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上世紀80年代之初，薛暮橋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和張五常的随筆集《賣桔者言》是那個年代的經濟學暢銷書，随後在90年代暢銷的有《顧準文集》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了像《貨币戰争》這樣被讀者調侃為“金融玄幻小說”的暢銷書而在過去這幾年，經濟學暢銷書的主要類型變為通識寫作這也是當下對經濟、經濟學感興趣的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種書籍，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初，薛暮橋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和張五常的随筆集《賣桔者言》是那個年代的經濟學暢銷書，随後在90年代暢銷的有《顧準文集》。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了像《貨币戰争》這樣被讀者調侃為“金融玄幻小說”的暢銷書。而在過去這幾年，經濟學暢銷書的主要類型變為通識寫作。這也是當下對經濟、經濟學感興趣的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種書籍。

梁捷，複旦大學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博士後，現執教于上海财經大學經濟學院。研究興趣包括中西經濟思想、經濟發展、南亞研究等。出版專著包括《調适與維新》《梁捷西方經濟思想史講稿》等。

經濟學不僅包括高深複雜的理論和數學模型，也有貼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原理。梁捷在音頻節目上從身邊出發，選取自己一天的生活，從早上出門開始，到晚上歸家為止，結合一路上的所見、所感，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地探讨身邊“一平方公裡”範圍内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理論。最近，他的這些通識課程結集成書，我們借此與作者讨論了他從事通識寫作的緣由，經濟學随筆的知識分子傳統以及現代專業化學術制度的影響。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5日專題《在偶然與必然之間：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的B08版。

經濟學家寫随筆曾經是一種傳統

新京報：“通識寫作”這個概念近些年逐漸受到更多的關注。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面向公衆的寫作？

梁捷：記得在我還是經濟學系學生的時候，市面上就有一些類似的書了。那時候一些經濟學家，比如張五常、包括我的老師汪丁丁，他們都寫過很多經濟學的随筆和小冊子。這在當時很流行，也是我們的啟蒙讀物，對我影響很大，我對這些讀物很有感情。後來我出的第一本書叫《西方經濟思想通識》，但真正有意識地寫作通識類作品是近期剛剛出版的《看！這就是經濟學》。

這本書來自于一個30集的音頻節目，當時策劃人梁文道發來邀請，希望我能做一檔面向普通讀者的經濟學節目。我在大學裡教課，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在大學教學非常經典，但我不想直接把這套内容搬到知識付費平台上。這對聽衆不太尊重，可能也會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問題。曼昆的書是寫給美國大學生的，其中很多例子以美國為背景，然後在中國這些情況是不太一樣的。另外，這套框架體系雖然經典，但對于公衆來說可能有些陳舊了，對于很多聽衆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身邊的經濟學問題，比如房價、經濟周期的話題。這些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卻不是教科書的重點。

後來我們就商量，設計了“一平方公裡的經濟學”這樣一個概念，做一檔回答大衆關心話題的經濟學節目。我們知道很多公衆關心的話題并沒有那麼簡單，有些甚至超過了經濟學本科生、碩士生階段，涉及經濟學的前沿知識。通過這樣的概念，我就不受限制地可以把一些最前沿的觀點直接告訴給聽衆，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看！這就是經濟學》，梁捷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5月。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經濟學家寫随筆、評論，在報紙雜志上開設專欄，這種面向公衆的寫作在過去似乎是一種傳統，也影響和啟發了你後來的寫作。但是現在好像已經不怎麼流行了，大多數學者更願意在專業領域内發表意見。你覺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梁捷：我求學的時候讀過張五常的書，他非常強調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比如，他要讨論如何賣翡翠，他就專門跑到香港的一條賣翡翠的街上，用很多時間觀察這條街上的翡翠店如何做買賣。他在文章中描述香港的環境，充滿了香港的氣氛，這對我造成了很大的觸動。後來我在寫作時也會帶入我身邊的環境，也就是上海的觀察，我想把這些融合到我的經濟學寫作中。

經濟學者寫随筆的傳統的消逝，跟這二十多年來包括經濟學在内的學術體制的變化有關系。在我讀書的時候，大家都很喜歡讀一些雜志。比如《讀書》，其中的很多作者都是專業學者，但是發表在上面的文章不是論文，沒有注釋，但是通俗好讀。當時還有好幾本跟《讀書》雜志類似的刊物，但現在慢慢地衰落了，包括《讀書》在内。發表的文章越來越晦澀，雜志的訂閱量和讀者也完全不能跟當年相提并論。這背後反映了學科體制化越來越嚴格的現狀，學者都需要在正規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沒有人有精力給雜志寫一篇文章。

《讀書》雜志創刊号封面。

另外，如今建制化的學科寫文章有一個特點是發表導向，而不是問題導向。我們在現實中都知道有一些問題特别重要，但是這些特别重要的問題缺少數據，或者現有的方法無法進行研究。最終，沒有人去研究那些重要的問題，大家都去研究那些不太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的數據是比較容易獲得的，方法可以套用。建制化的學科要求使得學者都去寫能夠發表的論文，不去讨論重要的問題。現在寫随筆、專欄、非正式論文的專業學者變少了以後，很多重要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讨論，甚至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這是一件比較可惜的事情。

在這二十年間，公共場域的語境也發生了變化。在過去，經濟學者可以和政治學者、曆史學者、社會學者一起讨論一個問題，但是随着學科嚴密的分工，即使在經濟學内部，大家對很多問題已經沒有共識了，學者既不了解、也不在乎同行在研究什麼，他們關心的是我能多發表幾篇論文。

“簡單”和“難”是因人而異的

新京報：不少學者提到過，在現在的學科評價體系中，這類不符合論文标準的通識寫作無法作為職稱評定的依據。這個問題會困擾到你嗎？

梁捷：通識寫作對我的工作确實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會占用我的時間。我把這種寫作當作個業餘愛好，或者說自娛自樂。我覺得這還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所以就去做了。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的目标不一樣，我希望自己能夠找到學術研究和生活的其他部分的一種平衡。除了在一個比較小的專業領域之内，我需要花時間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以外，我确實還對很多其他的問題感興趣。

對于很多更拼的老師來說，他們絕不會浪費時間做這類事情，大家也都可以理解。量化的論文指标是全球學術體系發展的趨勢，這在我看來是一個糟糕的傾向。在一個沒有專家的時代，學術共同體不複存在、學界内部都無法達成共識的環境下，評論學術水平的依據不再是你的論文有多大的影響力，而是你寫了多少篇論文。

紀錄片《城市24小時》（2019）畫面。

新京報：在通識寫作這個話題上，經濟學是否有學科上的優勢？畢竟很多人都會認為相較于哲學、曆史或政治，經濟學是跟自己生活最密切相關的領域。

梁捷：我的感覺正好相反。這些年其他領域内的通識寫作有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曆史學界，從資深學者到青年學者，都很有一批人願意去做一些非虛構的、面向大衆的曆史寫作。但是在經濟學界，願意出來做這些事情的人反而是很少的。雖然現在幾乎每所大學都有經濟學院，經濟系的教授也是一大把，但絕大部分你是不知道名字的，他們也不願意參與這類話題的讨論。其實你會發現，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辦公室裡是沒有書的。因為書在經濟學的評價體系裡面是沒有地位的。相比經濟學界，社會學、曆史學願意拍視頻、錄播客的學者要多很多。

新京報：你會不會擔心有人說你的書寫得太淺了？我記得網絡上還有一種高亮的評論，認為經濟學通識書隻是抓住了很多沒有接觸過曼昆經濟學的讀者，在第一次接觸經濟學時帶來的心靈震撼。你怎麼看待這些質疑的聲音？

梁捷：我覺得這其實不是緻命的批評。人們對于知識的要求一定是分層次的。就像有很多人沒有看過曼昆的書，或者看到曼昆的經濟學書就望而生畏，所以轉向了更通俗的經濟學讀物。《看！這就是經濟學》這本書出版以來，對于絕大多數聽衆來說，我相信内容是比較好讀，知識也是淺顯的。但我也聽到過一些朋友告訴我這本書挺難的，所以“簡單”和“難”是因人而異的。

紀錄片《經濟學大師》（Masters of Money 2012）畫面。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書的第一章叫做“十大經濟學原理”，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覺得這麼厚的兩本經濟學原理看得太累，你隻需要看第一章就行了，你花一個小時就能夠了解這本書40%左右的内容了。張五常以前也說過，他寫的書讀者隻需要掌握“三招兩式”即可，但如果你真的認為憑借這“三招兩式”就能解釋這個世界，顯然也是不行的。所以“簡單”和“難”是因人而異的。我很希望看了我的書的人，繼繼去看曼昆的書或者更高級的經濟學書籍，這就完全達到了我的目的。但我也相信通識寫作中也一定會有教科書沒有的内容，比如曼昆就沒有講到為什麼打車會被“宰”，而這些都是我關心的切身的問題。

采寫/李永博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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