讓民衆感到有望整肅“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長期執政帶來的不正之風，但也讓馬來人擔心華裔借機“當家作主”，“巫統”更是大肆煽動“民行黨控制希盟”的陰謀論。再加上馬哈蒂爾的改革成績不打眼，“希盟”的執政地位便出現明顯動搖，2019年5場國會補選中就輸掉了4場。

當時身為“土團”黨主席的穆希丁·亞辛就向馬哈蒂爾谏言，勸其退出“希盟”轉而與一貫堅持馬來人優先主義的“巫統”和提倡更廣泛踐行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黨”結盟，以身份政治維持支持率。 “人民公正黨”的阿茲敏（Mohamed Azmin bin Ali）派系也直言為了挽回流失的馬來選民，需更有力地維護馬來人利益。

最後，穆希丁·亞辛率領土團與阿茲敏派系出走“希盟”，聯手“巫統”和“伊斯蘭黨”組建新政府，除了個人政治利益考量外，也體現了大馬政壇長久的華巫族群矛盾。

馬來西亞地理位置

為什麼族群和宗教會在大馬政治中如此突出？

這是因為馬來西亞建國初期華裔占到40%人口（含新加坡），又普遍經濟條件更勝一籌，馬來人出于維護自身地位的警惕情緒，不僅在法律中特别注明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著的特權地位，還踢走了占據重要地緣位置、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以降低整體華裔比例。

馬來西亞建國後還長期實行馬來人優先政策，導緻華裔産生了二等公民的感覺，因此族群矛盾和宗教問題一直是該國的政經熱點，各黨競選時免不了打身份政治牌。而回溯曆史，這兩個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因地理所造成的。

翻開地圖看看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大馬占據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馬六甲海峽，也是溝通中國及印度、中東、歐洲的最短航道，且由于馬六甲海峽西側（印尼蘇門答臘島一側）多暗礁淺海，東側（馬來半島一側）多深水良港，因此馬來半島憑其天然地理優勢，從古至今都是貿易中心，各國商人絡繹不絕。

依托于航運過路費，馬來半島上在7世紀至15世紀先後興起了三佛齊王國（Srivijaya）和馬六甲蘇丹國等區域強國。

此外，東南亞潮濕、多雨和高溫的熱帶氣候适合種植胡椒、肉桂、豆蔻等香料，而氣候不适宜香料生産的歐洲列國對其大為追捧，催生了利潤豐厚的香料交易，有德國史書記載14世紀時一磅豆蔻價值相當于七頭牛。

不過，盡管這些為東南亞帶來了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歐洲列強侵略殖民的噩夢。正是對于香料的狂熱促使歐洲列國向“傳說中的東方香料島國”進軍，開啟了對外殖民的大航海時代。

而馬來半島也正因為香料和戰略地理位置，成為西方各大帝國垂涎争奪的對象。

這些地理因素給大馬帶來兩大深遠影響。

馬來西亞，大約61.3%（1950萬）馬來西亞人是穆斯林。

首先是信奉伊斯蘭教。貿易交彙的馬來半島位于伊斯蘭文明、華夏文明、南亞佛教和印度教文明的輻射交彙區域，該地先是受印度佛教影響深遠，例如7至14世紀建立的三佛齊王國信奉大乘佛教，不過當該王國在信奉印度教的南方爪哇勢力以及北方佛教大國暹羅的侵略夾擊下衰敗後，出逃的三佛齊王子另行開辟馬六甲王朝，就選擇向中國和阿拉伯帝國尋求庇護以存活下去。不少觀點認為由于中國文化呈内向性、而伊斯蘭教具較強擴張性，這促成馬六甲王朝最終改宗伊斯蘭教以抵抗侵略，這也成為馬來西亞土著穆斯林化的起點。

第二大影響就是西方殖民以及華裔勞工的引入。上文說過，東南亞盛産的香料吸引了西方列國出海殖民，馬來半島在15世紀至20世紀在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之間幾經易手，雖然香料的量産使其神秘不再、利潤從17世紀起大打折扣，但馬來半島通航位置戰略性不變，依然是帝國争奪之地。在英國19世紀從荷蘭手中奪過馬來半島後，英國就先是将槟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座港口城市列為“海峽殖民地”，成為其殖民版圖中印度和香港的重要中轉站。

等到19世紀下半葉，英國亦發覺馬來半島擁有豐富的橡膠種植和錫礦資源，便開始更深入地開發馬來半島。由于這兩個行業都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為補足人力短缺，英國大量引進中國和印度勞工，有統計顯示在1800至1940年，前往馬來西亞的華工累計總數多達900萬人，這顯著改變了當地族群構成。在英國開埠前少人居住、仍遍布叢林沼澤的新加坡，更形成華人占絕對主導（建國前八成人口都是華人）的局面。

對于這種多族群混居的國家，英國向來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留下族群矛盾的爛攤子。在馬來半島，英國就将廣大土著農民束縛于農田，華人和印度人參與新興的礦業、橡膠業和商業，導緻馬來人對華人占據的經濟優勢地位大為不滿。此後，二戰時期日本入侵、馬來華人與中國同仇敵忾猛烈反擊時，更引起馬來人對當地華人忠誠度的質疑，兩個族群矛盾程度繼續加深。

因此，等到二戰後着手獨立之時，馬來人就堅持要建立以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著為主導的新秩序，憲法153條更是訂明馬來人在擁有土地、官僚機構、商業和教育領域的特殊地位，為諸多偏袒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同時為稀釋華人比例，馬來西亞1963年勉強接納新加坡之際，也将華人較少、位于婆羅洲島的沙巴和砂拉越兩州吸納入内，盡管兩地與馬來半島曆史淵源較弱，也為如今的東馬分離主義傾向埋下源頭。

種種舉措自然引起華裔等少數族裔不滿，李光耀更提出打造“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同強調“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的“巫統”唱反調，引發後者震怒，導緻新加坡在加入聯邦兩年後就被踢走。

此舉不僅旨在打壓争取族群平等的思潮，也能有效将大馬華人比例由42%降至35%，鞏固馬來人主導地位，可見種群政治之争蓋過了新加坡占據馬六甲海峽最狹窄處的重要地緣考量。

不知道大馬在面對新加坡成為全球貨櫃吞吐量第二大港口，而擁有輝煌曆史的該國最大港口吞吐量僅居第12時，會否生出幾絲後悔情緒？

而“巫統”在1969年大選中失利、華人上街慶祝更是引發了血腥的五一三種族沖突，馬來人的怒火導緻相對溫和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下台，更強調馬來人優先主義的首相敦拉紮克（Najib Tun Razak）上位，其制定的新經濟政策完全倒向土著，旨在将土著:非土著:外國人的經濟比率由2.4:33: 63調整至30:40:30。這固然能幫助解決族權發展完全失衡的現象，但也讓處處受制的華人生出二等公民之感。

另外，大馬當局強調馬來人身份與伊斯蘭教信仰的統一，提升伊斯蘭教地位，創立大學、銀行等，也讓普遍不信該教的大馬華人有被排斥之感。

直至現在，族群矛盾和宗教信仰帶來的身份政治，仍是馬來西亞政壇不變的主體，擅長利用這份嫌隙的“巫統”時不時抛出“華人寄居論”、“華裔為主的民行黨欲主導政治論”，就能煽動起許多馬來人的恐懼，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為政客為個人政治利益争鬥的政變，背後也隐藏着這兩個永恒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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