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要明白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區别何在？就在與語言是否同步。白話文與語言完全同步，是語言的符号化、文字化，而文言文卻并不與語言同步，而且刻意在與語言保持距離，因此，不是語言的符号化，而是與語言相對獨立的一套抽象符号系統。

也就是說，文言文與白話文存在本質不同，白話文隻是語言的工具，屬于語言系統，但是文言文卻不是語言的工具，不屬于語言系統。也可以說，現代中國文字實際上存在兩套系統：文言系統和白話系統。

中文之外，人類文明史中的所有文字，都不曾存在文言文，而都是白話文，無論是字母文字，還是字母文字之前的古兩河的楔形文字，以及古埃及文字。

對于字母文字，說它們是語言的工具，屬于語言系統，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字母本身就是表音的，就是模拟發音，由字母所組成的單詞，也是模拟語言中的單詞，就是為了拼湊那個發音。所以，字母文字在書寫又叫“拼寫”。

對于古兩河的楔形文字，現代人，尤其是歐美人，認為是與字母文字存在本質不同，因為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則是抽象文字，而且很顯然，字母文字比楔形文字先進。

首先，說字母文字是抽象文字就是一種誤解和笑話。因為字母文字是模拟語言的，也就是模拟聲音的，盡管聲音沒有形象，用眼看不到，但是卻用耳朵可以聽的到，依然是一種具體、具象的東西。一種對具體、具象的東西進行模拟的東西，怎麼可以說是抽象的。因此，盡管字母文字不是象形文字，但遠稱不上抽象文字，而是“象聲文字”。

其實，說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也是一種誤解，它本質上也是象聲文字。 楔形文字和後來的字母文字根本目的都是為記錄語言、模拟語言。盡管從字形上看，楔形文字是象形的，譬如，牛字，用一個很像牛頭的符号來代表，但是，這個牛頭符号的目的卻是為記錄牛的發音，因此，這個符号也是一個“象聲字母”。

牛字之類的字還多少有點意義，但是在楔形文字中，卻存在大量完全沒有意義，至少在當時的古兩河社會内部完全無意義的字，這些字的唯一作用是用來表音，用來象聲，就是徹頭徹尾的字母。有“亞述學”的德國研究者認為，這些字母性質的楔形文字是借用自當時的中亞東歐一帶的草原民族的，這些民族是後來的印歐民族的前身。這位德國人據此認為，文字的最早發明者并非古兩河人，而是古日耳曼人。

這位德國學者研究很有價值，說明了楔形文字的原始造字理念是更可能是外傳的，而非原創的。那麼是不是中亞東歐的遊牧部落原創性地發明了文字？當然不是。上篇文章已經指出，人類文明史中最早的抽象記錄符号系統出現在中國，就是甲骨文之前的“文”，或者“文系統”。而且，文系統又包括三個子系統：易經符号系統、結繩符号系統、書契符号系統。出現時間至少在10000年前。但是，中國的文系統并不用于記錄語言，而隻用于記錄“意”、“義”，就是義理、道義。更可能的情況是，中亞東歐遊牧首先接觸到中國的文系統，但是，卻把他們改造成用來記錄語言，但是卻又不成體系。

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都是語言性文字，都是象聲文字，唯一不同在于，楔形文字的基本單位是語言的一個單詞，而字母文字則将語言上的單詞進行分解，構造出了發音上的基本單位，即字母，再用這些字母去按讀音拼湊單詞。因此，從楔形文字到字母文字，隻是技術上的改進，并無本質的變化。按中國的标準和語言，它們也都是白話文。

盡管中國自至少10000年前的文明伊始，就存在抽象的記錄符号系統，即文系統，但是，卻并未将其應用于記錄語言，而是用來記錄“意”、“義”，用來記錄義理、道義。也正因為如此，當字在中國出現後，尤其是開始大規模使用後，激發了“文”、“字”、“言”與“意”的關系的大讨論，這種讨論在春秋戰國時興起，直至三國魏晉時期才結束。這樣的讨論也僅僅在中國文明史中發生，為其他任何文明所無。

《周易·系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系辭以盡言”。“書”是指字；“言”是語言；“意”是道義；“象”是卦象，也是文；辭是指無字時代，對易經的口耳相傳的部分，也是語言。“書不盡言”是說字與語言并不同步，字的數量少于語言的單詞；“言不盡意”是說即便是語言也是無法準确地表達道義的内涵；“立象以盡意”是說發明卦象這種文去表達道義。

莊子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國魏晉時期的王弼，可謂是這次大讨論的集大成者，也因此僅憑20多歲的生命就彪炳青史。他在《周易例略·明象》中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

縱觀這一曆時達好幾百年的大讨論，有一點是公認的，“意”是本源與核心，語言也好、文也好、字也好，都是表達“意”的手段，這是參與讨論各方各家都認同的，尤以王弼說的更清晰。

到了唐宋時期，這個問題又轉化為由字所組成的文體、文章與道義的關系，而結論則是“文以載道”。

這意味着在道義是文之源，文之本。在文系統出現之前，中國文明就已經出現了獨立的道義概念，而文被發明出來就是來表達和傳遞道義。中國文明的出現就是以文為标志，究其核心是以道義的出現為标志。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整個人類曆史中，也唯獨中國有資格稱的上“文明”，因為唯獨中國存在表達道義的文系統。其他任何文明，無論是古兩河古埃及文明，還是現代的歐美文明，都不曾出現獨立的道義概念，不曾出現去單純表達道義的文系統。

前面我們已經對易經的八卦符号，結繩的繩結符号，書契的契齒文符号做了詳細的解讀，這些符号本質上都是數、數字，這三者共同構成漢字産生之前的文，或文系統，用以表達誠信和道義。

在中國傳統看來，字隻是文的與語言相結合的擴展，其基礎在文。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倉颉之初作書也，蓋以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是文的基礎上擴展而來，字是文的孩子。字的本義就是撫育孩子。

隻是，囿于曆史資料缺乏，許慎在這裡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認為文是成形原理是象形的。其實文的基礎是數字，而數則是絕對抽象概念，因此文絕非象形的，因為壓根無形可象，而隻能是人為賦予。因為無論數字，還是道義本身，都是絕對抽象的。二是，認為最初的字起源于書契，其實書契依然是文，尚不是字，字要到商朝才有，就是甲骨文的出現。

字在中國出現，不過是把原先用于表達抽象的道義的文系統，開始轉向去表達語言。即許慎所說的“形聲相益”，隻是“形”字不太準确，直接用文字比較準确，即“文聲相益”。

毫無疑問，盡管文系統在中國曆史中存在十分漫長，直至商朝，至少存在了7000年，但是，字在中國的出現還是非常突然的，即用文去表達語言的做法在中國的出現是很突然的。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亞楔形文字的影響，或者是受到中亞東歐遊牧的影響，因為用文去記錄語言首先是在那裡出現。也就是說，甲骨文有明顯的外傳特征。

但是，前文已經指出，古兩河的，或者東歐中亞遊牧部落的，用抽象用文去記錄語言的做法，又很可能受到中國文系統的影響。因此，甲骨文傳入中國，并非完全的進口，而是出口轉内銷。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傳統記載中，即便字有外來成分，但也從來不認為字的出現是突然的，也不認為是一個多麼大的事件，而隻是認為是文的擴展和延續，依然是文。

但是，當與語言結合的字出現之後，導緻中國的符号記錄系統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一是，文系統被字系統取代。二是，字系統與語言的合流，作為一種新形态的文，字的屬性和功能開始發生變化，由以前的單純記錄道義，轉向也開始記錄語言。

在字出現之前，中國的文系統又包括三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分别是易經符号系統，結繩符号系統，書契符号系統。當字出現後，文的三個子系統都進入了字系統，被字所直接繼承，成為字的基石。隻是，随着結繩和書契作為契約工具、信用工具的消失，結繩符号和書契符号作為獨立的文系統局面也随之消失。直至最終人類對此完全失去曆史記憶。但是，由于易經作為一門學問在中國一直堅實地存在，因此，易經符号系統也一直獨立存在。

對中國文明而言，字實際上就具備兩個相互矛盾的功能和屬性，即文的功能和屬性和語言的功能和屬性。文是道義的工具，其目的是記錄道義。字從原始意義上來說，是語言的工具，目的是記錄語言。這兩者在根本上是矛盾和沖突的。

也正是這種矛盾和沖突，導緻在春秋戰國時期，爆發“意”與“言”、“文（象）”、“字（書）”之間關系的大讨論。這一讨論一直持續到魏晉時期。

二

甲骨文在商朝就出現了，為什麼這種沖突直至春秋戰國時期才惡化并激發大讨論。原因在于，盡管字在商朝就出現，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字的功能和使用範圍極為狹窄，社會的整體依然是有文而無字。

甲骨文被引入，最初隻是服務于祭祀儀式。更準确地說，甲骨文是一種獻給神的祭品。甲骨文所記載的都是已經發生的事件，也就是曆史事件，尤其以已經發生的占蔔為主。然後，再将這些記載曆史事件的甲骨打上孔，穿成串，就是“冊”。“冊”字的甲骨字形就是用繩子穿成串的不規則的甲骨，而非整齊劃一的竹簡。然後再将冊作為祭品獻給神，這就是“典”。“典”字的甲骨字形就是雙手捧着冊而敬奉神的動作。因此，“典”字本意就是用冊作為祭品的祭祀儀式，也指用于典祭的冊，即典冊。

《周禮》中提到“策（冊）祝”，就是屬于典祭後來的變形，屬于典祭的範疇。《尚書·金縢》記載了周公進行冊祝情形，周公在策辭中說願意以自己的生命去換回武王的病愈，儀式完成後，将冊藏入金滕之中。金縢是用金屬（更可能是銅或青銅）制的帶子進行密封的櫃子，相當于現代的保險櫃。

典祭，或冊祭從形式上來說，是用字來做祭品，但典祭出現之前，中國早已存在另一種祭祀形式，叫祼祭，使用的祭品不是字，而是字之前的文，具體是書契。典祭明顯是從祼祭演變而來，可以說是一種新形态的祼祭。典字的甲骨文在字形和讀音與祼都高度接近。

在前面《窮究券字的起源》一文中，我們已經對祼祭的原理，以及祼字字形的演變曆程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典字的甲骨字形是雙手捧冊，而祼字的最原始的甲骨字形則是雙手捧一根豎線，這個豎線就代表書契，而且是書契之右契。書契右契在書契機制中是相當于借款人所開出的借據，代表着其誠信、信用。同時，在金融上看，右契也是有價證券。其價值取決于借款人，即左契持有者本身的信用程度。右契的專有名詞是“關”，因此，北宋有一種紙币就叫“關子”。用于祭祀的右契也有個專有名詞叫“券”，券的上半部分“”就是從“祼”字的最原始甲骨字形演變而來。

甚至在可能在祼祭之前，即在用書契之右契作為祭品之前，就出現了類似的祭祀方式，就是用結繩的右繩為祭品的祭祀方式，這種祭祀方式直接叫做“祀”。在前面讨論文字的結繩起源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結繩機制與書契機制類似，都是中國早期的契約，也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契約。“契約”一詞中，“契”就是書契，“約”則是結繩。

“巳”的甲骨字形就是一對結繩合約的右繩，相當于書契之右契。因此，“祀”的本意應該是用指用結繩之右繩作祭品的祭祀儀式。這是可能是中國用文做祭品的最早的祭祀形式，所以，本來作為一種特殊祭祀儀式的“祀”成為祭祀的總稱。

右繩、右契之所以可以被用作祭品，祼祭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祭祀儀式中最核心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國獨特的祭祀理念，就是“鬼神飨德”，認為人的德是獻給神的最好祭品。人最好的德是什麼？是真誠、誠信，而誠信則是道義的基礎，甚至等同于道義。《中庸》說“率性之謂道”，率性就是真誠，道就是道義。

也就是說，以結繩之右繩作為祭品的“祀祭”，以書契之右契作為祭品的祼祭，都是以文為祭品，結繩符号、書契符号都是文。而文則是用來記錄和承載的誠信和道義，因此，“祀祭”和“祼祭”的真正祭品是祭者的誠信和道義。盡管在以字作為祭品的“典祭”中，似乎形式上與“祀祭”、“祼祭”有所不同，但祭祀原理是等同的，也是将真誠和道義用作祭品而獻給神。無論是甲骨文的冊，還是周公冊祝的冊，所記載的都是事件，則寫事件都可以記錄和代表祭者的真誠。甲骨文所記載的事件主要是占蔔，而正是在占蔔中，當事者會保持足夠的誠意。因此，記載占蔔事件隻是形式，實質是記載當事者的誠意。

甲骨文的冊是中國最早的曆史記載，也正是在此時奠定了中國曆史記載的兩大原則。第一，記載的事件要真實。第二，記載的事件有都是形式，實質是記載事件所反映的“意”，即誠信和道義。《春秋》經隻是甲骨冊的延續。

因此，字（甲骨文）由文孕育而出的過程，實際也是典祭由祼祭孕育而出的過程，表現出很強的連續性，雖然字和典祭都有很強的外傳特征，可能受到古兩河-埃及文明的影響。字在古兩河出現後，也被用于祭祀，古埃及的字更是主要用于祭祀。但是，最早用抽象記錄符号作祭品，即用文作祭品進行祭祀的則是中國。

因此，古兩河和古埃及以字為祭品進行祭祀的做法卻又很可能受到中國用文進行祭祀的影響，從中國引入。隻是對中國而言，文是用來承載誠信和道義的，然而，古兩河和古埃及文明并無獨立的誠信和道義概念。因此，他們隻想到用文去記錄語言，這樣就“發明”了字，而且是象聲的字，白話的字，然後用字去記錄獻給神的具體的祭品，或者記錄對神的承諾。

也可以說，在早期人類文明，曆史中曾經存在兩類用記錄符号作為祭品的祭祀，一種是“文祭”，一種是“字祭”。“字祭”源于“文祭”。盡管中國“字祭”的出現時間較古兩河可能稍晚一些，但是，唯獨中國在“字祭”之前存在“文祭”。因此，古兩河古埃及的“字祭”更可能是受到中國“文祭”的影響而産生，然後再回流到中國，引發“字祭”也在中國出現。

因此，作為漢字最初形态的甲骨文，實際上有三個特征。第一特征，是語言化的，但并不安全；第二個特征，直接用途是記載過去發生的事件，即記載曆史；第三個特征，保留了文的特征，從根本上來說，是記錄誠信和道義，這種誠信和道義是通過曆史事件來表現的。

“字祭”，即“典祭”、“冊祭”，這種祭祀形式的引入是從政府開始的，而且也僅僅局限于政府，主要是天子們所使用，并沒有為民間所接受，沒有在民間普及。在商朝和西周時期，漢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主要使用于祭祀，而且主要局限于政府，并不服務于日常生活，并沒有在民間普及。

漢字的真正世俗化、民間化是發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但是，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是一個混亂的戰争年代，而漢字的推廣則需要一個和平環境。所以漢字的真正大規模普及是發生在天下安定後的漢朝。《五經四書》文本的定型就是在兩漢完成的，奠定了後來所謂的經學的基礎。

但是，由于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漢朝人又無比的迷信，将一些外來的迷信思想混入了經學。在這些迷信思想中，主要包括“易經象數”思想，“陰陽五行”思想，“天人感應”思想，“谶緯”思想，公羊中對孔子的盲目崇拜思想等。在這些迷信思想的影響下，又導緻《五經》的文本充斥矛盾。從學術、學問的角度而言，漢朝人可謂是功過參半。

但是，清朝人并不明白漢朝學術的底細，他們由于厭倦于宋明理學的空談，認為這是受到唐以來的佛教和道教影響的結果。他們認為唐以來的學問都是不純正的，于是他們想回歸經學的本源，回歸孔孟的本源。但是，在孔孟所身處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亂世，那時漢字尚未真正大規模普及，并沒有留下太多文獻。于是他們退而求其次，一心想通過考據的手段恢複漢學，清朝考據學甚至可以直接稱之為“漢學”。

因此，有清一代的學術注定是個大悲劇，考據學的最終結果是，不但沒有恢複漢學，不但沒有回歸五經之本源，反而，引發國人對五經信心的系統性崩潰，甚至對中國曆史信心的系統性崩潰。現代的膚淺者認為，五經的崩潰，傳統史觀的崩潰是受西方沖擊的結果。事實上，西方的沖擊隻是外因，清朝考據學才是内因。

但是，絕不是說清朝人不該去做考據學，也絕非考據學本身讓五經崩潰。事實上，考據學隻是一個發現真相的過程。從發現真相，恢複漢學的角度而言，清朝考據學的确做到了，的确非常偉大。但是，讓清朝人始料不及的是，漢學不僅不是五經的本源，而且是千瘡百孔，存在無法解釋的系統性矛盾。

正是嚴重矛盾的存在，讓晚期的清朝學術界在内部産生了巨大分歧，于是出現了所謂的“今古文”之争，及至最後出現了康有為的學術陰謀論之作《新學僞經考》，荒誕地提出，王莽之後，五經和《史記》都是僞造的。正是康有為的這本書，點燃了五經和傳統史觀崩潰的導火索，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清儒的悲劇在于，隻有發現問題的能力，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清朝不認真做考據，五經的問題和矛盾還不會如此清晰地暴露，五經的崩潰也不會來的那麼快。

但五經的問題本身并不在清朝的考據學，而在考絕學所緻力于恢複的漢學。五經的文本是在漢朝定型的，但是，漢朝人卻缺乏基本的辨識能力，把與五經的本意相矛盾的思想、說法混入了五經文本。

因此，要真正複興中國傳統文化，首先就要恢複對五經的信心，而要恢複對五經的信心，就必須完成清朝人未竟的工作，恢複五經之本源，恢複真正的五經。而要恢複五經，必須明白記載五經的漢字之起源和演變。理解漢字之起源和演變，必須明白漢字産生之前的文的起源和演變。

由于漢字一方面是文字化的，是語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由文所孳乳，也保留了“文以載道”的屬性，是道義的工具。漢字試圖在這一對相互沖突的目标之間求的平衡。也就是說，漢字的性質介于完全與語言無關的文系統與完全語言化的象聲文字之間。一方面要與語言結合，另一方又要維持表達道義的目的，導緻其不可能像西方的象聲文字那樣完全語言化，而可以與語言保持距離。

因此叫“文言文”。“文”就是字之前的文，“言”就是語言，就是既“文”又“言”的文。實際上也是不“文”不“言”的文。

籠統地說，白話文之前的所有古文都是文言文，但是，更主要指禮崩樂壞後的春秋時期之後的古漢字，原因在于，前文已經指出，隻是從那時漢字才真正開始由祭祀走向世俗，由朝廷走向民間。甚至可以說，是漢字的真正開始。商朝和西周，當時的甲骨和金文，主要用于祭祀，而且僅限于朝廷，相對于整個社會漢字幾乎不存在。

隻是從商到周，祭祀的方式有所變化。譬如到西周，金文主要是用來刻寫表彰先祖的銘文，開始出現用成篇文字寫冊的冊祝，開始用真正的曆史事件作為祭品，這就是《春秋》的起源。這些都成為中國最原始的文字材料，是《尚書》、《春秋》的前身。同時，從文風看《周易》卦爻辭也是西周寫成的，這是傳統所說的“文王系辭”的曆史基礎，也是易經文本被稱為《周易》的原因所在。并不是說卦爻辭真的是文王本人所寫，隻是說這個事件發生在西周，而作為西周的開創者，文王被用來指代這個時代。

同時，作為漢字的最初形态，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更表現出文的特征，語言化程度很低，與語言的同步性很低，因此非常難懂，所謂的诘屈聱牙。甲骨文都是簡短的句子，沒有成篇的文字。西周金文稍微進步了一些，開始有成篇的文字，但是依然難懂。

到了春秋漢字開始世俗化、民間化應用之後，與語言的同步性也發生了大大的提升。五經的傳就是用春秋之後的漢字寫成，所以非常好理解。同時，傳并非是僅僅對經的解釋，而從主體上來說就是經。

以易經為例，在西周之前，唯一符号化的隻是卦象，其意義完全依據卦象的口耳相傳。即那時隻有文，而無字，文之外的東西完全靠語言。西周開始進行了第一次文字化，有了卦爻辭。但是文字化的程度依然很淺，大量的内容依然靠口耳相傳。隻是到了春秋之後，文字的真正世俗化、民間化之後，才開始了第二次文字化，這次文字化的結果被稱作傳，其實傳也是經，隻是文字化晚了一點而已。傳的本義是傳，即一代一代往下口耳相傳之義，經本來也是傳，也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當然，由于傳的文字化發生在春秋之後，因此也會被混入當時的“新思想”，而這些思想是可能違背易經本意的，如陰陽五行思想，這就需要我們具備識别能力。

白話文則是象西方文字一樣，成為徹底的象聲文字了，成為徹底的語言的工具了，漢字的表達道義的功能徹底消失。從易普及易使用的角度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從道義的角度，這個一個巨大退步。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