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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翼天使為什麼不孤獨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27 15:42:29

仲春周末,北京天氣晴好。因為新冠疫情,54歲的姜紅霞正處于居家輪崗狀态,本次輪崗已過去11天,3天後她就要進入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的大院裡,替換下封閉在院内已連續兩周沒有回家的同事,照料10多個孩子的生活起居,幫助他們做康複訓練,教知識,講故事。

她惦記着好些孩子喜歡音樂,便戴着老花鏡、盯着電腦下載了不少歌曲和動畫片。

姜紅霞住在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家屬樓5樓,她已在這裡住了26年。家屬樓院牆和福利院院牆隻隔着一條窄窄的馬路,從她卧室的窗戶看出去,正對着大院裡的一塊小操場,操場右手邊的康複樓2層就是她的工作之所,空中直線距離不過30餘米。

她的微信頭像是藍天白雲下的大院主樓旗杆,背景圖則是院門口流淌的清河水。這是她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工作單位,1988年來時僅20歲,這家單位也僅4歲,半生年華都播撒在這直徑數百米的地盤上。

她覺得,一座城市有沒有兒童福利院,大不一樣。

北京第一所兒童福利院

中重度殘疾率95%——這是目前院内400餘名孩子的現狀。腦脊膜膨出、腦癱、先天愚型、唇腭裂及其他多發畸形、貓叫綜合征、歌舞伎綜合征……這些光聽名稱就能令常人産生某種壓力的病症名,在姜紅霞口中說出來時,已顯得平淡自然。

送到這裡的孩子,除了殘疾,還有一個普遍特征:孤——他們大都既孤且殘,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是社會保障底線中的底線。

用福利院院長張志良的話來說:“這所院子的主責是做好北京市相關孤殘兒童養育照料及康複服務工作,主業是對他們進行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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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兒童福利院2021年兒童節聯歡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位于海澱區清河街道,誕生于1984年,是北京第一所兒童福利院,由當時的北京市社會福利院劃撥分離、單獨成院。16年後,北京第二所兒童福利院成立,至今全市已有15所兒童福利機構。當年的社會福利院仍在原址,與兒童福利院一牆之隔,已更叠為北京市第四社會福利院。

38年來,正式在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登記入冊的孩子累計近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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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大院

姜紅霞已不知多少次面對新入院的孩子,但每次都會湧起一股情緒:“好委屈。”

“替他們委屈……怎麼就被爸爸媽媽遺棄了呢?怎麼就沒有家了呢?”面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她情緒難平,摘下老花鏡,拿出紙巾拭去眼角的淚花。

姜紅霞出生在北京某礦區大院裡的普通工人家庭,上有姐,下有弟,家庭健全、溫暖,鄰裡友好。境遇的反差令她對院裡孩子更為心疼。

十年前入院的一個孩子令她印象極為深刻。1.01千克、18天——這是孩子入院時的體重和出生天數。

“超低體重的早産兒,成人巴掌大的一個小姑娘。也許,當時父母都以為她活不成了……”姜紅霞緩緩訴說,工作人員擔心把她弄骨折了,不敢用手,用一個托盤盛着,把她放進暖箱裡。

選派照顧她的是院裡技術最精湛的護士,喂奶用滴管,從一次兩三滴到十幾滴,換尿布前先用烤燈把手烤暖。慢慢地,小姑娘越來越健康,越長越漂亮,能走,能說,還喜歡随着音樂律動,後來被愛心家庭收養。

“太欣慰了!”姜紅霞感慨。

這裡主要收留養育來自北京市公安局機場分局、天安門分局、西站分局、開發區分局、清河分局和市公交總隊接警處置、送醫救治的棄嬰。

大多數父母選擇把孩子遺棄在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在張志良看來,不管當時是無奈還是無情,仍折射出内心深處的人性,存有一絲期待:讓孩子被好心人發現,赢得一個生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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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和孩子在一起

百家姓

被遺棄實屬不幸,能輾轉進入兒童福利院,卻是不幸中的萬幸。北京城裡有一張這樣的兜底之網,伸出諸多觸角,将這些不幸的、沉沉下墜的孩子們托住,不經意間完成了命運的巨大轉折。

“我真不敢想,如果他們沒進福利院,會是什麼結果。”姜紅霞說。

進入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的孩子,除某些因生理病症太重死亡外,某些狀況相對良好的會被家庭收養,某些會在14歲時流轉至其他福利機構,位于順義區的北京市第二兒童福利院就是最大的流轉出口。

按照百家姓,1984年入院的男孩姓趙、女孩姓錢,一年年排序下來,最新一撥進來的男孩姓樂、女孩姓于。

孩子們入院後,首先會在觀察區進行綜合性評估,再依據評估結果進入不同養育專區:身體和智力相對正常的孩子将進入教育區,接受較為系統的學齡教育;殘疾程度較輕、具備康複可能性的孩子将進入康複區;殘疾程度嚴重者則送往養護區。

姜紅霞現在康複區工作,共有35個孩子,分3個房間,她負責的那間有14個孩子,年齡7-15歲。大部分孩子習慣稱呼女工作人員為“媽媽”,姜紅霞是他們的“姜媽媽”。

姜媽媽對孩子們的生活待遇相當滿意,尤其是夥食。比如,每天中午慣例有水果,紅的火龍果、綠的猕猴桃、白的梨、黃的哈密瓜、淺黃的香蕉……切成小塊拼成五彩拼盤,好看好吃又營養。

不僅要保障夥食營養,還得提供知識精神營養。

“單純憐憫他,沒用!”姜紅霞說,“你能替他成長嗎?能替他找工作嗎?不能!”她認為,讓孩子們建立自信,讓他們掌握一技之長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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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兒童福利院2021年兒童節聯歡會上,姜紅霞表演詩朗誦

2014年前後,姜紅霞接手了8個肢殘較重的孩子,那會兒他們沒人能寫出一句完整的話。她着急,用兩年時間,教會他們寫小作文;數學從加減法開始,九九乘法表、四則運算、分數、質數與合數……後來,有個孩子被家庭收養,兩年後發微信告訴姜媽媽,自己上高二了,“幸虧您那時候教給我基礎知識,不然根本跟不上”。

濤濤也是那撥孩子中的一個。他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需輪椅為伴。姜紅霞教了他3年,在教學中發現他擅長手工和繪畫,便在這兩個方面給予更多啟發和指導:教他做過手鍊、端午節香包、軟陶泥塑,乃至刺繡和古建卯榫模型。他的好幾幅畫作還被當作禮品贈予入院參觀的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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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濤在做刺繡

2019年4月,濤濤流轉至北京市第二兒童福利院,在那裡的内部特殊學校就讀,現上七年級。離開3年後,當記者問他對于清河時光最深刻的印象時,他回答了三個字:“老師好。”

12歲的小女孩丹丹說,自己将來“想當一名廚師,第一頓飯就做給姜老師吃”。

姜紅霞帶過的孩子裡,有上高中的,有上中專的,還有人拿到了大專文憑。

給學生“一杯水”,老師必須擁有“一桶水”。面對一撥又一撥不同需求的孩子,姜紅霞逼着自己不斷提升、博學,她畢業于職高幼教專業,後自學考取了北京教育學院的專科和本科,曾去香港進修,現在已經拿到了高級教師職稱。

“每次送孩子出院的時候,我會想,總算沒耽誤你們,沒誤人子弟。”這讓她心裡坦然。

現在,她的課堂上,孩子們已經學着欣賞京劇了。

《巢》

這所大院占地45畝,硬件設施齊全,建有康複樓、醫療樓、培訓樓、居室樓等主體設施。工作人員分三班上崗,以确保院内所有孩子一天24小時都有人照顧。

在康複樓大廳裡,有一幅大型浮雕《巢》:數根粗壯的樹幹支撐起一個鳥巢,鳥媽媽在巢裡給雛鳥們喂食;天空中,一輪太陽揮灑着溫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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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兒童福利院浮雕《巢》

張志良解釋:鳥巢代表着北京市兒童福利院,雛鳥代表孩子們,鳥媽媽代表工作人員,太陽代表着黨和政府的關懷,樹幹代表着社會各方力量。

這是一家全額撥款的公益性事業單位,政府支持是它強大的支撐與後盾。張志良告訴本刊記者,政府一直持續加大資金保障力度,2022年兒童人均生活費保障标準較十年前增長了53%。

除此之外,社會機構、愛心人士也給予了資金、志願服務、醫療保障、公益演出等支持。

2016年,青年導演張笛笛帶領團隊入院慰問演出,被大院裡的生活感動,為其量身打造音樂劇《希望的家》,由老師和孩子們本色出演。姜紅霞是主演之一,該劇僅在内部演出過,而她心裡仍埋藏着一個願望:“到人民大會堂演一場。”有一陣新聞曝光某些受雇保姆對孩子發脾氣甚至打罵,這令她十分生氣:“真該讓他們看看這個劇,看看我們是怎麼看護孩子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所院子都是關起門來默默做事。2017年開始設置媒體開放日,連續三年邀請20餘家媒體記者入院采訪。

“開不開門,确實不一樣。”張志良、姜紅霞都深深認可,這一舉措既增進了社會的認知和尊重,也增強了職工的榮譽感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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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裡的孩子們在做手工鑽石畫

曾經,北京多家頂級醫療機構對北京市兒童福利院開啟了綠色通道,如北京兒童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醫三院等;有的還組織專家入院為孩子們義診,或者為院裡的醫務人員提供見學、進修機會。

張志良說,這裡的孩子殘疾及病症程度較重,目前常年需要在外診斷治療的孩子近50個,仍然迫切需要醫療機構的支持。

作為院長,他也看到了事業發展上的一些瓶頸,尤其是專業隊伍建設。他呼籲,建立專業技能人員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的制度機制。

“畢竟,鳥媽媽更健壯,雛鳥們才會哺育得更好。”他說。

城市保溫壺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在北京城的哺育下誕生、成長,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哺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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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的曆史文化長廊

姜紅霞始終覺得,兒童福利院承載着一座城市的溫情,它讓城市溫暖而美麗;那些被遺棄的孩子有了新家,有了愛他們的媽媽,因而不再害怕。

“兒童福利院就像城市的保溫壺。”張志良說,“經濟水平決定城市的高度,科技水平決定城市的速度,對弱勢群體的保障決定了城市的溫度。”

他借用木桶理論打了個比方:對孤殘兒童的保障,就是城市裡那塊最短的木闆。

一年多前,張志良從北京市民政局辦公室調任北京市兒童福利院院長,他坦言這兩年自己更接地氣了,内心去掉了不少浮躁、不少雜質。他曾接待過不少外部人士參觀,“看完一圈之後,沒有不抹淚的”。

在張志良看來,那些支持、幫助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的機構或個人,在參與過程中,就獲得了某種反哺:既履行了社會責任,體現了社會價值,也接受了精神洗禮,得到了心靈升華。

中國出版集團華文出版社社長包岩對此深有體會。2021年6月,她和多名同事帶着愛心物資入院調研慰問,被這個“折翼天使”的愛之港灣深深感動。

“這是一趟滌蕩心靈之旅。醫護人員在做着功德無量的事。”包岩告訴本刊記者,“等疫情緩和了,我還想再去,要和他們形成長久的支持——這不是單向的支持,是互相的促進,他們也在幫助我們心靈成長。關愛弱者的民族才能聚人心,關愛兒童的民族才有未來。”

姜紅霞還有一個願望:與科研機構合作,對部分殘疾重症進行跟蹤研究。比如,她很想知道,那種讓孩子長得像化了濃妝的歌舞伎綜合征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患兒的智力水平最終能達到什麼程度?

這些想法背後,是這位從業34年的姜媽媽希望借助專業力量,化被動為主動,合力探索孤殘兒童護理保障的新邊界。“這會讓我們的城市更有力量。”她說。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曆史上,接收孩子最高峰時,一年能達到近100個孩子。現在,兒童福利院已經連續兩年沒接收過新人,最新入院的3個孩子都是2019年進來的。随着經濟社會發展,文明程度提高,以及優生優育的開展,棄兒已越來越少。

“沒有遺棄就沒有傷害。如果全國的兒童福利院都撤了,不再需要我們了。對社會而言,這是一個最圓滿的狀态。”張志良說。

(文中濤濤、丹丹為化名)


來源:新華社

編輯:佳祥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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