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轉型的趨勢與難點?“10年前,一進我們大院,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破棚子現在,演樂胡同59号社區居委會大院變得開闊敞亮,幹淨整潔,還有胡同展廳、共享書屋、休閑長椅平時社區還舉辦毛巾健身操、健康講座、養生知識搶答等活動,大家夥兒都特别願意參與……”72歲的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街道演樂社區居民陳燕感慨,社區今非昔比,讓大家有了“居民之家”的感覺,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社區治理轉型的趨勢與難點?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10年前,一進我們大院,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破棚子。現在,演樂胡同59号社區居委會大院變得開闊敞亮,幹淨整潔,還有胡同展廳、共享書屋、休閑長椅。平時社區還舉辦毛巾健身操、健康講座、養生知識搶答等活動,大家夥兒都特别願意參與……”72歲的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街道演樂社區居民陳燕感慨,社區今非昔比,讓大家有了“居民之家”的感覺。
黨的十八大以來,小小社區如同一個折射時代變遷的窗口,見證着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提升的鮮明軌迹。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命題,不僅着眼于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治理的現實問題,更切實增強了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實現高水平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張軍分析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基層治理中的黨建引領作用日趨強化;城鄉社區構建起自治為基礎、法治為保障、德治為先導的治理體系;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協調配合成為基層治理重要機制;技術治理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成為必選項。
以人民為中心 社區治理從“管理”轉變為“服務”
60後杜世蘭有着近40年社區工作經曆,她對社區管理的變化感觸頗深。杜世蘭于1984年進入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道(當時為“常青鄉”——記者注)工作。在她的印象中,那時工作模式相對“簡單粗糙”,隻要腿勤、嘴勤,将上級政策精神傳達到社區,就算完成任務。“工作中難免有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的情況。”
2019年,包河區率先在全市試點街道機構改革,将繁雜的部門精簡為“一辦七部兩中心”,明确細化部門職能。優生優育、健康檢查、孩子入托、退休福利等民生政策指導,納入杜世蘭所在的社會事務部工作範疇。在她看來,除了優化辦事流程,社區治理另一大亮點是由條線管理轉變為網格化治理。
2020年,包河區仰光社區把社區劃分出12個網格。2022年,網格數調整為9個,轄區駐地單位、公共服務場所、居民小區、學校、體育館等歸于網格管理。各網格采取“1 2 N”人員配置,1名網格長由社區兩委成員兼任,配專兼職網格員各1人,N代表物業工作人員、居民鄉賢、樓棟黨員、志願者等自治力量。網格員定期線上宣傳惠民政策,主動上門講解服務,延伸治理工作觸角。
“社區治理直接面對老百姓,上面一根針,下面千條線,大到人口普查、經濟普查,小到就業指導、拆遷等工作,要有熱情、幹勁。”杜世蘭深切感受到,10年來,社區治理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變為主動細緻的“服務”。
從小對媽媽的工作耳濡目染,2017年,杜世蘭的女兒劉佳麗通過招考進入常青街道仰光社區從事公共就業服務工作。對于來辦社保的居民,劉佳麗會綜合考慮其家庭情況、收入水平、社保繳費情況等給出最優意見,“将政策内容告知服務對象并不難,要将政策掰開揉碎,為他們‘量體裁衣’。”劉佳麗幫社區142人找到工作。2022年7月,31歲的她榮獲“全國十佳基層公共就業服務人員”稱号。
提升治理效能 強本領辦實事
近年來,社區治理窗口的圖景變化,反映了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鮮明特征和顯著優勢。越來越多有知識、有本領、有技術的年輕人加入社區,在實踐中将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
10年前,杜世蘭入戶核對信息時,都是手抄登記,如果記錄有偏差,辦理一件事情要跑好多趟。如今,女兒劉佳麗用手機錄入數據,為社區居民查詢政策、辦實事,一鍵啟動就能辦理。
合肥濱湖世紀社區振傑網格黨委副書記袁佩靜是90後,2013年參加基層黨建工作,和她一同進入社區工作的80人基本都是大學畢業生。受益于信息化優勢,他們在線上發布工作動态和便民政策,極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拓展了社區治理覆蓋面。
黨建引領成為社區治理的一道亮麗風景線。2017年,袁佩靜來到社區智慧建設部工作,黨建引領社區治理一體化智慧服務平台上線。“這相當于社區治理的‘中心樞紐’,居民掃碼就可以了解社區黨組織建設、黨員報道、公益文化項目報名等信息,我們從‘廣撒網’治理轉為點對點精準服務。”她說。
社區也在不斷加大對年輕基層治理人才的培養和投入。2013年,濱湖世紀社區引進第三方機構,提升社區草根社會組織工作者在困難救助、矛盾調處、權益維護、心理疏導等方面的能力。兩年後,社區又專門成立治理學院,聘請專家開展集中授課、主題沙龍、實操訓練等。
袁佩靜所在社區工作人員每年要修完25個課時,“小社區、大學問,要不斷增強本領,學會細緻細心幫群衆辦實事”。近10年來,她經曆了7個工作崗位,為群衆調解、化解矛盾百餘起,成為受到群衆誇贊的“小袁書記”。
社區裡的年輕人敢打硬仗、勇挑大梁
作為城市治理體系的基本單元,随着基層社會治理重心下移,社區一線不斷面臨新挑戰、新要求。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任務時,社區裡的年輕人敢打硬仗、勇挑大梁。
95後韓子琳自認為性格内向,和陌生人交流會緊張。2021年,她加入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街道史家社區。剛進入社區工作,她就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安撫排隊居民,幫助老人、行動不便者完成登記和檢測,完成大數據信息核查任務……韓子琳身兼數職,忙得像旋轉的“陀螺”。外出時,她會随身攜帶幾個筆記本。“海量信息迎面撲來,我就拿筆把重點都記下來。”
一天下午5點半,正打算吃飯的韓子琳接到緊急任務,支援東城區北新橋街道疫情防控,要對260多人展開大數據核查工作。她一遍遍地撥打電話,不停地做記錄,并将信息錄入電腦。“一邊打電話,還要不停地做工作,但大家毫無怨言,全身心投入工作。”經此一役,韓子琳發現自己之前的“社恐、焦慮被抛得一幹二淨了”。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張軍認為,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基層社區一線,是基層社會治理高水平發展的内在訴求和外在要求。“基層應對社會風險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層負擔仍然過重,迫切需要加強基層社區年輕人才隊伍建設。”
今年,合肥市針對應屆大學生公開招考4000個社區“小管家”崗位,為基層治理注入青春血液,包河區共有358名“小管家”赴社區任職。
“社區事務繁雜,以平安建設部為例,涉及信訪、物業、安全生産等工作,還要處理居民大大小小事情,亟須提升年輕人綜合素養和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包河區薛河灣社區的00後湯慧娟感到,從事社區工作讓她成長很快。她和小夥伴觀察到,很多老年人不會用手機導航和掃碼。“小管家們”打算開設講堂手把手教老人智能手機操作。有時老人一句“謝謝”,能讓她開心許久。
張軍認為,要加大基層社區選賢任人力度,讓更多年輕人願意留在基層施展才華、磨煉意志、收獲成長,各方合力打通基層社會治理“堵點”,提升基層“智治”水平和能力建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海涵 先藕潔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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