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顔淵》

此章與“雍也”篇略有區别，這個區别就在前者有“君子”二字，此處卻去掉了。然而，這一去掉“君子”二字，讀過《論語》的人是可以想到孔子的言行和思想會有些微妙變化的。

據說，“可以弗畔矣夫”這個“畔”有兩個說法，一個當背叛的“叛”字，就是“離經叛道”的意思。另一個當“偏”字講，即“偏離”。具體采用哪一個說法，可能因人而異，當然有人認為孔子是“聖人”，是有着“溫、良、恭、儉、讓”之仕德的“善人”，孔子說話比較“中道”，語氣也是“平和”的，後一種說法較為符合孔子的身份和原意。孔子真是這樣的嗎？非也，樊遲學稼，孔子背後罵樊遲是“小人”；孺悲請學，因為沒有過禮，孔子裝病拒不見卻又公然彈琴給孺悲聽；冉有在魯國進行财政改革，孔子鼓動其他弟子攻擊冉有。因此，絲毫沒有必要去照顧孔老先生的顔面而強往溫和上去套。

其實，此處的“畔”就是“叛”，也就是“離經叛道”，其原因是，此處的“禮”更多的是與“等級身份”之“禮”，是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直接關聯。

雖然，“君子”與“小人”的概念不斷地在孔子思想裡出現，并且早已形成對比鮮明的兩個極端現象，但從這孔子的這句話中，讀過《論語》的人都應該看得到，君子與小人之間的轉換隻是在“須臾”間。事實上，有知識有文化不一定就是“君子”，而且一旦這種“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變成“小人”，那其危害性就更大了。正所謂“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不正是“一語成谶“嗎？

古今中外，要找到這樣的實例真是多了去，秦桧、和坤、戈培爾等等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從古到今，我們社會層面都不少“道貌岸然”的“文化痞子”。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這句話是對弟子們說的，其意是先有孝悌，先謹慎守信，先廣泛融入社會并向仁德靠攏，這樣做好後，還有能力就抽時間學習文化知識。從這裡，是不是讓人感到，不用“學文”了？當然，朱子評價說：“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其意就是說，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做“孝、悌、謹、信、泛愛衆和親仁”時是帶有“私心”的，如果還不學文，就有可能跑偏“方向”，這大概是朱子提前解讀了“君子博學于文”吧，文能糾偏。

不過，所有這些解讀的前提都是把“約之以禮”的“禮”設定為“孝、悌、謹言慎行、誠實守信、仁慈友愛”上并以此作為核心，這顯然是片面的，是“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泛濫。因為它忽略了“禮”更多的是強調等級、身份和秩序。“博學于文”怎麼了？了不起嗎？“博學于文”後就可以“聖賢之成法”？就不“失之于野”？就真的“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狂妄之徒從來有之。已到“知天命”之時，孔子自己不就差點成了公山弗擾、佛肸的“幫兇”嗎？顯然，這并不是什麼“禮”對孔子有什麼約束，而是在追求成“聖”的道路上，孔子做不到“無欲則剛”，也就是後來莊子所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孔子太想複“（周）禮”、“天下歸仁”了，可他情急之下，也忘了從“克己”出發，孔子竟然要去扶佐“陪臣”來實現他的“為東周夢”。孔老先生忘記了“非禮勿動”啊！若不是弟子子路的制止，孔子就真的成了真正意義上“離經叛道”的曆史罪人，當然，也有可能是真如孔子自己所說地成了第二個“周文王”。

因此，“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的确是孔老先生的經驗之談，也是《論語》編者們為孔聖人糾錯之筆。孔子晚年更加重視偏向于等級、身份、秩序的“禮”，這也是對孔子為何拒絕顔路之請求最好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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