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心放

同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和蘇轼，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人中龍鳳，年輕有為的國家棟梁，但兩人在變法上針鋒相對，蘇轼還被陷入“烏台詩案”，差點兒丢掉性命。不少人認為兩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本文專門聊聊這兩個曆史人物的關系到底如何。

（一）兩人各具鮮明的性格

王安石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自幼飽讀詩書，才華橫溢，少年時候就小有名氣。22歲時考中進士步入仕途。從擔任淮南判官做起。他是北宋朝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從人們稱其為“拗相公”可知他的性格特點，用現代話簡要地說就是很自信、非常犟，為人處事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看法。

宋仁宗時期，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已十分嚴重，官僚集團越來越龐大，财政負擔不斷加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範仲淹推行“新政”，以整頓吏治為重點，但僅一年多就在保守勢力的诋毀下夭折。不過衆多改革主張層出不窮，王安石的變法思想也在逐步成熟。

在做知縣期間，他把他的變法思想付諸實施。青黃不接時把糧倉裡的積谷貸給老百姓，等待收獲時連本帶息一起償還。這樣陳糧得以更新，老百姓也避免了不法商人的盤剝，于國于民都有利。文彥博、歐陽修等人多次推薦他。嘉祐五年（1060年）他被任命為三司度支判官，這官職負責掌管國家錢谷。他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沒有引起宋仁宗的注意，卻得到了趙顼、以後的宋神宗的注意。20歲的趙顼繼位後，立即起用王安石，大力推行變法。

蘇轼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朝的文學家、書法家、美食家、畫家，嘉祐二年（1057年）考取進士後，曾先後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和禮部尚書，并出知杭州等地。他生性放達、為人率真，用現代語言表述，就是心胸開闊，為人耿直，不拘小節。

兩人是同時代的人，王安石比蘇轼年長16歲，比蘇轼官職高資格老。當時王安石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算朝廷的高層幹部吧，從總攬全局的角度看，他為人處事的标準扼要地說就是，能推進變法就不遺餘力支持，反之則堅決反對。算朝廷中層幹部的蘇轼，對變法猶豫不決，他雖然能看到變法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看到了陰暗面。他看到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常被貪腐之人利用來盤剝老百姓。

蘇轼從小就不是個人雲亦雲的人，他不苟同王安石激進的變法作風，于是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反對派的隊伍。蘇轼有名望，影響力大，成為了王安石眼中一個主要反派角色，于是兩人針尖對麥芒了，蘇轼給宋神宗上書表示反對王安石的一些作法，說王安石在變法中獨斷專行，王安石針鋒相對說他是“所學不正”......

（二）烏台詩案使得矛盾尖銳

變法失利轉為改制的轉折期間，蘇轼被貶官放外任，按規矩向皇帝上表緻謝。這本是一件程序化的事兒，但蘇轼名聲的确太大了，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文中寫的“新進”認為是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一些尚在朝廷當官的新進認為是在諷剌他們，十分惱怒，于是他們從蘇轼的詩文中，斷章取義地給蘇轼羅織罪名，意欲将蘇轼置于死地。全靠正直人士仗義執言，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後也出面幹預，終于得到解救。

但沒死也被“脫層皮”了哦，蘇轼在禦史台的大牢裡被關了130多天，受盡了折磨。司馬光、蘇轍等30餘人受到牽連，蘇轼本人的詩詞文章被大量毀掉。但蘇轼沒有一蹶不振，從他在谪貶地寫的文章來看，筆調由尖銳苛酷憤怒變成了恬靜清麗，醇甜而成熟，将不少佳詩美篇留給了後世。

（三）人到老年泯恩仇

蘇轼在“烏台詩案”中被定罪候斬時，起初除弟弟蘇轍外，滿朝文武無一人敢為他求情。當時已辭職身在江甯的王安石聽聞此事後，想到國家正值多事之秋，蘇轼是個難得的人才，真格兒是可遇不可求，立即寫了封親筆信，派人到京城面呈宋神宗。信中說到，目前國家正值用人之際，切不能因為蘇轼寫了一些不中聽的小詩就錯殺良才。宋神宗對王安石敬重有加，看過信後，認為很有道理，加之曹太後和正義人士的努力，宋神宗最終下旨釋放蘇轼，将其貶到黃州。蘇轼能避開厄運，王安石的功勞不可抹殺。

元豐三年（1080年），蘇轼奉诏從黃州到汝州，經過江甯時，趁此機會專程拜訪。王安石聽說蘇轼來到江甯時，立馬披蓑衣戴鬥笠，騎着瘦驢，趕到渡口去與蘇轼相會。此後兩人同遊數日，通宵達旦飲酒唱和，談天說地。

文末補白：兩位同時代的風流人物，從沒成為真正的敵人，政見上的不同看法，隻是在于各自的性格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要說初心都是為國為民。他倆在文學上的相互敬佩，在認識上的彼此寬容，使多年的官場恩怨煙消雲散，在中國曆史上樹立了“文人相親”的典範。

【作者簡介】趙心放，筆名趙式，近年來發表的散文、小說、詩歌、兒歌等散布于報刊、叢書及網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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