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潔 實習生 莫海昕 廣州報道

2022年，随着首批“00後”男性逐步滿足結婚年齡22歲的門檻，“00後”無論男女，都已經開始步入婚育年齡。

“00後”的婚育特點怎麼樣？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2020年在10-19歲這一年齡段基本都是“00後”，而無論是10-14歲，還是15-19歲男女性别比都超過115（以女性為100）。

從數量上看，在10-19歲中，男性有8466萬，女性有7328萬。10-19歲男性比女性多出1138萬。盡管在采訪過程中，不少“00”後年輕男女表示，願意接受男性比女性大5歲左右，但是由性别比帶來的“婚姻擠壓”已經非常明顯。

“性别比失衡形成 ‘擠壓’的這個情況是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以往的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情況其實更嚴重，現在是經過生育政策調整之後的狀況，但曆史遺留下的失衡後果會傳遞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導緻一個較為明顯的結果，就是在相對低收入的地區，由于女性外嫁等原因，大齡的适婚男性“剩下”的數量比女性多。

情況确實如此。此前的2018年底，湖南省統計局發布《湖南農村人口結構現狀和變遷分析》，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湖南省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在農村人口中，湖南男性人口占較高比重，其中，适婚年齡段20-40歲的人口性别比達到了111.80。适婚人口的男多女少，将導緻農村男性尋找配偶的競争更加激烈，甚至部分适婚人口難以組建家庭。

而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農村的性别比失衡情況确實比城鎮更為嚴重。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在2020年，鄉村15-19歲的男女性别比為126.24，20-24歲、25-29歲的男女性别比也超過120。而城市中，進入婚育年齡之後，男女性别比逐步平衡。

“00”後婚育特點如何？

随着首批“00”後男女都步入婚育年齡，是否結婚、和誰結婚等，成為不少“00”後考慮的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後了解到，對于婚育，“00”後的看法更多元，有人不諱言自己是“不婚主義者”。

“我是個不婚主義者。因為我覺得結婚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例如對方家庭教育背景以及将來孩子的撫養和教育等，但如果未來有生育的打算，我還是會考慮結婚。”今年大二的劉瑜（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在成長的過程中，劉瑜切身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問題，她表示，所在的學校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是男生比較多。她所在的小學一個班22人，女生隻有7個，初中一個班30人，女生隻有11人。

今年大一的王俊（化名）也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問題，但他表示問題不大，反而更加激勵自己努力學習和未來的工作。

也有“00”後男性會明白的表示考慮“向下找”，比如今年正在讀大三的何兵（化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選擇伴侶的年齡差距在5年左右。“但這也會造成‘循環’，男性方面，會出現上一代不斷的往下一代發展，下一代往下下代找的局面。”

作為人口專家，王廣州已經關注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00後、90後、95後在人口研究中稱做“隊列”。不同的隊列，對于戀愛、婚育、家庭等看法确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以往研究的時候，他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并沒有認識到現在的變化會有這麼大、這麼快。

另外一方面，他指出，丁克和不婚的人群增長比率上升較快。

“我們用2005年的北京市終生不婚不育的女性數據與九十年代的數據相比，是百分之三與千分之三的區别，現在七普的相關數據還沒有完全更新，但是能觀察到尤其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獨身獨居、不婚不育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王廣州表示。

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對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據他觀察，“00”後适婚人群很大一部分秉持一種“宅”“婚戀自由”的觀念，這是大的環境綜合影響下的一個趨勢。

“我們能夠思考的是在國家政策方面，怎麼去設置對婚姻更加友好的條例。比如說，不少國家采取家庭報稅的政策，兩個人合報稅會更優惠，這個政策在我國是缺位的。我認為未來需要有更多的舉措，讓社會變得對婚姻更加的友善。”黃文政說。

如何應對性别比失衡？

當然，性别比也會明顯的影響“00”後的婚育。

早在2014年，湖南省統計局就發布消息稱，出生性别比偏高會導緻“婚姻擠壓”等問題。

這一情況在我國各地都有體現。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在我國各個階段的年齡性别比中，10-14歲、15-19歲是最高的，均超過115，而他們基本都是“00”後。而之後的“10後”，随着國家和地方政策的推進，性别比穩步下降。

王廣州指出，“00”後性别比失衡對于婚育的影響非常大，不僅僅影響生育率，還将影響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結構。

“從好的方面來看，發展單身經濟可以刺激消費，但是老年的單身經濟會給家庭、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比如說照料成本提升等等，因此這種變化确實需要一個正确的引導。”王廣州表示。

黃文政表示，性别比失衡之下，婚姻中除了農村男性受到“擠壓”，另一個“受擠壓”的群體是城市高學曆女性。

“一方面大學入學比例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增多；另外一方面是女性在學習上的競争力是稍強于男性的。這樣下來，一些女性不太容易找到跟她們合适的對象，而被擠壓的另外一方是農村男性，又不符合其擇偶要求。”黃文政表示。

他進一步指出，除了對總體的生育率之外，生育水平與性别比還有另外一層關系。

“一般來說，生育率需要達到2.1，才能維持世代更替水平，但是由于性别比越高，男性越多女性越少，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況下，每個女性平均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夠維持世代更替水平。我認為中國可能生育率要達到2.15甚至2.2，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黃文政表示。

不過，随着三孩政策的施行，我國的性别比有望進一步恢複平衡。

王廣州表示，随着生育政策的放開，實際上對孩子性别沒有偏好的人增多，導緻整個分母增大，有偏好的人占的比例下降了。

“另外，随着育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男孩的生育偏好不會像以往這麼強烈。但是實際上偏好還是存在的，特别在農村還存在至少想生一個男孩的情況。”王廣州說。

從性别比失衡的角度來看，農村确實相對城鎮更為明顯。2020年，20-24歲、25-29歲和30-34歲的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為107.01、106.79和103.26，而鄉村為123.09、120.87和116.82。“00”後的情況也類似，鄉村在10-14歲和15-19歲的性别比為114.86、126.24，從數據的差距也可以看出，在15歲之後，有更多的女性流向城鎮。

王廣州認為，農村一些年齡段超過120的性别比失衡，未來是會有所緩解的，尤其在新政策下農村家庭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因此沒必要一開始就大力度地去選擇孩子的性别。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開，以及國家治理非法人流的力度加強，性别比會朝着正常的方向不斷發展，但恢複正常是不容易的。”王廣州表示。

他指出，目前我國一方面是高度重視婚育的宣傳工作，一方面推行積極的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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