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畫像

正如越是窮人，越喜歡說“祖上曾經富過”，一個時時把家譜挂在嘴邊的人，自身狀況一定好不到哪裡去，因為除了祖先，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炫耀的了。如果我們真的堅持這樣的想法，并且和杜甫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話，一定會因此輕視他的。

杜甫最喜歡炫耀他的祖先，當然，他的祖先中也的确有兩位很值得炫耀的人物：一位是晉代的大将軍杜預，非但功勳蓋世，而且學富五車，在唐代官修的儒家經典裡，就有杜預為《左傳》做的注釋，這是唐代考《左傳》的科舉考生必讀的内容；還有一位就是前文介紹過的杜審言，他是唐代的詩歌大家，也是一位極盡誇張之态的自戀狂人。

史籍裡的杜預還是蠻有溫良恭儉讓之風的，不知為何傳到杜審言這一代偏偏性格張狂起來。杜甫幸或不幸地遺傳了杜審言的狂妄基因，卻失去了杜審言得以狂妄的家世。

杜甫那時，家道早已中落，遠不及先祖時代的既富且貴。所以杜甫要想謀取前途，也必須和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樣，跋山涉水，到京城長安尋找機會。所謂尋找機會，機會其實隻有一個，那就是創始于隋朝并興盛于唐代的科舉考試，而要想通過科考，打點門路的本領比一切都更為重要。

在打點門路這件事上，祖先的名望其實是一筆豐厚的無形資産。

這樣的資産可不是人人都有，就連家财萬貫的李白都不具備。然而遺憾的是，杜預名頭雖響，畢竟是太過久遠的人物，和現實社會已經沒有任何關系；杜審言倒是去今未久，當年的相識故交有不少依然健在，隻是以杜審言的為人處世，每認識一個人也就等于得罪了一個人——

杜甫其實隻要看看自己的父親就能知道，如果祖父的人脈真的管用，那麼父親杜閑也就不會一輩子沉淪下僚了。

這些理性的考慮一概被杜甫作為負能量而果斷舍棄，任何一個在長安見過他的人都會相信：他身上的正能量每天都是被加滿格的。沒錯，如果他的自信稍差一點，臉皮稍薄一點，早就受不了“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的遍幹權貴的日子了。

今天我們讀詩詞，讀曆史，很容易有一個錯覺，仿佛唐代真的是詩人們的天下，其實在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隻有帝王将相、達官顯貴們才是真正的天之驕子，這些人的名字很多早已被曆史淡忘，但就是這些人，主宰着那些在後來成為文學裡程碑的大詩人的升沉榮辱。

杜甫草堂

唐代史料裡，我們每每能讀到權貴階層獎掖後進的故事，以至于一時很難理解像杜甫這樣的大才為何就是走不通門路，得不到賞識。

其實人情世故的規則并不難解，權貴接引人才無非有兩類，要麼是岐王那樣的富貴閑人，會欣賞王維那樣多才多藝、形容俊雅的才子；要麼是有政治動機的官僚，要借此廣植黨羽，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勢力。

杜甫既沒有王維那樣的相貌和才藝，也沒有政治站隊的心思和眼力。像他這樣的人，落到“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下場，其實并不令人意外。

時勢偏偏也和杜甫作對。奸相李林甫擔心民間疾苦上達天聽，暗中動了手腳，使杜甫參加的那場科舉考試無一人中選。李林甫為此向玄宗皇帝道賀，說這樣的考試結果當真證明了野無遺才，證明了陛下是何等之聖明。

落榜考生自不甘心，卻也無可奈何。有的人回鄉複讀，有的人留在長安尋找新的機會。

杜甫就是後者當中的一員，其境遇正如今天懷着滿腔熱情租住在陰冷地下室的北漂一樣。盤纏已經耗盡，機會卻永遠不曾到來。本以為隻要挨到下個月就會有轉機，豈料挨過了一年又一年；本以為總會挨到峰回路轉，豈料這一路隻是每況愈下。

人們總會用“既然冬天降臨，春天必不會遠”之類的道理來開解自己，卻從來不敢認真想過：自然界的春天可以預期，人生的春天卻無法預期。沒錯，人生的低谷往往都有盡頭，隻不過我們不知道這盡頭到底還有多遠，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挨到那裡。人們也會在逆境中相信，既然倒黴的事情接二連三，那麼未來的日子總該是光明一片，但沒有人在買了一籃雞蛋并接連吃到壞雞蛋之後，會相信籃子裡其餘的雞蛋一定都是好的。

毫無邏輯的勵志信念支撐着我們的逆境生活，也幸好我們總是缺乏理性的。

詩人比常人更缺乏理性，信念的支撐力也自然比常人更大一些。

天寶九年（750年），唐玄宗舉行祭祀大典，杜甫抓住這個機會寫成三篇歌功頌德的賦文呈獻給朝廷。命運的轉機似乎就此降臨了。

唐玄宗欣賞杜甫的文采，特地安排宰相在集賢院裡親自考校杜甫的文章。這次考試成為杜甫一生中最露臉的一場演出，使他直到晚年依然對此事津津樂道，全不顧“好漢不提當年勇”的人生訓誡。

然而這終歸不是機遇，而是昙花一現的一點點幸運火花。

在集賢院大放異彩之後，杜甫萬沒想到自己得到的依然隻是冷處理，投詩幹谒的日子竟然還要繼續下去！長安人又何曾想到，這個在饑寒交迫中苦挨歲月的背時者，将會在中國文學史上獲得“詩聖”的殊榮呢。

人若到了這般境遇，真恨不得“隻依靠大地的香氣而生存，如同植物受着陽光、空氣的供養”。病急亂投醫，為了生計隻有更降低道德底線，杜甫甚至托人去走楊國忠的門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杜甫常年困居長安，已經淪落到與貧民為伍去搶購降價官米的地步，曾以為近在咫尺的遠大前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遙不可及，人也變得憤世嫉俗起來。

年已不惑的偉大詩人就這樣養成了最标準的憤青心态，一如今天的憤青一樣，攜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負能量開始抱怨起社會的不公。如果詩人有幸接受今天那些人生導師的真誠指點，或許會放棄“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過于高遠的理想，踏踏實實地找一份足以養家糊口的工作，過一種自得其樂的小市民生活，相信社會上一切所謂的不公其實都是合情合理的。做人還是務實一點的好，“市儈”這個詞雖然聽上去有點刺耳，照其标準生活起來其實絕對會愉快很多。

人生有所追求，往往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這幾乎是所有人都會經曆的事情，隻要調整一下心态就好，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然而杜甫的問題是，取法乎極上而僅得乎極下，理想與現實的反差過于強烈，而性情的執拗與内心的堅守又不容許自己做出過多的妥協。這是一道無解的人生難題，不是渺小個人的任何努力可以解決一二的。

年複一年，足足十年的蹉跎，杜甫終于謀得了一個河西縣尉的差事。

雖然職位低微，畢竟是仕途上的一個起點。任何人隻要經曆過杜甫所經曆過的一切，至此都會生出如獲至寶的狂喜。

但杜甫偏偏作怪，不肯赴任，幸好朝廷也沒有太為難他，改授他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務。杜甫後來在詩裡說：“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意思是說，若做了河西縣尉，難免要向鄉裡小兒低聲下氣，自己在面子上挂不住，而兵曹參軍的品級雖然也低，負責的事情雖然也很瑣碎無聊，畢竟不用迎來送往，能給自己保留最後的一點尊嚴。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杜甫困居長安求仕十年，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基層公務員中的冷門職位。接下來杜甫究竟是會更謀進取還是索性自暴自棄，我們畢竟不得而知，因為就在這個小職位還沒有被詩人坐穩的時候，安史之亂突然爆發了。造化弄人，莫過于此。

那段日子裡，杜甫攜家帶口，忙于躲避兵難。待家眷稍稍安頓下來，杜甫便忙不叠地遠赴靈武，尋找唐肅宗匆忙建立起來的臨時政府，渴望在危難關頭為國效力。舍小家，顧大家，沒人比杜甫做得更好。

後人推崇杜甫，除了推崇他的詩歌成就之外，更将他奉為忠君愛國的典範。多年以來，朝廷隻是一直在冷落他，肉食者們也全然不把他的才華、抱負、偃蹇、貧困放在心上，以杜甫如此遭際，不銜恨朝廷、投靠叛軍便已經算是高風亮節了，偏偏位卑未敢忘憂國，在受盡了侮辱與損害之後還能不畏艱險，赤心奉獻，聖人的境界也莫過于此了。

杜甫一生，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比常人坎坷許多，尋找中央政府的旅途照例不順。

杜甫深陷淪陷區，被安史叛軍抓為俘虜。而諷刺的是，杜甫雖以棟梁之才自居，叛軍卻和朝廷一樣絲毫不将他放在眼裡，就連看守工作都懈怠得很，終于使杜甫成功出逃，繼續自己富有使命感的朝聖路。

終于尋到肅宗朝廷的時候，杜甫已是一身狼狽，幾乎要衣不蔽體了。

肅宗雖然不覺得杜甫這樣的小角色能派上多大的用場，但還是給了他一個左拾遺的小官，以獎勵他的忠君報國之心。

左拾遺屬于谏官，負責向皇帝進谏忠言，以收拾遺補缺之效。亂世用人總會不拘一格，左拾遺官職雖也不高，畢竟天顔咫尺，隻要表現夠好，有的是破格提升的機會。更何況杜甫的微時故交房琯已經位至宰相，有這條人脈做保障，又何愁沒有大好前程呢？

然而命運再一次捉弄了詩人。房琯以食古不化的風格指揮了一場覆亡之戰，門下琴師董廷蘭又倚仗房琯的權勢招财納賄，還在案發之後求得了房琯的庇護。肅宗皇帝盛怒之下，數罪并罰，罷免了房琯的宰相職務。

這樣的處罰既非不公，亦非過重，偏偏杜甫很欣賞房琯的為人，于此時此際拿出直言犯上的勁頭，忠實履行着左拾遺的職責，認為房琯的罪行可以原諒。

如果說肅宗此前隻是盛怒，那麼此刻就是抓狂，若不是礙于不可以言論治人之罪的政治傳統，這一刻就是杜甫人生的終結。

詩人的不識時務是可以被我們理解的，肅宗皇帝的憤怒也同樣可以獲得我們的同情。

無論如何，杜甫的進言也許錯了，但一片赤膽忠心絕對可以昭告日月。是的，杜甫無論進谏什麼，始終懷着早年“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夢想，不沾染任何的私情，不摻雜任何的私利。

所以誰也沒法兒苛責他什麼，大家都知道他的家人寄居在鄜州，隻在貧病交加裡度日，他的幼子甚至險些就餓死了。朝廷索性表現得大度一點，特批詩人回家探親，反正他在朝廷裡是個隻會添亂的角色，誰還都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他确實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他那忠君報國的赤誠足以令所有人相形見绌。

戰亂年間，得官與棄官都變得容易許多。又是幾番波折，杜甫終于離職而去，反正朝廷也不需要他真做什麼。但他沒資格去做隐士——

隐士隻對自己負責，為了不與世界同流合污，他們可以忍受貧寒，甚至不介意凍餓而死；杜甫卻是有妻兒老小的人，他總不能抛下他們不管，何況他對現實無論再怎樣失望，一顆拳拳之心始終不能冷卻對朝政大局的關切。

晚年的詩人流落劍南，投奔有通家之好的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

嚴武和杜甫雖然貴賤懸隔，卻很有幾分同病相憐：嚴武也是房琯的同情者，也和杜甫一樣因為房琯事件遭到貶谪。所以，杜甫雖然以赤膽忠心自命，從不拉幫結派，事實上卻和嚴武同屬于一個政治陣營。

嚴武此時坐鎮蜀中，擁有開府大權。他有能力重用杜甫，更有足夠的清醒和精明來冷落杜甫。所幸嚴武在生活上并不曾虧待故人，使詩人得以在成都浣花溪搭建草堂，好歹有了一個住處。

雖然這座茅屋經受不起狂躁的秋風，但杜甫還是由茅屋為秋風所破而想到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若想到杜甫是在何種情境下寫出這樣的詩，今天的讀者很容易就會聯想起周星馳在《喜劇之王》裡那句最有殺傷力的台詞：“我養你啊！”

悲哀的創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受更多的歡樂——這樣的說辭注定會遭到世俗的譏嘲，但它對于絕少部分人而言是貨真價實的真理。杜甫就是這樣的人，隻不過他畢竟遺傳着杜審言的基因，太小的歡樂就足以令他忘形。

杜甫這樣的人，可以做偶像，卻絕不可以做朋友。嚴武念着通家之誼，給流落蜀中的杜甫雪中送炭。若是換作平凡人，要麼對此感激涕零，從此任憑恩主驅使，要麼則難免生出一點寄人籬下的苦悶，在朋友兼恩主面前總會有些難堪。

杜甫不同，焦頭爛額的生計問題方才告一段落，狂傲的天性便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對嚴武真是太不見外，去見嚴武就像出入自家一樣随意，全失了最基本的社交禮數，甚至會在醉酒之後大大咧咧地站上嚴武的床，瞪着嚴武說：“嚴挺之竟有你這麼個兒子！”這樣的口氣，完全是把嚴武當成子侄小輩了。

嚴武終于恨得要殺杜甫，這當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嚴武從小就是個狠角色，八歲那年就有過持刀殺人的不俗戰績，親手刺死了和母親争寵的一位姨娘。隻有杜甫看不出嚴武身上的殺氣，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對嚴武的了解，而是源于對自己的信心。

他始終以為自己立心坦蕩，如同一個向着陽光行走的人，地上從來沒有任何陰影能捉住自己。所以他想不到自己竟然得罪了嚴武，而那位被侮辱與損害的封疆大吏此刻正在大門口召集官吏，準備給他安個罪名，開刀問斬。

也許真有天意。嚴武正要出發的時候，帽子一連被門上的簾鈎挂住了三次。似乎正是這小小的簾鈎以一種奇異的方式阻止了将帥的威武殺伐——就在被延誤的這一點珍貴時間裡，嚴武的母親及時趕到，按住了兒子剛剛舉起的刀斧。

如果杜甫有先知先覺的話，一定甘願讓嚴武在此刻殺掉自己。因為他是一個絕對不甘平庸的人，而一輩子既然已是庸碌無成，索性要一個悲壯的收場，總也好過老死牖下，更何況嚴武的慈悲并沒有給自己換來多長的一段生命。杜甫最後的歲月照例是在貧病交加裡度過的，時而遇上兵亂，時而遇上洪水，時而絕糧累日，終于病逝于行往嶽陽的舟中，時年五十八歲。

他的一切輝煌璀璨都是死後的事情，千秋萬歲名畢竟隻是寂寞身後事。在他沉默之後才真正開始歌唱，在他到達山巅時才真正開始攀登，在山河大地索取了他的軀體時，他才真正開始舞蹈。如同一株蒲公英，在種子圓熟豐滿之後便匆匆交給大風吹散。此時回顧杜甫一生詩作，覺得他在二十出頭時寫下的那首《望嶽》讀來最令人百感交集：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雲，決眦入歸鳥。

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

寫這首詩的時候，杜甫剛剛落第不久。人生的第一次坎坷并不曾稍稍減損他的自信，他繼續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漫遊齊魯大地，登泰山而小天下。他堅信自己“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是的，“會當”，總有一天會如此的，隻是在他五十八年的全部生涯裡始終都沒有等到。

而那些冷落過他的帝王将相、達官顯貴也不曾料及，這個心性偏狹、狂妄放肆的讨厭鬼将會永遠地淩駕于自己之上，将自己襯得那樣渺小，一如泰山腳下卑微的土丘與草垛。

杜甫名字考杜甫，字子美。甫，是對男子的美稱，比如孔子名丘字仲尼，便可以稱他為尼甫。

杜甫名與字相應，皆含有嘉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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