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在詩外，且行且珍惜。

茴香豆的茴字，有六種寫法。去杠杆的去字，有幾種寫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一

高級外行的1種寫法：少印票子

倘若你是傳說中的高級外行，你沒學過經濟學但是有常識、懂推理，你會說隻有1種寫法。杠杆嘛，就是債務和資産的比率，要降低這個比率，要麼減少分子也就是債務，要麼增加分母也就是資産。從政策工具的角度，隻能是減少分子，也就是少印票子。

可是你不僅有常識，還懂得推理，猜到了分子分母是同向變動了，因為債務增加了總資産也就增加了，總産出也會增加，所以減少分子的時候分母也是減少的，增加分母時候分子也是增加的，最後杠杆比率的變化是不确定的。

從數據上看，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總體杠杆率是一路上行的，從來沒有下降過，充分證明了“越降越高的杠杆”（圖一中用廣義社會融資總量和GDP的比率和兩杠杆率，2018年的數據是上半年數據）。

二

經濟學家的8種武器

倘若你是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你會說有去杠杆的去字，有三種寫法。去杠杆嘛，就是減少債務。減少債務，無非是三種辦法。一是還賬，二是賴賬，三是轉移賬。從邏輯窮舉的角度，沒别的辦法，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最簡單，還賬。問題是很多借了債的人還不起債，甚至本來就沒打算還，你又不能拿他怎麼樣，監獄人滿為患，你總不能把所有還不起債的人都關進監獄。何況，很多借債大戶是國企和地方政府，是親兒子，不能怎麼樣的。所以還賬這一招，行不通。

第二個是賴賬。還不起嘛，隻好賴賬。可是你知道嘛，這賴賬的賴字，有四種寫法。

第一種叫做耍賴，我就不還了，你怎麼着吧，俗稱耍流氓。見到潑皮破落戶兒，其實也沒太好的辦法的。倘若到處都是潑皮破落戶兒，就更難辦了。

第二種叫做展期，态度好一點。你知道我不會還，可是大家跑江湖的，山不轉水轉，面子上總要過得去，展個期吧。債務嘛，以後再說，我們相信後人的智慧。

第三種叫做破産，據說美利堅人是這麼做的，企業不行了就破産，有時候還叫破産重組，釋放經濟資源，重新組織生産。據說這招好使，你看美國那麼大的金融危機，通過破産重組加上政策救助，很快就煥發了第二春，現在經濟好得不要不要的。可是天朝借錢的能破産的都已經破産了，剩下的都是兒子和幹兒子，最不濟也是幹兒子的好哥們兒，破産行不通的，這招也不行。

第四種最高明，叫做通貨膨脹，通脹之後，物價上漲了，債務的實際值就下降了。你想想，一萬億的債務，如果物價上漲一倍，實際就隻剩下5000億了。所以高負債的人，做夢都想來一場惡性通脹的。

可是呢，傳說中的高通脹，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金融危機以來的2009到2017年，我國的通脹平均隻有2.2%，可謂非常溫和。而且，198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内的通貨膨脹是趨勢性下降的。日本從1990年泡沫破滅，債務壓身以來，一直在等待一場轟轟烈烈的通脹。可是都快30年了，等得花兒都謝了，就是等不來一場風花雪月的通脹。

所以這賴賬的四種賴法，都不太可行。

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你最後還有一種辦法，叫做債務轉移。怎麼說？你看我國的債務主要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和家庭部門的債務都不高的。所以呢，還可以有3種轉移債務的辦法，一是把地方政府的債務轉移給中央，二是把企業的債務轉移給家庭，三是把企業的債務轉移給政府。

可是呢，你這樣想，就有點圖樣圖森破了。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國家，不是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負責，因此是沒有獨立的債務的，地方債務最後都是中央兜底。債務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轉移，隻有會計意義，沒有實際意義的。

把企業的債務轉移給家庭，那就更不靠譜了。你知道嗎？在天朝借債是一種特權，不是誰都能借債的。誰都借債，那還不亂了套？家庭想要合法借債，唯一的辦法是買房子，可是現在房地産調控了，有錢的沒法買了，沒錢的也沒法買了，家庭還怎麼借債？難道你要讓億萬家庭都去搞紛紛破産爆雷的P2P？

把企業的債務轉移給政府，無非就是減稅或者增加政府補貼，可是你看地方政府債務那麼重，你覺得财政有很大的空間嗎？

清點一下經濟學家的武器庫，居然有1種還賬，4種賴賬，3種轉移賬，足足8種武器。遺憾的是，這8種武器都派不上用場。

三

曆史的旁觀者：去字隻有1種寫法

上面的9種寫法，都寫不出一個去杠杆的去字。若幹年後，這場去杠杆的曆史大戲，會如何演繹？

要回答這個問題，你首先要理解曆史的邏輯。在政策制定者面前，是難以逾越的兩大基本約束。一方面，你要完成2020年收入翻翻的任務，因此經濟增速不能太慢，2018-2020年的平均增速要在6.4%，從穩妥的角度，最好在6.5%以上。另一方面，你要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一切都免談。經濟穩定才能社會穩定，從這個角度看，也要保持一定的增速。這兩大約束意味着，任何可能發生的改革，都必然是帶電作業，不能停電檢修的。

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有且僅有一個，就是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的難度無需贅述，涉及的不僅僅是國企運作方式根本轉變，還涉及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40年來國企改革舉步維艱，早已說明了其中的難度。改革開放40年之後的中國，倘若還能再往前一步，需要一點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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