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恢弘氣象

在中國曆史上有兩個朝代分别為中華民族之後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個是西周，一個就是秦漢。在這裡之所以把秦漢放在一起，是因為秦朝存在時間太短，其影響需要借助其繼任者漢朝才能得到完整的體現。

西周的建立确定了中華民族的農耕文化特質，強調了人民與土地之間的聯系，定義了我們樸素的道德觀，是民族的塑型期。而秦漢時期君主集中制的建立則為中國未來兩千年的發展奠定了基調。

複原的秦漢風格宮殿

聯系這兩個時期的政治制度我們不難看出他們都有一位天下共主，但是兩者之間卻存在着巨大的區别。在西周擔任名義統治者的周天子隻有地位沒有實權，其地位的來源并非是其實力，而是天命所歸。而秦始皇則是依靠強大的武力平定了整個天下，在其登基之後似乎也沒有闡釋天命的問題。這時的政治邏輯十分簡單，誰有最強大的實力，誰就是那個實際領導者。

而經過漢朝的發展之後，我們驚訝地發現，天命和實力成為了相輔相成的兩個元素，在稱帝的過程中都必不可少，這樣的模式也在之後延續了兩千年，下面我就将為大家探索在兩漢時期君權和天命是怎麼重構其關系的。

漢朝之後的王朝應承的天命和周天子的天命是一緻的

在談論西漢時期的天命觀的時候，我們不妨先來看看秦朝統治時期的君權是什麼樣子的。在戰國末年，秦國逐漸發展成為了中國大地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他們經過了多代明君的治理之後逐漸擁有了超越山東六國的力量。

在嬴政在位時期，他們發動了吞并山東六國的戰争。在衆多出色軍事将領的帶領下，強大的秦軍掃滅了六國，成功統一了中國。之後秦王嬴政自命為皇帝，建立了秦朝成為了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君主集權制國家。

在秦朝建立的過程中，人們一般将目光放在戰國七雄中其餘六者的覆滅過程中，而沒有注意那個名存實亡已久的周天子的遜位。有人認為周天子對于國家的影響力在當時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周王室的滅亡對于曆史進程也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國消滅周王室之後，其領導人依舊以秦王自居，并沒有改稱天子，當時其餘的諸侯國中也沒有人站出來繼承這個位置，因此從某種層面上說，天命在這段時間"消失"了。

秦始皇更加看重實權

這樣的事情在之後的朝代中都是不曾出現過的，這也顯示出在戰國末期，人們對于所謂天命并沒有特别重視。此時的諸侯國們更加看重實際的問題，比如軍事實力的強弱和實際控制區域的大小。他們認為這才是奪取天下的根本，這也為之後秦朝時期君權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秦始皇登基之後，其并沒有将政治中心放在闡釋天命之上，而是迅速在中國各地推行他的新政，無論是建立郡縣還是統一文字，秦始皇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在全國範圍内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而且他還采用了相對嚴苛的刑法來管理秦朝的百姓，其對于軍隊和武器的嚴格控制也是為了增加皇權的絕對權威。

秦軍身着黑色甲胄也是水德的體現

雖然秦始皇在位的時候也曾經采納了五行學說的理念，将秦朝視為水德的繼承人，這也是天命論的一種體現。但這在整個秦朝的政治工作中十分不重要。秦始皇在封禅泰山的時候樹立石碑就當做繼承了天命，這在後世的朝代看來無疑是一種輕率的行為，但是在秦朝這卻顯得十分正常，因為秦始皇相對于天命，明顯更相信強大的實力，這也是那個殘酷的戰國時代對其造成的影響。秦始皇信奉的五行理論在《呂氏春秋·應同》篇中有如下記載：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陳勝吳廣發動的大澤鄉起義成為了秦朝滅亡的導火索

不過秦朝對于國力的過度消耗讓其十分短命，從陳勝吳廣發動起義之後，秦朝的統治很快就被各地的義軍所推翻。之後劉邦在和項羽的争霸過程中脫穎而出，并獲得了國家的統治權。在這個時候的政治氛圍中，五行學說依然占據主流，因此劉邦宣稱秦朝在位時間太短，自己才是水德的繼承人，并且建立了祭祀五帝的廟宇。

從這件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西漢政府繼承的天命更加像是現實世界中的自然循環，其是順應自然取得統治地位的，這裡面并沒有後世所謂受命于天的政治思想，此時的君權更多的還是依附于實際統治者的權力的，與天命之間還沒有實際的聯系。

在西漢建立初期，國家處于嚴重的内憂外患之中，當時西漢政府在北方面臨着匈奴的強大威脅，國内實力強大的藩王們也對中央政權産生了不小的威脅。經過漢文帝以及漢景帝的文景之治後，西漢政府才初步解決了内部權力問題，并且積累了不俗的實力。這才讓之後登基的漢武帝能夠一展拳腳，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

漢武帝劉徹

在取得了對外的決定性勝利之後，劉徹也開始關注起君權的問題來。随着推恩令等政策的頒布，西漢諸侯王的實力被進一步削減，中央政府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此時的漢武帝認為自己已經建立了了不起的功勳，其急需一套政治理論來彰顯自己的獨特地位。

在這個時候儒生董仲舒逐漸走上了曆史的舞台，其雖然終其一生都沒有在西漢政府中擔任要職，但可以說其對于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幾乎超過了當時的每一位大臣。這位儒家學派的學子對于《春秋》等儒家經典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和之前的儒家學子一樣，他對于周代的政治制度十分推崇，因此他認為重新闡釋天命是加強君權統治的必要手段。

西漢大儒董仲舒

為了解釋統治者與天命的關系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學說，即皇帝是天命在人間的代理人，其政治行為的好壞将會造成一些異象的出現。因此作為天命的繼承人，天子必須要端正自己的行為，擁有較好的德行，這樣才能保證國家風調雨順，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董仲舒的理論在《漢書·董仲舒傳》中有如下記載：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在董仲舒的理論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其對于統治者的要求是要規範行為而不僅僅是道德，這和後世儒家對于君主的要求是有一定區别的。我們知道到了西漢後期，朝中大臣對于君主的要求變得更加簡單，那就是隻要他能保證自己的德行就足夠了，而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還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

筆者認為這主要有兩條原因：

• 一是當時天命就等同于君權的理念還提出不久，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 二者那時的西漢政府還處于積極進取的時期，君主也擁有着絕對的權力，因此提出君主隻需要保證自己德行的要求是不合時宜的

漢武帝時期的西漢王朝有着積極進取的精神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中還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并沒有明确給出西漢統治者得到天命的原因。他隻是解釋了現在天子的行為會影響世間的發展，卻沒有給出為什麼應該是他們來繼承這個天命。

但無論如何，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意見，認可了他的說法，他不但将儒家學說設置為西漢的國學，成為了政府的政治綱領，更恢複了對于上天和後土的祭祀，而不僅僅祭祀之前代表五行的五帝。這樣的改變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對後來西漢政治思想的發展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現存的後土祠

首先是漢武帝的做法讓儒家推崇的天命論再次回到了大家的視野之中，而這個天命和之前周天子所接受的天命是一緻的，這為傳統儒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另一方面這意味着西漢政府将五行之德視為天命在不同時代的不同表現，而真正的天命是始終唯一的，這也促使漢武帝作出了将水德改為土德的改變。而這又給了儒家學子發展的空間，他們可以用周代對于君主的要求來監督君王的行為，因為天命不變，則要求自然也不變。隻不過董仲舒留下的天命何來的疑問還要交給後人來完成。

在西漢後期随着儒家文化地位的提高，其傳統觀點再次充斥在政府之中，其中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君主應該以德行來治理國家，而不是依靠過于嚴苛的政策。這樣的理論其實是對漢武帝之前政治路線的一種批判。不過随着文化範圍的改變，這樣的理論也得到了統治者的默許，在這樣的政治範圍下，天命歸屬的理論終于在班彪等人的努力下被逐漸完成。

班彪是西漢末年的大儒，是《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其在政府中曾經擔任要職，其對于儒家文化有着極深的造詣。在王莽篡權之後，其逃到了當時占據隴西的隗嚣手下做事。在這段時間中，隗嚣曾經向其詢問現在天命是否已經更替，劉氏王朝的江山是否易主。班彪便作了一篇《王命論》闡述了自己的想法。

東漢名臣班彪

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闡釋了漢朝得到天命依靠的是其出色的德行，而且漢高祖劉邦又是堯帝的後裔，在劉邦起兵的時候也出現了種種異象，這都是他們得到天命的證明。而如今雖然西漢政府暫時失勢，但是前面的幾任君主都沒有作出太多有損于德行的事情，雖然現在王莽當權，但是天下的百姓依然期盼劉氏再掌大權，從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天命依然為劉氏所有，并不是其他人能夠觊觎的。

從班彪的看法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漢末期的儒家發展脈絡，在這段時間中他們已經将君主的合理地位與他們的德行聯系到了一起，這樣的學說也替董仲舒解答了其遺留下來的問題。之所以此時班彪能夠得到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因為在西漢末年出現了外戚專權的現象，這讓皇帝的權力被逐漸架空，實際權力不再是君權的直接來源，否則霍光等權臣明顯更有理由取得天命的眷顧。因此用道德來闡釋天命的歸屬也就成為了大勢所趨。

西漢權臣霍光

在這樣的理論下，天命逐漸取代實權成為了君權來源的終極解釋，這樣的理論對于中國後世社會的發展造成了長遠的影響，因為誰能從理論上驗證天命所歸，誰就能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并不需要達成統治事實。像東晉政府在偏安江左之後依然可以依靠其繼承晉朝正統帝祚的事實來維持其正統地位，哪怕他并沒有實際控制中原地區這一政治中心。

而這一理論的另外一個影響體現在君權更替之上。秦漢都是依靠統一全國的實際戰績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後來的君主則需要為自己尋找一個合适的理由，證明自己已經能夠取代前面的統治者獲得天命的認可。因此曹魏篡漢，和西晉篡魏都是依靠禅讓來完成的，這樣也是最簡單的闡釋天命更替的方法。

禅讓帝位

與此同時，因為天命是不因為人的意志所更改的，因此天命常在，則天子常在。之後的中國再也沒有出現秦朝消滅周天子之後導緻天命無人繼承的局面，相漢獻帝禅位的時候就曾經說過"神器不可以久曠"，這也是這種天命觀帶來的改變之一。漢獻帝的禅位诏書在《三國志·魏文帝曹丕紀》的注疏中有記載：

"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随着儒家文化的發展，君權逐漸從一種由實際統治決定的權力轉向了一種天命的代表，這也讓皇帝成為了一種必須的社會階級，哪怕其并沒有實際的權力，這也是這種觀點對于中國曆史的一種影響。

漢獻帝禅位于曹丕

說起中國曆史，持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政治制度。而在這個制度中，皇帝的存在是其最基本的特點，而确立這一制度的秦漢兩朝，在其發展過程中完成了将皇權貶為政治符号的工作，這也是皇帝制度能夠長久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秦始皇剛剛設立皇帝這一稱号的時候，其實他隻不過想用這個稱号來顯示自己的功績。皇權在這個時候還是依附于其強大的實力和崇高的政治地位的。對于周天子那種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秦始皇是不屑一顧的。不過随着西漢時期儒家文化的複興，皇權在其實權的基礎上被加上了天命的色彩。而随着皇帝權力的逐漸下降，以實際權力來決定皇權歸屬顯然是不利于國家統治的，因此班彪等人将皇權的來源完全歸于天命，而不依附于實際的權力歸屬，這就使得東漢時期的皇帝相較于政治能力，更加注重自己的個人道德。

而且班彪的這種理論也對未來的朝代更替造成了十分大的影響，雖然我們知道皇朝更替的本質還是前朝的失勢，以及後來者的掌權，但是道德也成為了必須考慮的因素，這也讓中國的統治者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約束，也算是這種天命論的一點貢獻吧。

參考文獻

1《呂氏春秋·應同》

2《漢書·董仲舒傳》

3《三國志·魏文帝曹丕紀》

文章内容來自今日頭條：鴻儒說史 獨家原創（部分圖片來自網絡，如存在疑義，請聯系删除。）我們将持續為大家輸出精彩的原創文章，歡迎小夥伴們訂閱轉發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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