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進步曆史觀是怎麼樣?秦國曆史上，由餘是一名舉足輕重的人物早期秦人的頭号對手是近鄰西戎，而後來幫助秦人打敗西戎的正是由餘史料記載，“穆公求士，西取由餘于戎……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司馬遷的進步曆史觀是怎麼樣?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司馬遷的進步曆史觀是怎麼樣

秦國曆史上，由餘是一名舉足輕重的人物。早期秦人的頭号對手是近鄰西戎，而後來幫助秦人打敗西戎的正是由餘。史料記載，“穆公求士，西取由餘于戎……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那麼，秦穆公具體是如何得到由餘的？有說法是，西戎大臣由餘到訪秦國，秦穆公與其一番交談後，認為由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和大臣用計離間戎王與由餘，最終把由餘“引進”到了秦國。

在《史記》《韓非子》《韓詩外傳》《說苑》等古代典籍中，還有“由餘對秦穆公問”的記載。那麼，秦穆公和由餘究竟說了什麼？

《史記》是這樣記載的：由餘到訪秦國，秦穆公熱情接待，帶他參觀秦國宏偉的宮室、豐富的積聚。由餘看了之後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這是批評秦穆公追求奢侈，勞民傷财。秦穆公聽了“怪之”，即不明白由餘為什麼批評。

依照邏輯，接下來由餘應該闡述奢侈對國家的危害、節儉對治國的重要。可《史記》沒有這麼寫，而是又讓秦穆公提了一個話題：中原各國用詩書禮樂法度治國，還會出現混亂；戎夷不用詩書禮樂法度，想把國家治理好是不是太難了？戛然中斷尚未探讨清楚的問題，令人感到有點突兀。

在《韓非子》“由餘對秦穆公問”中，穆公先問由餘：我常常聽人談論治國之道，卻從未見過好的治國之道是什麼樣。因此，我想聽一聽古代的明君因何得到國家，又因何失去國家？由餘回答：他們憑節儉而得國，因奢侈而失國。

穆公再問：我虛心向你請教治國之道，你為什麼說起了節儉和奢侈？這一問，相當于《史記》中的“穆公怪之”一句。于是，由餘以堯舜禹為例進一步解釋奢儉在治國中的重要性。主客之間的對話連貫、緊湊、順暢，最後以由餘成為秦穆公的臣子收尾。

應當看到，《韓非子》是先秦典籍；《史記》《韓詩外傳》《說苑》都産生于漢代，而且均是在輯錄、采用前代（主要是先秦）文獻基礎上生成的。

《史記》與《韓非子》所記顯著不同，且存在明顯邏輯問題，原因也許隻有一個：司馬遷對《韓非子》“由餘對秦穆公問”相關内容進行了修改，删去原本的奢儉之論，轉而以“詩書禮樂法度之治”與“一身之治”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的讨論補之。之所以要這麼做，是為了借此談論漢王朝選擇立國制度這一重大問題。

漢朝初期采用道法結合的黃老之治，“填以無為，從民之欲，刑罰用稀”。至文帝朝，賈誼看到因為“制度疏闊”造成“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便提出儒法結合的“一身之治”：君遵從禮制，待臣以仁；臣嚴格守法，侍君以忠，“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其後，中央集權逐漸加強。至武帝朝，儒法結合俨然具化為外儒内法。

在《史記》中，由餘對“詩書禮樂法度之治”的批判，實際上可視為司馬遷對武帝實施外儒内法的評價。司馬遷看到以道法、儒法立國的不足，便借由餘之口提出儒道結合的“一身之治”，即“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以期達到君仁臣忠、一體同心、國家大治的效果。

（作者：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玲）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夏斌 題圖來源：圖蟲 圖片編輯：徐佳敏

來源：作者：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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