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孔融讓梨的故事家喻戶曉，被人們傳為“美談”。故事說東漢時的孔融，年僅四歲就有謙讓心和恭敬心。孔融四歲時，有一天鄰居送來一筐梨，孔融把大的梨分給了哥哥，自己挑了一個小梨。這則故事凸顯了童心的純善和弟兄間溫暖的親情。它從微小的細節反映出一個家庭的和睦和教育的背景。

自從孔融讓梨的故事被編進了三字經：“融四歲，能讓梨，弟于長，宜先知。”它就帶上了教科書的色彩，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孩子。在中國，沒有人不知道孔融，沒有人不知道孔融讓梨的故事。千百年來，我們并未讓出一個謙恭禮讓的和諧社會。是孔融之過嗎？不，我覺得孔融是個很了不起的孩子，即使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已經可以稱作君子了。人們都應該學習孔融讓梨的内在精神。

孔融應該讓梨，這本是定論。但是在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卻認為孔融不應該讓梨。他們認為對于一個三四歲的孩子，讓梨有點扭曲人性，封閉了孩子的自然天性。本人對這個看法不敢苟同。我認為孔融應該讓梨。

“孔融讓梨”是中華民族尊長護幼傳統美德的典型代表。時至今日，“孔融讓梨”依然是幼兒教育中重要的教育素材。尤其在當代，由于獨生子女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一些孩子自小嬌生慣養，從小養成獨占獨有、不懂謙讓的不良習慣。以謙讓、尊長、護幼為核心教育内涵的“孔融讓梨”故事無疑極具針對性的教育意義。我見過許多小孩子，由于從小受父母的溺愛，有東西不知道與人分享，沒有絲毫謙讓精神，長此下去，必定會形成自私自利的性格，将來也勢必不會為這個社會承擔什麼責任，做出什麼貢獻。

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提倡讓梨嗎？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各種利益、地位、榮譽等，是個共同課題，共同面對的考驗。如果把這些比作現實的“梨”的話，也不牽強，不為過。既然是“梨”就存在“讓梨”的問題。不過“梨”已不單單是原來意義上的“梨”，有了新的内涵。人們在各種利益、地位、榮譽面前，應該都要有“讓梨”的精神。

美國有一位心理學家在全美選出了50位成功人士和50名罪犯，分别給他們寫信，邀請他們談一談自己的母親。有兩封回信給他的印象特别深。這兩個人談的事，都與“孔融讓梨”有關。

一封來信是這樣寫的：小時候，有一天，媽媽拿來幾個蘋果，紅紅的大小不同，我一眼就看見中間的又紅又大的，别提多想得到了。媽媽把蘋果放在桌上，問我和弟弟：“你們想要哪個呀？”我剛想說要最大最紅的那個，沒想到弟弟搶先一步把這話說了出來。媽媽聽後瞪了弟弟一眼，責備他：“好孩子，要學會把好東西讓給别人，不能總想着自己。”一聽到這個話，我馬上轉過彎來了，改口對媽媽說：“媽媽，我想要最小的，把大的留給弟弟吧。”媽媽聽了很高興，就把那個大蘋果“獎”給了我。從此我知道了，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不能直接說出來，要學會說謊。以後我學會了打架、偷、搶，隻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不擇手段。直到現在我被送進了監獄。這是一名犯人寫來的信。

第二封信是一位叫約翰的成功人士寫來的，信中說：小時候，有一天媽媽拿來幾個大小不同的蘋果，我和弟弟們都搶着要大的。媽媽把那個最紅最大的蘋果舉在手中，對我們說：“孩子們，這個蘋果最紅最大最好吃，你們都有權利得到它，但大蘋果隻有一個，怎麼辦呢？現在咱們做個比賽，我把門前的草坪分成3塊，你們3人一人一塊兒把它修剪好，誰幹得最快最好，誰就有權得到它。”結果我幹得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蘋果。這與其說是美國版的“孔融讓梨”，不如說是“約翰争梨”。

要說一個故事就能決定一種人生，顯然是極而言之；但要說母親的觀念和做法對孩子的一生沒有影響，也不實際。事故的真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給我們的啟示。在“約翰争梨”的故事裡，約翰和他們的兄弟無論年齡多小，都是他們媽媽眼中擁有獨立人格和意志的“人”，而不是可以任由成人意志驅使安排的“屁孩兒”。“約翰争梨”，正視人的天性和權利，通過制定和執行規則，實現了人的權利和義務之間、個人利益訴求和社會道德要求之間的統一。當然，這種“争”，是“明争”，不是“暗鬥”，更不同于搶、奪。它必須在兩個條件下進行，一是有一套大家認同的規則，二是有“裁判”監督規則的執行。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我們提倡讓梨，是要出自真心，像孔融那樣，而不是為了得到某些利益的所做的虛僞行為。

輸入“孔融讓梨”，會有幾千條搜索結果。有說孔融沽名釣譽；有說孔融精于吃梨，大梨是鴨梨，小梨是庫爾勒梨；還有說孔融就不喜歡吃梨；還有，很多很多的細說。其實，就那麼一個孩子，才4歲，哪有那麼多的想法？很簡單，是父母教育的結果，君不見他的哥哥讓弟弟先拿吧。

孔融讓梨的故事是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一個範例，它提倡的是種面對物質利益要謙讓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無疑是高尚的，是時時都該學習并傳揚的。

人活着若隻為自己，那他既活不好，甚至還活不下去，這不光在物質缺乏時如此，在物質豐富時也如此。因為一個人是無法獨立地生活在世上的，他要活下去還活得好就必須和别的人産生合作關系，共同創造财富，享受财富。而在合作的過程中，如果人人都在想着為己，或少貢獻一點，或多享用一點，那這種合作就難以進行下去，或原本自願平等的合作演變成一種強迫的不平等合作。這點在物質貧乏的人類早期顯而易見，那時生産力低下，獲得的物質産品有限，這時人人必須在合作中各盡所能來獲得更多的東西來養活大家，同時在所獲物質不多的情況下必須貫徹的分配原則，即男女老少人人都要有的吃。但考慮到各種因素如男人幹體力活，女人養育等，就有個誰吃多吃少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除了靠大家公認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辦外，還靠一種謙讓的精神來調節。前者原則有點強制性，而後者精神全憑自覺，所以後者才顯得高尚。“孔融讓梨”就是古人對謙讓精神的贊美和頌揚。

如果說在物質貧乏時“謙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在現代物質較豐富時還要提倡謙讓嗎？我以為要！一是因現在的物質豐富是相對過去的，還沒達到足以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而且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存在着巨大的貧富差距。這種差距有的是合理的。如因文化水平，科技水平等造成的；有的是不合理的，如因侵略，剝削等原因造成的，所以調節貧富差還是要有個全球性的原則及謙讓精神；二是“謙讓”精神現已不單指在物質分配方面，而漫延到人的許多行動中，如大到名譽地位，小到上車讓座。無需置疑，謙讓作為道德内容的一部分也成了人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而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人類既不需要物質貧窮的社會，但也不想要精神醜惡的社會。

關于“孔融讓梨”是不是時時适用的讨論，我以為關鍵不在“讓梨”的道德價值本身，而是在人們為何會對“讓梨”的現代意義提出疑問？在深入一步，現在人的價值觀，道德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此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

孔融讓梨告訴我們，凡事應該懂得謙讓的禮儀，在利益、地位、榮譽面前，我們都應該學會謙讓，這是中國古代留下來的一種傳統美德，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說孔融不該讓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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