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人口餘額不足意味着什麼?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潔 實習生 杜博涵 廣州、北京報道，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一線城市人口餘額不足意味着什麼?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一線城市人口餘額不足意味着什麼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潔 實習生 杜博涵 廣州、北京報道

對一些城市來說，人口增長的“餘額”已經不多了。

所謂“人口餘額”，即每個城市規劃設定的未來常住人口規模目标與當前常住人口規模之間的差額。

21世紀經濟報道統計目前已經發布了城市規劃、國土空間規劃的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至少已經有11個城市發布了相應規劃或者征求意見稿，但部分城市的“人口餘額”較低，以一線城市為例，總體“人口餘額”僅有411.59萬人。

“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未來不會發生根本改變，一線城市常住人口‘餘額’不多，但是周邊的衛星城仍然有足夠的增量空間。我認為，未來一線城市會發揮人口集散的效應，當全國人口逐步聚集之後，一線城市會向周邊疏散，所以這幾年一線城市周邊的衛星城發展較快。”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一線城市“人口餘額”不足

未來，大城市的人口還有多少上漲空間？

從目前發布相關規劃的城市來看，“人口餘額”各不一樣。一線城市相對來說“人口餘額”不足，其中上海已經基本到了人口規劃的上限，北京、廣州和深圳的“人口餘額”也在150萬以内。

具體來看，根據《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以2500萬人左右的規模作為2035年常住人口調控目标。至2050年，常住人口規模保持穩定。而202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顯示，其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2487.09萬人，換句話說，如果以2500萬作為目标，上海的“人口餘額”僅有12.91萬。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确定常住人口規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萬人以内，經過嚴控新增人口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根據2020年的人口普查，北京人口數量達到2189.3萬，“人口餘額”為110.7萬人。

廣州、深圳的“人口餘額”相對更多一些，根據《廣州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2035年廣州常住人口規模将控制在2000萬人左右。2020年，廣州的常住人口為1867.66萬人，“人口餘額”尚有132.34萬人。《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提出，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1900萬人。202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規模為1756.01萬，“人口餘額”尚有143.99萬人。

這意味着，四大一線城市的總體常住人口“餘額”僅為411.59萬人。這是否意味着，未來一線城市的人口規模提升将趨緩？

孫不熟指出，根據相關規劃，可以看到各地的措辭是有差異的，比如說北京提出控制在2300萬人以内，上海提出的是2500萬人左右的規模，“左右”意味着這一規模是有回旋餘地的。廣州和深圳的措辭又不一樣，提出按照實際管理服務人口來配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其中2035年深圳提出實際管理服務人口2300萬人，廣州提出2500萬人，所以其實是在人口控制的基礎上，留有充分的調整空間。

“而且從深圳的例子來看，這些規劃對于城市人口是否有剛性的限制并不好說，因為深圳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幾乎每一次常住人口都超過了此前的規劃。”孫不熟表示。

但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信号是，近期深圳收緊了入戶門檻，學曆型人才最低入戶要求為全日制本科。

“這其實透露了一個信号，中國城市大規模的‘搶人’已經進入一個微妙的拐點，背後是城市人口規模的極限越來越近，因為城市難以無限制的擴張。”孫不熟表示。

他指出，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經濟有規模遞減效應，當一個城市達到增長邊際的時候，會出現規模不經濟，即人口增加對城市效率的改善微乎其微，但是會帶來巨大的成本，比如交通擁堵、高房價、空氣污染等各種問題的出現。

“以國際的大城市為例，紐約也曾經迎來一個人口大規模膨脹的階段，但當總人口達到800萬的時候，紐約人口的增長速度就大幅放緩了，而這個城市并沒有出台政策來控制人口規模。對中國來說，上海幾乎是城市規模的極限标準，因此當一個城市總人口達到2000萬時，就能夠看到增長瓶頸，這時政府調控是順勢而為。”孫不熟表示。

中原地産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線城市人口上漲“餘額”不多對于房地産也會産生影響，不過也要看各地政策的執行力度。相對來說，北京執行較為嚴格。

“不過，對于房地産來說，不僅僅要看人口的總量，也要看人口的質量，如果更多的人才流入，哪怕總人口減少，對于房地産來說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擁有購房的需求。”張大偉說。

省會仍有人口提升空間

相對于一線城市的“人口餘額”不足，不少新一線城市、省會城市還有較大的人口增長空間。

9月底，《天津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征求意見稿）發布，提出2035年天津市規劃人口控制在2000萬左右。這意味着，天津尚有較大的人口增長空間。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天津的總人口為1386.60萬人，未來天津的人口增幅可以在此基礎上超過40%。

和天津類似的還有蘇州，根據《蘇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到2035年，蘇州市域常住人口規模1700—1800萬人。這一數據較2020年的人口普查1274.83萬人相比，也有超過40%的增長空間。

除天津和蘇州之外，根據《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2018—2035年）》至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300萬人以内，2035年以後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2020年，南京的常住人口為931.47萬人。

《杭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提出，至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1500萬人左右。而2020年，杭州的常住人口規模為1193.6萬人。

《成都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确定2035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400萬人。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成都的總人口為2093.78萬人。這意味着在未來一段時間，成都仍然有較大的人口增長空間。

孫不熟認為，相對于北上廣深，成都更多的人口并不集中于中心城區，而是下沉到郊區、縣級市等，而一線城市的中心城區的人口壓力過大，成都相對來說更有人口的回旋餘地。

此外，《武漢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提出，至2035年，規劃可容納常住人口1660萬人。2020年，武漢的總人口規模為1232.65萬人。《福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提出，到2035年，福州市域常住人口規模1000萬人。2020年，福州常住人口為829.13萬人。

這意味着，除一線城市之外，其他大城市仍然有15%-45%的常住人口增長空間。這會産生何種影響？

孫不熟指出，一些城市相關規劃顯示人口規模還有較大的上漲空間，但這隻是意味着這些城市還有較大的人口增長餘地，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吸引這麼多人。另外，這些城市也并不會馬上建設達到人口規劃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是根據現狀來動态調整。

這也不意味着有較大人口空間的城市，會一步到位放開戶籍。

“以天津為例，天津作為直轄市，是擁有‘高考福利’的，這幾年也有不少在北京工作但拿不到北京戶口的人，将戶口落戶到天津。因此，如果天津真的放開戶籍，其實對人口是有較大吸引力的，但是這不符合城市對人口的需求。”孫不熟表示，相對來說，不少大城市的衛星城目前有更多的機會。

張大偉指出，目前來看，大城市的吸引力仍然在增強，要預防大城市周邊衛星城過度房地産化的傾向。因為衛星城如果缺乏産業的支撐，那麼流入的人口購房需求，大部分為投資和投機的需求，這對當地的發展不利。

“目前來看，衛星城更多是投機需求，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房地産市場，因此一旦出現波動，對這些衛星城的影響比較大。另外，大城市需要進一步建設軌道交通，将周邊聯通起來。”張大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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