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逍遙遊理想，隻能存在于幻想層面，是精神上的最高境界。

心才是決定快樂與否的關鍵。世界很荒涼很黑暗，你大可把它想象成陽光明媚的桃花源；人生很痛苦很悲傷，你大可以不必慌張，你可以“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生命中有悲歡離合和若幹無法擺脫的煩惱，你也可以“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因此，逍遙遊的關鍵是超越世俗生活，超脫世俗觀念，擺脫自我“成心”的執着所謂智慧的“機心”，把心中的雜質全撈出來，讓心變得如明鏡一般澄澈，因為，看淡一切便可逍遙。

問題是，有誰真正能把心放空呢？人類終究是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時時刻刻面對各種關系、各種困境、各種矛盾。生而為人，就永遠無法擺脫這個世界的物質的與精神上的羁絆。這與莊子追求的“無待”“無己”的逍遙境界，構成了無法調和的矛盾。

事實上，莊子也認識到人類的悲劇性存在。他曾經悲觀地說，“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我們每個人都是活靶子，生活在神射手後羿的射程之内，被射中是必然的命運，不被射中是偶然，也是命運。生活就是一張塵網，我們注定無處可逃，生命就是無可奈何的存在。因此，人要追求“無待”的逍遙，就必須在“有待”的世界上活下去。也就是說，縱然莊子的人生觀是避世的哲學，但他必須找到在險惡的生活中活下去的處世藝術。

莊子的處世藝術有兩條，一是“不譴是非”，就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二是“安時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要硬着頭皮與生活與命運對着幹，而是要順着生活的軌迹，按照命運的指引，随波逐流随意東西，如同不系之舟般飄蕩在人生的河流之上。

莊子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 意思是，“獨自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視萬物，不拘泥于是非，與世俗相處。”也就是說，人要進入道的境界，融化自我于大化流行之中，同萬物融為一體，對人類社會中的是非對錯，善惡美醜，不去牽腸挂肚，不作非分之想，如此才能與世俗相處。

莊子看到了人類紛争的根源，那就是是非之争，隻有齊同是非、“不譴是非”，人才能安然活于世上。

“不譴是非”的處世藝術，來自于莊子的齊物思想。莊子認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世界看起來姿态各異千差萬别，但若用道的觀點來看，萬物齊一。無論是非彼此還是貴賤，無論善惡美醜還是窮達，都齊于道。因此，莊子認為儒家墨家之間的是非之争簡直就是無用功。孟子罵墨家是禽獸；墨子則罵儒家是吃死人飯發死人财的賤儒。但他們的相互指責論辯毫無意義。他們完全是站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論證自己是對的，别人是錯的。但事物的真實性永遠無法用主觀價值标準來判斷，因此所謂的是非之争，費心勞神。

莊子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人們價值觀之争帶來的痛苦與煩擾：“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

莊子說，“才智超群的人廣博豁達，小聰明的人則樂于細察、斤斤計較；合于大道的言論就像猛火烈焰一樣氣焰淩人，拘于智巧的言論則瑣細無方、沒完沒了。他們休息時神魂交構，醒來後身形開朗；跟外界交接相應，整日裡勾心鬥角。”人們天天為了無意義的是非鬥得是臉紅脖子粗，精神緊張，真的是得不償失的事情。

莊子不愧是哲學家當中的寓言大師，寓言大師當中的毒舌，他還講了一個朝三暮四的寓言，諷刺那些争論不休的人。“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莊子暗示我們，所謂的是非之争，其實如同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一樣，實際上沒有變化，我們為何要像無知的猴子一樣呢？

因此，“不譴是非”意味着不卷入是非的漩渦，意味着獨處世界一角，享受心靈的甯靜。莊子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其實也是“不譴是非”的具體方法：不要去做善事追求所謂的名譽，也不要去做壞事而受到法律的懲罰，生活的藝術就在于以無可無不可的态度，超脫于是非之外，不去得罪誰，也不去親近誰，與世界保持相同的距離，這樣就逍遙了。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是非中包含着榮辱成敗，榮辱成敗又有富貴窮達得失之争，因此，“不譴是非”意味着齊同榮辱成敗，得之不喜失之不憂，易淡然的态度，看待一切，如此才能逍遙。因此，“不譴是非”的核心要義就在于，在得失榮辱功名利祿之前不動心。

楚王想邀請莊子為相，但莊子說，他甯願做一隻在污泥中快樂打滾的烏龜，也不願意去做用紅布包着供奉于廟堂上的死龜。因為，活着且能“快吾志”，這就是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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