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特憑《等待戈多》一舉成名，于196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荒誕派戲劇大師之名立世。但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什麼呢？

當我試圖梳理下貝克特的生平時，蓦然發現可以仰賴的中文資料着實不多。這裡，除了國内翻譯的相對滞後外，更為關鍵的是貝克特本人對公衆窺探欲的拒絕。直至1989年，當他授權詹姆斯·勞爾森寫作傳記時，他仍然對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持沉默，并于同年在沉默中去世。

本文不欲讨論彼此矛盾的傳記們的争議之處，也無力将貝克特的一生娓娓道來；隻想串聯四個關鍵年份，令讀者得以管窺大師的命運脈動。對于想進入貝克特文學世界的讀者來說，這種管窺尤其有益。

貝克特

1927年，貝克特以優異成績從都柏林三一學院畢業，次年便以交換學者的身份，來到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英語。在不到巴黎的一個月内，貝克特就在藝術評論家麥格裡夫的引薦下，認識了對他産生終身影響的文學大師——喬伊斯。

喬伊斯與貝克特的初次見面，看起來十分稀松平常：喬伊斯深深地蜷曲在沙發裡，雙腿變扭地交疊在一起，指尖馬馬虎虎地夾着一根卷煙；麥格裡夫則顯得興緻高昂，口若懸河地發表着自己的各種觀點；而貝克特就像個好學的學生，沉默無語而又興味盎然地聽着别人的話。不過，這次平常的見面中，畢竟讓喬伊斯與貝克特都給對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二人的交往由此開始。

在來巴黎之前，貝克特便熟知喬伊斯，已讀過他的煌煌大作《尤利西斯》，認為這是一部“重要而且有影響的長篇小說”。因而，當時還籍籍無名的貝克特，是以一個仰慕者的身份出現在喬伊斯面前。之後的幾年的交往，大緻上是貝克特追随喬伊斯，是師傅指導徒弟。

喬伊斯

不過，這對師徒畢竟非同凡人，一個是已成名的大師，一個是未成名的大師。他們的日常對話便如高僧參禅悟道。理查德·埃爾曼在《詹姆斯·喬伊斯》中便做了如下有趣的描述：

他們談話時常常是兩個人相對無言，黯然神傷。貝克特多半是為世界，喬伊斯多半是為他自己。喬伊斯以其習慣的姿勢坐着……貝克特，同時也是細高個，以同樣的姿勢坐着。喬伊斯突然提出某個問題，諸如：“唯心論者怎麼可能寫一部曆史。”貝克特答道：“一部描寫的曆史。”喬伊斯什麼也沒有說……

在開始與貝克特交往時，喬伊斯已經開始寫作另一部“天書”《芬尼根的守靈夜》，但當他将其中的一個章節《進行中的作品》發表之後，卻招來了評論界的倒彩聲。于是，憤怒的喬伊斯便讓他的十二門徒寫了一部名為《我們對他寫作中的作品的事實的研究》的論文集來鳴鑼開道。

貝克特便名列十二門徒之一，寫了一篇題為《但丁、布魯諾、維科、喬伊斯》的論文。這篇論文雖是奉命之作、吹捧之作，但當時貝克特對喬伊斯的作品确實是推崇的，他的評價也有不少洞見。他之後所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少刺多踢》、長篇小說《莫菲》都帶有對喬伊斯的模仿痕迹。

走在街頭的喬伊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抵抗活動中退下來的貝克特，發現自己的創作生涯亦如戰後的廢墟，并沒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留存着。然而，他的歲數，卻已屆不惑。貝克特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機”，在創作上找不到笃定的方向，在經濟上亦陷入窘困的境地。在彷徨無依中，常年漂泊在巴黎的貝克特回到了愛爾蘭。

在愛爾蘭，貝克特過着分裂的雙重生活，與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交往：

一類人是“白人單身者”。他們是一群為了躲避戰争而居住在都柏林的流亡者，大部分都是藝術家、作家、評論家；但更重要的，他們是一群放蕩不羁的文化人，亦不乏同性戀者。貝克特正是被他們身上的“巴黎習性”所吸引：面紅耳赤地争論不休，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

另一類人是紳士權貴。他們往往是當地的保守主義者，維護着正統的倫理價值。但貝克特同樣能投其所好，操着流利的法語和意大利語，優雅地談論着道德、宗教、政治等等，其得體的行為舉止，完全符合英倫紳士的風範。

貝克特曾就讀的都柏林三一學院

貝克特的“雙重生活”，其實也能反映他在創作上的矛盾猶疑。貝克特此前的作品始終籠罩在喬伊斯的影響下，對喬伊斯的模仿使他的作品被大衆疏離（有一個喬伊斯就夠了！），難以在社會上獲得成功，更不必說有任何經濟效益。但是，他又不願為了“成功”而迎合讀者的口味，曾對規勸的朋友說：

“我對成功的故事沒有興趣，我隻對失敗感興趣。”

其實，在我看來，當時貝克特的真正困境，是找到寫作中的“自我”。因為，無論是喬伊斯還是大衆，都是貝克特自身之外的“他者”。幸而，在1947年3月的一個寒冷深夜，酒後漫步到都柏林防波堤的貝克特，終于找到這個“自我”。多年以後，他在劇作《克拉普最後的一盤錄像帶》中，記下了那天啟般的一刻：

整整一年智力上深陷的昏暗與貧困，直到3月的那個令人難忘的夜晚，在碼頭的盡頭，在咆哮的風中，我突然看見了一切，那是永遠也不能被忘記的。

同年5月，貝克特回到巴黎開始閉門創作，獨特的“貝克特式”風格開始浮現。

都柏林碼頭

對于貝克特來說，1950年是幸運之年，也是轉折之年。一方面，屢屢被出版社拒絕的小說，終于獲得了出版的機會；另一方面，嘗試着創作的實驗戲劇《等待戈多》，竟被導演看中有了上演的機會。

1. 小說出版

雖然，自1947年5月從巴黎回來之後，貝克特便按着自己所獲得的“天啟”執着地寫下去；但是出版社對于他的小說仍舊是不看好，習慣性地拒絕他的一部又一部小說。

就在1950年，年輕的出版商傑羅姆·林東來到巴黎，收購了瀕臨破産的子夜出版社。林東是一個先鋒藝術的愛好者，其名下的子夜也成為了法國先鋒創作的中心。

該年10月底，貝克特的女友蘇珊娜來到子夜，把貝克特《莫洛伊》和《馬龍之死》的手稿帶給了林東。林東放下手上的工作，連夜讀完這兩部作品，竟被深深地觸動，約蘇珊娜來辦公室面談。

幾天後，蘇珊娜按約定來到子夜出版社的辦公室，原本以為會像往常一樣被客氣地拒絕。但出乎意料，林東親自接待了她，還告訴她希望立即簽署合同，出版這兩部小說。蘇珊對此感到相當震驚，甚至連林東說了什麼都沒有聽清，便飛速跑回家，把這個等待了多年的消息告訴了貝克特。

之後，不僅子夜出版社出版了貝克特的大量作品，而且林東也成為了貝克特的密友，甚至幫貝克特代領了1969年的諾貝爾獎。

貝克特在街頭咖啡館

2. 《等待戈多》被看中

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創作于1948年至10月至1949年1月，僅用時四個月。這部“倉促之作”，是他在小說創作間隙完成的第二部戲劇。然而，正是這部“無心插柳”之作，徹底改變了他的創作生涯。

最初，《等待戈多》有着與貝克特其他小說一樣的命運：被出版商冷遇。于是，貝克特女友蘇珊娜改變思路，直接把它交給了法國先鋒戲劇導演羅歇·布蘭。布蘭曾聽好友談過貝克特，認為他是一位出色但尚無大名的詩人。出于好奇，他決定把貝克特的戲劇作品都帶回家細讀。

通常，布蘭隻要一看劇本的标題和前幾頁，就可以判斷作品的優劣好壞。但是對于貝克特的作品，他看過一遍之後仍然覺得意猶未盡，有再看第二遍的沖動。布蘭很快就決定上演這部預算低廉的先鋒戲劇：隻需要四個流浪漢和一根光秃秃的樹枝就夠了。

在此之後，布蘭曾多次和貝克特見面，讨論其中的藝術問題。兩人的會面交流，令雙方都覺得非常愉快，彼此都收獲了一個重要的朋友。《等待戈多》在他們兩人的共同經營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自此之後，貝克特也将主要精力從小說轉移到戲劇。

《等待戈多》劇照

1969年，是貝克特向疾病妥協休養的一年，也是其生命達至巅峰的一年。

長期以來，貝克特都疾病纏身。及至晚年，膀胱、口腔、前列腺、眼睛、心髒等，更是逐年加碼，折磨着這位藝術大師。貝克特時常擔憂自己的口腔、前列腺會發生癌變；視力會變得越來越差，以緻像喬伊斯一樣失明；突如其來的心髒病讓他像父親一樣驟然離世。

早在1967年，貝克特就因未看到汽車修理廠的一個工作坑而掉入其中，摔斷了幾根肋骨；後經檢查，貝克特之所以“未看到”，是因為患了嚴重的青光眼。但鑒于貝克特已骨折受傷，暫時無法手術治療。貝克特隻好在家努力調養，增強體質。

但在1967至1968年冬季這段時間，貝克特的“調養”顯然相當不順利。先是感冒，後是黏液囊炎，再是莫名奇妙的肺炎，伴随着持續不斷的咳嗽與胸痛。各種大病小病輪番在他身上進行“實驗”。

在如此糟糕的健康狀況下，進入1969年後，貝克特便聽從醫生的建議，拒絕了所有的演出活動，也限制了友人的訪問。此外，在這一年秋季，他與妻子蘇珊娜還前往突尼斯的一個小村莊——納布勒療養度假，僅給一二好友留了聯系方式。

貝克特在書房

1969年10月23日，當貝克特一如往常地伏案看書寫信時，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蘇珊娜拿起聽筒，聆聽了一會兒，簡單說了幾句之後便挂掉了。随後，她轉身朝向貝克特，以受難者的表情說出了第一句話：“quel catastrophe”——意為“真是突如其來的災難”。原來，瑞典文學院已決定把196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貝克特。

這實在是個有趣的細節，面對萬衆趨之若鹜的“諾貝爾文學獎”，貝克特的妻子卻将其視為“災難”。這當然不是出于蘇珊娜的無知，而是出于對丈夫的關心。因為一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貝克特眼下的療養生活很快就會被打破。

果不其然，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公布，各路記者便使出十八般武藝四處尋找貝克特。當最終獲知貝克特的療養地之後，他們便四面八方湧向剛剛遭受暴雨侵襲、滿路泥濘的納布勒。而貝克特也沒有拒他們于千裡之外，答應在大廳裡接見他們，隻是聲明不做口頭采訪。

在一陣照相機的咔嚓咔嚓聲之後，臨近結束時，一位攝影師悄聲地對貝克特說：“真對不起，打攪了您的清淨”。而貝克特則慈善地一笑，說：“沒什麼，我理解。”

貝克特

貝克特的一生，算不上傳奇多彩，稱不上波瀾壯闊，談不上彪炳千古；但無疑，是大器晚成。表面上看，當年《等待戈多》的成功有偶然性，但實際上仍是厚積薄發的結果；貝克特的戲劇與小說有着一脈相承的精神特質；沒有小說上長期的孤獨摸索，就沒有戲劇上的一鳴驚人。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