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扶貧志》 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近兩三年來，精準扶貧、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不少，或寫國家層面，或瞄準一省、一市、一縣甚至一村；或全景式表達，或側重基礎設施建設、思想觀念、文化教育、醫衛配套、産業發展、先進事迹等某一方面。作家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形成一場令人矚目的紙上風暴。而引發這場風暴的原點，就是“精準扶貧”首倡地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梨子寨。見證這場風暴的，除了2013年11月3日這一時間點，還有梨子寨靠近山頂處一棵古老的梨樹。

這棵梨樹，在文學乃至美學意義上，成為了精準扶貧的一個地标。盧一萍的四十萬言《扶貧志》就是由這棵梨樹開篇的。從這棵樹出發，他以花垣縣為原點，以湘西為腹地，以湖南為案例，向世界講述了中國脫貧事業獲得巨大成功、誕生人間奇迹的原因。

《扶貧志》由五篇十八章和前引、結語構成，且綴有後記。第一篇“首倡地”寫花垣縣委書記羅明和十八洞村駐村幫扶隊長龍秀林，對風暴發轫地的幫扶探索、舉措與行動。第二篇“大地基石”寫田金珍、龍獻文兄妹，譚紹鮮、譚澤勇、田昌英等幾位本土本鄉村幹部舍己為人、帶領村民脫貧緻富的故事。第三篇“且将他鄉當故土”寫邱孝、劉斌、楊凱、時鵬等幾名異鄉人，從省城長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駐村擔任第一書記和幫扶隊員的所作所為。第四篇“在懸崖上逆襲”寫了酒鬼龍先蘭、病殘女吳添春和留守女譚豔林三位生于斯長于斯的年輕一代村民，與命運頑強抗争，反過來幫助其他村民脫貧緻富的人生之變與奮鬥奇迹。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寫幾位有想法、有情懷，已然從農民變成城裡人的理想主義者，毅然返身貧瘠邊遠農村，帶領村民戰貧奔富、立志振興鄉村的故事。他們中有“90後”“50後”，有大學生，也有失學者，他們是麻興剛父子、石澤林、王少甫、張順心和犧牲在扶貧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

由此看出，盧一萍的筆墨完全用在了人的身上，基本上是每一章主寫一個人，寫出了一組置身精準扶貧戰中各色人等的生動群像。人脫貧了，也就意味有産業的興起，意味着有衣食住行、有宜居環境，也就意味着村子脫貧、農村脫貧了。所以，扶貧即扶人，而扶人，必先扶志。所以，書名中的志，既指志書的志，又指志氣的志。

寫人更應該寫人的内心。可内心又被對方衣飾和肉體的城堡緊緊包裹，看不見，摸不着，怎麼寫？這個難不倒盧一萍。為避開誤寫、謬斷的尴尬與風險，他将這一作業交給了采寫對象，由他們自己一字一句、落子有聲地講述出來，而盧一萍所做的，是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和時間去檢驗。

這樣一來，《扶貧志》就具有了複調式叙述結構。書中每一章，基本上都是由兩個人的講叙交替相嵌疊加而成。一個人是作者自己，講地緣與曆史、背景與環境、由來與過程、效果與影響，穿針引線，承上啟下，擔當總編導的角色。另一人(其中兩章為兩人)即采訪對象，講人生經曆、苦難與絕望、失敗與成功、矛盾沖突，尤其講心路變遷和思想心得。還有一種複調，是全書五篇由本土人與異鄉人、扶貧人與被扶貧人、官方人士與民間人士等不同身份者穿插回旋形成的複調。

沒有寫作的田野考察、現場感與親曆性，何來非虛構？偏偏是，盧一萍反其道而行之，讓讀者從引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畢結語，竟沒能看見一個“我”字!他的策略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後記中。如是，後記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或者說與正文演繹了一種複調，亦即本書的第三重複調。

除了叙事結構的特色，《扶貧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真實性——它的驚心動魄、步步驚心的真實性。由大密度的感人細節波連波、浪打浪奔湧成的扶貧人的感人事迹，讓我幾次動情，不得不在壓住哽咽和淚奔中閱讀。比如老兵王新法建烈士陵園的決絕，比如好幾位原本家境富裕的村幹部，因幫助村民脫貧，卻顧不上自己的情狀。也有的故事，帶給我的是沉重與喜悅相伴的感動，比如大字不識幾個、賣了一頭豬就敢拍電視劇《千裡尋母記》的傳奇人物田金珍。在表現這些時，作者“我”用冷靜、不動聲色的零度叙述呈現，但卻絲毫掩飾不住被采寫的主人公現身說法的感染力，他們坦誠的、原汁原味的講述，充斥着情感的溫度。從這一點上，也可看出作者對複雜語境處理的高妙，筋筋絆絆，一枝一葉，說服力很強。

寫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寫扶貧期間，也寫扶貧之前和扶貧後的未來——這填充和撐開了《扶貧志》的格局與志向。書中和盤托出的諸多案例、樣本，其稀有性與豐饒性，實驗性與先鋒性，典型性與囊括性，尤其是可複制性和推廣實效，為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中國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戰役，提供了一部彌足珍貴的文學史料。可以想見，沒有一片赤子情懷，沒有對土地的信仰，沒有敢于吃苦的作風，盧一萍的采訪就不可能這麼深入，更寫不出風暴中的那幾多微瀾、微瀾中的那幾多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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