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黃地小花團窠對羊紋錦覆面,由斜紋緯錦織造。自唐代起,受中亞、西亞緯錦的影響,斜紋組織的織物在中國出現。斜紋使織物表面的浮線較長,突出了絲綢柔軟有光澤的特性。
黃地小花團窠對羊紋錦覆面·四庫全叔拍攝
包頭部位的面料為菱紋绮,眼罩部位主要面料為團窠對羊紋錦,圖案以黃色、綠色為主。以花瓣作環,内置對羊圖案,該面料具有粟特織錦的風格。
黃地小花團窠對羊紋錦覆面·四庫全叔拍攝
缂絲,即刻絲。缂絲的織造緯線并不貫穿整個幅面,而是根據圖案輪廓的需要做出斷痕,即“通經斷緯”,經線貫穿縱向幅面,緯線按照圖案斷開,可以形成精密的圖案輪廓。由于缂絲可以表現細緻畫面,宋以後被用于描摹書畫。這件唐代高昌延壽十年缂絲帶雖小,但每平方厘米有經線15根,緯線116根,可見當時織造技術之高。圖案以幾何形拼出小花,配色與内地流行裝飾面貌迥異。
唐代高昌延壽十年缂絲帶·四庫全叔拍攝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出土的唐代聯珠鹿紋覆面,其紋飾中的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祥瑞之獸。但北朝至唐初,鹿的形象發生了改變,一種大角、雄健的鹿的形象伴随着連珠紋産生,形象來源應為西亞的馬鹿。
聯珠鹿紋覆面·四庫全叔拍
這件唐代龜甲王字紋錦由平紋緯錦織造,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稱這種織錦為白地錦。白地錦一般為新疆本地甚至更西的地區所産,漢字“王”字筆畫結構不如内地生産的文字織錦規範,可能出自新疆或更細地區的當地工匠之手。
龜甲王字紋錦(局部)·四庫全叔拍
根據這件唐代聯珠花鳥紋錦殘片附帶的出土記錄可知,這是唐高宗時期,在高昌任職的内地官員墓葬遺物,為斜紋緯錦。殘存部位應為連珠紋圈内右上角,中心圖案可能是一棵生命樹。生命樹崇拜在西亞地區盛行,在波斯藝術中通常作為構圖的對稱軸,樹的花枝上有鳥,推測在另一面也應存在一隻與之對應的鳥。
聯珠花鳥紋錦殘片·四庫全叔攝影
錦中天馬在唐代的織錦中,有一種翼馬的紋飾,很普遍。有翼的天馬形象在北朝晚期出現在中國,屬于典型的薩珊波斯裝飾題材。
隋唐五代绮地翼馬紋繡片·四庫全叔攝影
在波斯,薩珊王朝将祆教(拜火教)作為國教,其太陽神密特拉的化身就是翼馬。中國人對祆教文化的熱情并不普遍,而漢武帝向西域求汗血寶馬的故事卻深入人心,這可能是翼馬圖案在中國流行的原因。
藍地飛馬紋織錦殘片·四庫全叔 拍攝
由于對宗教含義的疏離,翼馬的形象也發生變化,雙翼逐漸弱化,波斯文化中動物脖頸的绶帶也越發縮小,隻作為這個形象與波斯文化存在聯系的象征。
黃地對飛馬飲水紋錦·四庫全叔 拍攝
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墓地出土的絲織品中,有很多對馬紋的紋飾,如這件唐代黃地聯珠對馬紋錦,現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黃地聯珠對馬紋錦·四庫全叔 拍
唐代黃地聯珠飛馬騎士紋錦,以生命樹為中心對稱軸,左右為相對的胡人騎士,所騎馬匹為翼馬,馬的腹側無镫(馬镫是中國發明),騎士頭戴有鷹翼的日月冠,高鼻深眼,整幅畫面充滿了薩珊波斯的風情。
黃地聯珠飛馬騎士紋錦·四庫全叔 拍
唐初紅地小窠對獸紋錦為斜紋經錦,是北朝時期中國出現聯珠紋團窠裝飾的見證,也可能是唐初為增加出土或滿足在内地居住的西域胡人需要,而仿制的帶有波斯風格的聯珠紋錦。
紅地小窠對獸紋錦·四庫全叔 攝影
唐代龜甲紋織金錦帶,是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加金織物,出土于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墓地,現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龜甲紋織金錦帶(局部)·四庫全叔 攝影
目前已知最早的加金織物記載是隋代大業年間,何稠奉命仿制波斯進獻的金綿錦袍。這件錦帶為妝金地絡類織物,在平紋地上用片金織出正六邊形,中間形成六瓣花的形态。
龜甲紋織金錦帶(局部)·四庫全叔 攝影
這件褐地對鳥對羊燈樹紋錦,也是出土于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墓地。
褐地對鳥對羊燈樹紋錦·四 庫 全 叔 拍 攝
與這件平紋經錦同樣題材的織錦在吐魯番出土多例,頸部系有波斯绶帶的山羊形象與中國圖案中的綿羊形象有明顯不同。羊上方是樹形燈,燈之間有兩對鳥。這類紋樣是中亞地區流行的裝飾元素。
褐地對鳥對羊燈樹紋錦·四 庫 全 叔 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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