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于古希臘的“七藝”：

文法、辯證、修辭、音樂、算 術、幾何、天文

本文選自《古羅馬的教育》，有删改

關于早期羅馬的教育狀況，我們所知甚少。不過，當時的一切社會生活都以家庭為中心，特别是圍繞父親的權力（patria potestas）轉動。因此，當時的教育就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家庭根據祖傳習俗撫養孩子的一種方式，小孩“從父親身上學習和看到的是羅馬傳統活生生的代表、羅馬權威的典型體現”。

通常，父親的職責不外乎教會給兒子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識：家務和農務管理，熟誦各種宗教儀式。唯一具有正式學習性質的便是背記十二銅表法和應用羅馬的十二進制進行簡單的算術運算。羅馬人并不看重智識造詣的發展，而是依靠艱苦樸素、節儉勤勉的祖傳德性倫理，形塑“一種自制和恭順孝敬的精神”。數百年來保守的習俗風氣足以抵制新奇的嘗試。

與早期羅馬人的世代祖傳式教育不同，希臘人把παιδεα（教育）普遍看成一門技藝。拉丁語educare的原意并不等于希臘人的教育，而是指小孩應該像老一輩那樣被父親撫養長大。“一方的教育幾乎完全取決于傳統、榜樣以及家庭生活的潛移默化之功，另一方卻是系統的訓練，這門技藝接着那門技藝，最後，強迫孩子順服城邦的法律，孩子的心智教育和道德教育才宣告完滿。”正因為兩者差異如此之大，所以，希臘文化與羅馬傳統的遭逢注定是一種“文”與“質”之間的交鋒和互融。早期的羅馬人樸素、誠實、勇猛、粗犷，挫敗迦太基和征服希臘之後，他們必須考慮如何面對希臘光輝燦爛的文化。

西塞羅與《論演說家》

自從第一代希臘教師來到羅馬公開授課，羅馬的教育狀況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第一位用拉丁文寫作的希臘人安德羅尼庫斯（Livius Andronicus）翻譯了《奧德賽》，用更為文學的拉丁語文本取代十二銅表法；意大利出身的恩尼烏斯（Ennius）在羅馬開設希臘和拉丁文學的課程，“有意為羅馬社會的希臘化而努力”。泰倫斯（Terence）和盧奇利烏斯（Lucilius）等人熱衷于填補羅馬人在思想上的短闆，竭力吸納希臘文學。博學的希臘奴隸也向羅馬人教授荷馬和其他希臘詩人。

西塞羅

随之而來的便是對修辭術與哲學的興趣。在修辭術的實踐方面，羅馬人産生了一種所謂廣場（法庭）學徒期（tirocinium fori）的習慣：在小孩行過成年禮、改穿成年袍（toga virilis）後，“父親會帶孩子拜訪一些知名人士，請求跟随他們學習政治演說術和治邦術”。西塞羅就曾受惠于這種習慣，從而獲得演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修辭術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高無上的精神活動。

當然，并非所有羅馬自由民的孩子都有機會獲得這種學徒期。希臘哲學似乎不如修辭術受歡迎，恩尼烏斯就認為，隻有少數人才應該搞哲學；因為搞哲學絕非完全令人快樂。

羅馬自身的父權教育傳統與希臘的教育觀念自然産生了不少沖突。新希臘—羅馬的文化和教育引起保守羅馬人的注意，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曾下令驅逐哲人和拉丁語修辭術教師。老卡圖甚至在公元前155年呼籲驅逐三位雅典的哲人使節，擔心這些人會感染和迷惑年輕人的心靈，并不知不覺地改變共和國襲傳的習俗倫理。

但自從羅馬在公元前146年征服科林斯後，希臘修辭術和希臘哲學占據了羅馬高等教育的位置。公元前92年，監察官曾打壓拉丁語修辭術學校，宣稱它們是“不審慎的學校”。沖突的背後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制理念之間的沖突。驅逐令似乎并沒有實質的效果：最保守的老卡圖“在晚年歲月也細緻研習希臘文學”。

在“以文化質”的曆史進程中，羅馬的教育在形式上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三個層次：識讀教育、文法學校的教育和修辭術學校的教育，大緻對應于我們如今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奠基于研習文學、修辭術和哲學之上的一種希臘文化理想在公元前二世紀中段已經完全被羅馬接受。”如賀拉斯所說，被征服的希臘人征服了兇蠻的征服者，給鄉野的拉丁姆帶來了文藝。

古羅馬人在演奏樂器水壓風琴和布切那

葛懷恩坦言，很難界定融合了希臘文明與羅馬傳統的新希臘—羅馬的文化理想。在西塞羅筆下的小斯基皮奧看來，老卡圖對一切希臘事物的鄙夷固然偏執和狹隘，但一個對希臘思想的優越性隻會卑躬屈膝的人也配不上羅馬人的尊嚴。但西塞羅有個詞很好地表達了這種“文質彬彬”的新理想：“既不是過分強調家庭傳統價值的mos maiorum［偉大禮俗］，也不是表示以文明之技藝來系統地教導的παιδεα［教育］，而是humanitas［人文］”。詞源homo［人］“給羅馬的文化理想賦予一種……人的尊嚴和人的同情”。

不過，與現代基于寬容博愛意義上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不同，西塞羅的humanitas主要指“一個有教養的人在智性（intellectual）和德性（moral）上的陶冶”。培養如此人文精神的基礎，就是當時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古希臘數學之父畢達哥拉斯

自由教育的原義指自由諸藝（artes liberales），亦即美好、高貴之藝（bonae artes）或學科（disciplinae）。大多數孩子隻完成識讀教育（小學），學習基本讀寫，還有算賬、采購、管理、交易等實用的謀生技能。隻有少數自由民的子弟才繼續入讀文法學校，學習自由諸藝。

《論演說家》提到的諸藝（artes）有：哲學、文法、數學、音樂、修辭、幾何、天象學。此即中世紀著名的七藝。其他藝還包括算術、醫術、建築術、繪畫、雕塑、法律等或是必修或是選修的學科。

西塞羅頻頻提到的artes liberales或liberalis disciplina（自由學科）實際上發源于希臘人的通識教育（εγκυκλιος παιδεια）。“在古典的希臘語中，εγκυκλιος意指普通的（ordinary）或日常發生的（of everyday occurrence），也指周全循環的（cyclic）。”artes liberales或εγκυκλιο的目标并非交給學生某種專業具體的知識，而是讓學生打下博雅的知識基礎，為以後過有德性的生活而準備。對比現代各大高校對各種時髦和熱門專業的趨之若鹜，我們不免感到惆怅的是，如今少數有識之士苦心經營的自由教育、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或古典教育，似乎隻能在現行教育體制的夾縫中生存：

現代教育如此傾向于僅僅用事實的堆砌來衡量知識，乃至于我們已經不再把專業化的原則視為任何反常的東西，甚至在學校中也是如此。

希臘的教育原則完全不同。即便在希臘化學術最為嚴格的科學時期，希臘的學校也不知道專業化：知識遠非一種事實的堆砌，而根本上是一門藝，首先在其普遍的原則中被學習，然後應用于細微處。

西塞羅的科學知識的理論直接從希臘資源中借來：對他而言，任何真正的知識，無論是音樂、文學、修辭術抑或哲學，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以一種“藝”的原則去指引。每種科學都有其自身的“藝”，受人的理性限定，把知識的諸細節結合成一種單一、連貫的體系；不同的“藝”本身是一種單一、廣闊的人類知識體系的諸部分，哲學的心靈能以其首要的諸原則學習這個知識體系……

通識教育的目的并非把一種專家的知識細節給予每個學生（盡管古代的課本有大量細節），而是使學生掌握這類一般的原則，以便有助于學生日後恰當地使用已獲得的知識。正如西塞羅在《論演說家》中所說的，“成為任何一種藝（ars）的分支方面的一個專家（artifex）是一回事，清楚地懂得生活的一般目的是另一回事”。

西塞羅（右一） 西塞羅（右一）

對西塞羅而言，最終的理想是要培養熟悉全部知識領域、具有博雅人文精神（politior humanitas）的博學演說家（doctus orator）。葛懷恩正确地勾勒了《論演說家》中的理想：合演說家與哲人的卓越于一身的政治哲人（πολιτικοι φιλοσοφοι）。自由諸藝或自由教育是成為博學演說家或政治哲人的基礎和前提。

《論演說家》分為三卷，記述兩天之内的三場對話。葛懷恩敏銳地把握了對話的一個要害：第一場對話中，克拉蘇斯（Crassus）是具有深厚希臘文明教養的對話者，安托尼烏斯（Antonius）則公開吹噓自己缺乏教育，孜孜不倦地強調生活的實際需要；到了第二場對話，安托尼烏斯似乎搖身一變，成了第一場對話中的克拉蘇斯。

西塞羅巧妙地安排安托尼烏斯在第一場對話中假裝蔑視一切文化研究。“克拉蘇斯始終都被表現為一切希臘研究的推崇者，安托尼烏斯則更關注在法庭上取得成功的實踐問題；對話的結尾并沒有正式調和這兩種觀點。但兩人意見一緻之處在于，人文精神（humanitas）對一切偉大的演說和一切嚴格的公民德性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頁125）不過，在追溯西塞羅理想演說家的思想淵源時，葛懷恩雖然提及學園派，但并沒有點出蘇格拉底—柏拉圖才是西塞羅的直接精神源泉。

昆體良的古典文教理念

昆體良

西塞羅去世之後，從共和制晚期到帝制初期的幾十年間，羅馬高等教育的品質急劇下滑。“當公共演說不再是羅馬政治生活的一個主要因素，博學演說家的理想就失去了它的一半意義”；共和制的沒落使廣場（法庭）學徒期成為一種無用的擺設，因為廣場（法庭）已經不再是羅馬人生活的中心。

葛懷恩雖然沒有明說，但根本原因似乎在于民主的迅速發展：一方面，羅馬貴族進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帝制之下，越來越多地位含混的意大利人以及行省民衆取得羅馬公民權。這些羅馬社會的新成員，沒有誰會覺得西塞羅的博雅人文（politior humanitas）是實際的理想。修辭術學校中的學生都喜歡成為熱門的職業法庭訟棍：一種不需天賦和自由教育，隻需懂得賄賂法官的職業。用如今的話來說，法庭演說成了應用性社會科學，高等教育以實用性的功利主義原則為取向。

同時，新式修辭術驟然興起，演講練習成為一種窮誇極飾的競賽，演說淪落為一種以炫耀和取悅為目的的娛樂綜藝節目：虛構的海盜和惡棍、現代影視戲劇中的男女主角，都成為常備的演說主題。

古希臘廣場上的演說者，可與羅馬演講亂象做對參

羅馬帝國的修辭術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實。不過，帝國下的昆體良（Quintilian）力圖重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西塞羅的古典修辭術的昔日榮光。作為帝制之下最偉大的修辭術教師和演說家，昆體良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為羅馬政界和學界培養人才無數，深遠地影響了羅馬帝國的政教體制和生活品質。

昆體良晚年完成了十二卷本《善說家的教育》，信心十足地提出了完美善說家的理想：

我們所要培養的善說家是完美的善說家，他隻能是一個好人，因此，我們要求他不僅有非凡的演說能力，而且擁有一切道德德性。我并不打算承認（有些人這樣認為），關乎正直而高貴的生活的科學隻屬于哲人：因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公民，一個适合處理公私事務的人，一個能夠以其建議指引城邦、以其立法奠定城邦、以其洞見改革城邦的人，隻能是一個善說家。

古羅馬保民官演講場景

昆體良描述的“完美善說家”，不僅“善說”，而且目的是“善”，因而是德才兼備、文質彬彬的賢者。不消說，這個理想的來源隻能是西塞羅對話中的博學演說家或曰政治哲人。“昆體良在自覺地呼喚西塞羅的記憶……故意選擇上一代的演說術作為他的教育理想”。

為了達成這個目标，昆體良構築了一個理想的教育藍圖，描述了一個人從牙牙學語開始一直到成人乃至終生所應該接受的學習和教育。《善說家的教育》亦由此成為古典教育原理和修辭術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不過，按照今天的學術标準，昆體良的著作很可能會遭人诟病，算不得什麼優秀的學術成果，因為沒有什麼原創性。昆體良自己并不贊同想方設法一味追求創新，他承認自己的寫作隻不過是對現有各種文獻材料細加考察之後，再依照親身經驗來形成一種綜合，有如俗話說的“二道販子”。葛懷恩甚至懷疑，昆體良并沒有讀過許多他自己所列的經典作家，尤其是希臘作家的作品。帶着自負的懷疑精神似乎成了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特有品質。

昆體良之後，羅馬帝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堪與之比肩的演說大家和修辭術大師。一種在信仰中獲得神恩救贖的理想逐漸取代西塞羅的博學演說家和昆體良的完美善說家的理想。一個新的世界正在羅馬帝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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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古羅馬的教育》

[英]葛懷恩 著 華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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