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農村采風，去村裡祠堂是一個既定的項目。之所以對祠堂如此關注，是因為祠堂記載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最為顯著、豐富的文化特征。現在經濟條件好一點的農村，都或多或少存在恢複家族宗法的活動，比如重修家譜，建設祠堂等等。

那麼我們先來好好認識一下祠堂到底是什麼。

中華文化其内質核心是儒家學說，其宗族禮法是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禮記規定，古代隻有帝王、諸侯、和士大夫和品官可以設廟祭祖，這除了等級規制的因素以外，更主要的作用是明示皇權神道，主導社會倫理、标榜道德榜樣，所以，老百姓是沒資格立宗族家廟的，也沒有必要設立。

那麼老百姓如何祭祖呢？在宋代以前，平民把祖先的畫像、泥塑像或神主牌位供奉在墓旁稱為“功德祠”的佛寺裡，每逢祭祀就隻能在佛寺進行。老百姓的祠堂家廟其實出現還是比較晚的，直到明朝朱熹提倡禮制改革，力圖通過社會宗族力量将社會進行更為全面的管制，朱熹設計了一套民間家族祭祖的辦法，每個家族均要設立一個高、曾、祖、祢四世的祠堂，而且必須是獨立建築物。所以在嘉靖十五年，朝廷正式诏告天下建立家廟，準許老百姓在冬至日祭祀祖先，此後，中國祠堂才開始大規模出現在社會基層。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祠堂的出現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是儒家禮法鞏固皇權社會，緩和社會矛盾，依靠宗法管理庶民的一個準民間法制機構。

那麼這個祠堂到底管什麼呢？

祠堂實際上是族權與神權交織的産物。所以，祠堂帶有濃重宗教道場的味道，祠堂中的主祭稱宗子，管理全族事務稱宗長，還有宗正、宗直等職。分别負責宗族各項日常事物的管理。

宗祠充分體現了宗法制家國一體的特征，宗族家法的各種規制因此開始逐漸完善和嚴密，其管轄範圍涉及管理宗族财産、道德倫理、收支分配、族學費用等等，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為了施行宗祠規法，私刑也随之出現。所以我們經常從古代的文學作品看到宗祠對于家族嚴厲的管制，甚至包括“點天燈”、“沉豬籠”這樣國家法律之外的刑罰。清朝劉獻廷的《廣陽雜記》中就有族長對“犯倫理者，縛之而沉入江中而呈官”的記載，這簡直就是草菅人命。

上面簡單介紹了祠堂的來曆和作用，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祠堂的出現完全是滿足封建儒學道德的建設需要，其根本辦法是用姓氏家族的固有的社會紐帶形成對人的管制及束縛。而今社會已經不存在這樣的社會需求，所以，恢複祠堂建設是需要重新定義的。

如今社會是文化、價值多元化的社會，用固化的封建道德規範已經是窮途末路。社會上有些人總想恢複祠堂的宗法禮制，無礙乎是想将祠堂權當一個道德法庭。實際上如今無法做到，過去也難做到。在古代的宗族管理中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宗族的管理者霸占宗族财産，私吞宗族經費，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事情比比皆是。這些人哪個不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幹的全是雞鳴狗盜之實。

如今社會應該樹立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每個人都有自由獨立發展的生存空間，隻要不違法，不傷害他人利益，道德層面的自我規範應該交予社會廣泛的社會準則來實現。

祠堂的一些現實作用也可以得到肯定，比如家族聚會、婚喪嫁娶、文物保護、普法教育、文化宣傳等等，都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場所。

祠堂已經是一個曆史文物，随着曆史變遷，祠堂已經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建設中華文明新倫理，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這其中定然不包括祠堂的簡單恢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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