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昊

當今聖上題了一方匾額送給朝中的一位翰林侍講。

聖上擅長書法，而這位侍講是探花出身。

這看起來又是一個慈君和才臣親密互動的故事啊。這樣的故事往往被傳為佳話，看多了，卻也稍感乏味。

可是，如果這位聖上是雍正皇帝，如果這位探花是錢名世，如果這方匾是因年羹堯而起，故事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01

一方“出奇料理”的匾額

這方匾題的是“名教罪人”。

什麼是“名教”？

馮友蘭在《名教之分析》中寫道：“所謂名教，大概是指社會裡的道德制度，與所謂禮教的意義差不多。”

“名教”的“名”，一般可解作“正名定分”，這個名分就是指“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等級秩序。“名教”的核心就是“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

李敖在《中國的名教》中說：“對名教的解釋，是不從窄處看的，它的定義，像滾元宵，有了核心以後，越滾越大。一談到名教，它就涵蓋了綱常、名分、尊卑、禮法、人倫等等所有的仁義道德，成了總稱。”

那麼，放在今天的語境，“名教罪人”就大緻可以轉譯成“社會罪人 道德敗類”。

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設身處地地想象，誰家大門口被挂了這樣一方匾額，那是怎樣一番情景？

此匾因何而來呢?

大緻可說，它是因年羹堯而起，表面看是年案的延續，卻另有一番演變。

這時候，是雍正四年（1726年）。此時，雍正和年羹堯這一對君臣，已經結束了他們合作的蜜月期，年羹堯已被賜死。在查抄年府時，有人發現了錢名世寫給年羹堯的八首詩歌，就将之舉報給雍正。

這些詩中有這麼兩句，“鼎鐘銘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大約是怕年羹堯讀不太懂，錢名世還在詩後特别加了注釋：“公（指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指康熙）平藏碑之後。”大概意思是說：應該在鐘鼎上銘刻年羹堯守護大清山河的誓言，并在康熙皇帝平藏碑之後，再立上第二塊碑，以志年帥的偉業。

這差不多已将年羹堯與先帝康熙比肩了，雍正震怒。

群臣等待着，他們大多數人可能會想：“錢名世這回可要被發怒的龍爪撕碎了吧？”

可是，出乎他們的預想，雍正來了一次“出奇料理”。

“料理”這個詞現在一提起來大概就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到“日本料理”吧，但它卻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詞彙，就是處理的意思，在日語裡是菜飯。

在處理“曾靜投書案”時，雍正在田文鏡的奏折上批道：“遇到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所以，“出奇料理”這四個字，就成了辨識度很高的差不多單屬雍正皇帝的一個标志性詞彙了。

雍正對錢名世不殺、不關，他下旨：“着将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制匾額，張挂錢名世所居之宅。”

他進一步要求，錢名世家鄉的地方官——常州知府和武進知縣，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去錢名世的家中查看，如果不挂匾，要及時向上級反映，奏明治罪。

那麼，受匾之人錢名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02

一朵凋殘不堪的探花

探花，這個稱呼據傳始自唐代，新科進士們到曲江盛會，約定年最少者為探花郎，大概是由他來代表這些大哥們采花助興吧，少年才子，春風得意，真乃人生赢家！後來，探花逐漸演變成為進士第三名的專稱或美稱了。

常州府武進縣，既是江南魚米鄉，又是科舉鼎盛地。小小縣域，共出了1546個進士，其中，狀元9名，榜眼8名，探花11名。

來自江南的探花郎，令人自然聯想到風流倜傥、青雲直上這些美妙的字眼。隻是到了錢名世這裡，卻都走了樣。

錢名世在《清史稿》中有個小傳：“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進士，授編修。夙負文譽，王士祯見其詩激賞之。鴻緒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屬辭潤色之。官至侍讀，坐投詩谄年羹堯奪職。”

這個小傳讓我們知道，錢名世被兩個著名“學者型”高官王士祯、王鴻緒和一個著名的民間大儒萬斯同所賞識和借重，可見錢名世的文章、詩歌寫的确實好，學問也很了得。

但是，才子錢探花，其志卻并不在著書立說的名山事業，而在追逐位高權重的仕宦功名。

怎奈，他的官運不濟，在康熙朝就因犯了錯誤，受到處分，被邊緣化。

這件事在康熙的資料中好像并無記載，而在雍正的一道谕旨中，是這樣說的：“錢名世向來頗有文名，我聖祖仁皇帝拔為一甲進士，置之詞館，兼直内廷。伊不能仰報厚恩，自罹罷斥。複蒙聖祖仁皇帝格外矜全，令其修書贖罪，又複其原官，給予俸祿，特不許在翰林衙門供職。蓋聖明洞鑒，知其品行卑污，不堪複玷侍從之班也。”

這裡沒确指錢名世犯了何錯，隻說他“品行卑污”，對他受到的處罰卻說的明白：先被撤職，後又讓他修書贖罪，恢複了工資待遇，但不許他再在翰林衙門供職，相當于：撤職、保留待遇，做一些閑散工作。所以，他後來被舉報時的準确的頭銜是“食侍講俸之錢名世”。

受挫的錢名世，盼走了康熙，等來了雍正。

新皇登極，“萬裡江山萬裡塵，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似乎看到翻身的新希望。

他欠起身，舉目四顧，目光自然而然的落在年羹堯身上。

當時，雍正和年羹堯的關系是這樣的：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堯上了一道奏折，雍正在上面朱批，寫道：“……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顔對天地神明也。”

就在這樣的氛圍裡，錢名世給年羹堯敬贈了八首詩。

之後，雍正和年羹堯的關系卻變成這樣的：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在一道朱批中寫道：“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zhì）之類人也。”

正好，錢名世寫給年羹堯的八首詩就到了雍正手裡。

資料顯示，錢名世和年羹堯同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舉人，也許這鄉試同科之誼會成為錢名世向年羹堯拉關系套近乎的由頭，但并沒有資料證明錢和年有多近的關系，可以說，錢名世并非“年黨”。

大概是錢名世在同僚中一直人緣很賴、口碑很次吧，再加上“鼎鐘銘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這兩句怎麼看都太過了的捧詩，雍正才會将錢名世這個無足輕重的邊緣小人物，提溜出來，大做文章。

不殺、不關錢名世，卻選擇送匾羞辱，雍正在谕旨中解釋道：“大學士、九卿等佥以其罪惡昭著，合加重懲，以彰國法。朕念治世之大閑，莫重于名教，其人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刑，褫（chǐ） 職遞歸，且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懸其門，以昭鑒戒。”雍正大意是說，錢名世玷辱名教，所犯罪刑之大，處死他也是他罪有應得，而讓他活，更能讓他感到恥辱，是讓他面對‘名教罪人’這方匾能更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罪行。

錢名世一案，被後世有些學者歸入清朝“文字獄”系列之中。時代更疊，很多“文字獄”中人物，被重新評價，但是，錢名世卻從未被“平反昭雪”。也許，無底線地阿谀權貴，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吧。

被送匾之後的錢名世，活得咋樣？活了多久？不得而知，連蛛絲馬迹都幾乎鈎沉不到，他彷佛消失了。

那方“名教罪人”匾，挂了多久？去向如何？也無從知曉。我現在所見到的，隻是在上海書店出版社《“名教罪人”談》一書中，有一個白地兒黑字的“名教罪人”夾頁，下面注釋：雍正書寫的“名教罪人”。常見雍正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多是行、草體，這“名教罪人”卻是方方正正的楷書。

曆史的書籍翻翻合合，時光流變，好多事情有了新的說法，隻是，這朵夾在頁角的久已風幹的探花，無論何時瞥見它，都是凋殘不堪的。

如果送完匾，雍正就此收手，那麼這就是個小範圍的兩個人的單挑兒，可是，送匾之後的雍正，戰興正濃，他繼續着他的“出奇料理”……

03

一部特别“禦制”的詩集

雍正題完“名教罪人”匾後，又弄出一部奇特的詩集，名字叫做《禦制錢名世》。

這是一部怎樣的詩集？

雍正下令，在京城的由舉人、進士出身的官員，必須圍繞“名教罪人”錢名世這個主題，每人寫一首詩歌，“以刺其惡”。寫完後，雍正逐篇審閱，最後，圈定了三百八十五人的詩歌彙集成冊，書前附上雍正的一道谕旨和群臣的一篇“表态書”，交給了錢名世，由錢名世出錢刊刻，成書後，向國子監、府學、縣學等處頒發。

這些詩歌都寫了什麼？

詩歌的主題無疑是從各個角度對錢名世展開批判。稍有分别的是，對雍正處置錢名世的手法，群臣們有人認為“嚴于斧钺”，有人認為是“開恩”。

大學士張廷玉的詩中有兩句：“士林恥與衣冠共，宸翰嚴于斧钺誅”，宸翰是指皇帝寫的字，他就認為“名教罪人”這方匾比斧钺更兇。翰林院庶吉士周廷燮也同樣認為：“四字誅心嚴斧钺，一生失足玷衣冠。”

禮部尚書李周望寫道：“邀恩開法網，負罪立人寰”。兵部尚書法海寫的是四言詩，其中兩句是“雖荷寬典，難逃清議”。

這部詩集有哪些弦外之音？

吟詩唱和，一直是文人們所喜歡的風雅之事，可在這個要命的主題下，在雍正鷹隼一般嚴厲目光的審視下，誰也不會再有閑适的詩情，他們都知道，這個作業不好完成。

群臣們寫完詩後，都呈給雍正審閱。大部分人幸運過關，卻也有一些人遭遇麻煩。

其中，餘甸、徐學炳、吳廷熙、莊松承、孫兆奎、王時濟這六個人的作品初審不合格，被發回重寫，後過關。

時有父子三人，他們是禮部尚書陳元龍及其兩子侍讀學士陳邦彥、陳邦直。陳元龍順利過關，陳邦彥和陳邦直的詩卻被雍正斥責“謬誤舛錯”，直接革職，發回原籍。真的是陳氏兄弟的詩不合格麼？也許是雍正不滿意爺仨同朝為官所形成的裙帶關系而故意找碴兒開掉這哥倆。

另一位翰林項維聰也因“文理不通”被革職。最慘的是侍讀吳孝登，雍正斥其“作詩謬妄”，竟将其革職後，發配到甯古塔為奴。

至此，以錢名世投詩谄谀年羹堯為由頭，雍正借力打力，将之演變成一場以核心官員為主要對象的官場整肅運動。

參考資料：

1、《“名教罪人”談》，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2、馮爾康：《雍正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策劃：魚羊史記 監制：魚公子

撰文：王昊 制作：吃硬盤吧、發達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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