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隸書四大家”之——金農

金農(1687--1764)字壽門，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達數十種，浙江杭州人，博學多才。

金農隸書風格，沉穩果敢，奇崛憨直，隐約有《華山碑》與《天發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鄭簠的影子。這種影子又不是那麼的明顯與突出，這是金農的過人之處。他一方面是好古癡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個漢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近乎自負與自戀情結者。二者的結合，使其作品達到了無一筆不是漢人，無一筆不是自己的境界與高度。他的超前審美與定位，時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隸書四大家”之——鄭簠

鄭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蘇南京人。行醫為業，終生不仕。少時便矢志研習隸書，初學明末書法家宋比玉，一學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習漢碑，直至晚年。為訪山東，河北漢碑，傾盡家資，收藏漢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孔尚任在《鄭谷口隸書歌》中道:"漢碑結僻谷口翁，渡江搜訪辯真實。碑亭凍雨取枕眠，抉神剔髓歎唧唧“是鄭簠愛碑如癡的寫照”。

鄭簠廣習漢碑，《曹全碑》為其基本體勢與風貌。在此基礎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與其他漢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縱，神采奕揚的隸書藝術風貌，以異軍突起之勢，豎起碑學複興的第一面旗幟，是清代三百年隸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清代“隸書四大家”之——鄧石如

鄧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諱，遂以字行，改字頑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懷甯人。其書兼善各體，隸書成就最大，作品結體嚴整，具金石氣，篆刻刀法蒼勁渾樸，成就斐然，影響甚廣。

就書法功力而言,鄧石如是清代書家中用功最勤者,筆能扛鼎.章法結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學養和藝術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氣和黑、大、光、亮時弊的痕迹。隸書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氣息.在漢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諸家，種種缺憾，其作品不能說是高格，乃功力型書家，形而下的上品。

清代“隸書四大家”之——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甯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曾為廣東惠州知府、揚州知府，喜繪畫、治印、工詩文。著有《留春草堂詩抄》。

伊秉绶的隸書給人如對高山，如仰大賢的感覺，其面貌可用正、大、簡、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隸書創作發展史的正脈與主流風尚，同時也有人格精神層面的因素。從伊氏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顔真卿精神、風格面貌的隸書再現。人格的力量支撐着他的藝術風貌，磅礴壯嚴廟堂氣的背後是一個磊落善政的廉史，書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釋。“大”不僅指作品體積，更多是指作者的氣格與氣象。“簡”是伊氏書法的明顯标志，也是他自覺的審美追求，結體方正，分布均勻，用筆平鋪直叙，淡化了波挑，蠶頭燕尾等等一些隸書的裝飾用筆特征。作品給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單純而不單調，筆簡而意足，這是伊氏的能耐。一種提綱挈領，以簡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還體現一個“拙”字，用“成拙方為巧，入愚始見奇”這句話對應伊氏藝術再恰當不過了。這是藝術高層面的審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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