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機遇很重要，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封建帝王都是如此。乾隆皇帝就是機遇好，祖父、父親鞍前馬後累個半死給他留下一片大好江山，加上他本人也争氣，開創了封建王朝的鼎盛。不過，嘉慶皇帝就沒這個機遇了，他即位時，空有盛世的殼子，再怎麼勤奮努力也隻能看着大清王朝日落西山了。

客觀地說，嘉慶帝在在清十二帝中算不上出類撥萃，但也并非是一無是處，至少比其後的道光、鹹豐要強。他親政以後，也想重續“康乾嘉盛世”，主要還是沒有趕上好時候。但是，要将所有的問題都歸罪于乾隆，好像也說不過去。因為乾隆去世後，留下的江山還不至于無法挽救，隻不過，嘉慶帝有個重大的坎怎麼也邁不過去。

了解清史的讀者都知道，從乾隆中晚期以後，官場腐敗成風。從中央到地方不能說是無官不貪，但也是十之有八。腐敗之風的風靡向來是封建王朝的固疾，要想根除絕非易事。可遠的不說，他爺爺雍正即位時不也是這個局面嗎，康熙晚年的官場腐敗情況同樣嚴峻，但在雍正帝的整頓下，照樣回到了正軌。

因此，腐敗問題并非是嘉慶面臨最艱巨的任務，事實證明，嘉慶帝在反腐倡廉上也頗有手段。最關鍵也是最讓人容易忽略的還是自康熙以後，迅速增長的人口問題。

清代之前的曆史，中國人口增長速度緩慢。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大約三千萬，漢武帝時大約三千六百萬，唐玄宗時大約五千萬、明末時大約六千萬。也就是說，從公元前221年到17世紀的這兩千年時間中，中國的人口增長才翻了一番。而到了乾隆六年時，進行了第一次全國範圍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億。

由于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了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9億。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着他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達到了3.5億，道光時期增至4億。從乾隆朝到嘉慶朝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兩倍有餘，對于小農經濟社會來說，這才是緻命的。

這就讓人不懂了，兩千年時間的人口增長速度反而不及幾十年的，難不成乾隆、嘉慶時期的人們生育力就那麼強嗎？這顯然不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千古一帝康熙爺的“功勞”。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宣布了一道重要的上谕，即“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并将其定為祖制。這就是說，此後生育的人口，一律不征收人丁錢糧。

人丁不征糧對于百姓來說是從不敢想的大好事，康熙帝制定這一策略的時候，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但任何體制時間久了都會出現弊端，後人若是不去主動改變他便會成為阻礙，要不怎麼說是“與時俱進”呢。

有人會說，人口增長會帶來消費，也會促進生産。若是有這種看法那就大錯特錯了。小農經濟時代，這麼多人吃飯，中國曆史上從未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于不安定的邊緣。流民的出現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要原因。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财政危機。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而同時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這就得等于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三倍。

财政危機又導緻了地方政府的虧空，他們隻能向農民層層加碼，于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農民承擔額外的賦稅要比正稅多出數倍、十數倍。這就讓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于激化邊緣，輕則聚衆鬧事，重則揭竿而起。

嘉慶帝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但他是大清最高的統治者，這個時候絕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了，對于康熙帝不合時宜的祖制應該加以變通，廢除永不加賦的祖制以限制人口的增長。遺憾的是，嘉慶帝最缺少的就是這種打破常規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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