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企業最有價值的資産是生産設備。20世紀，制造行業的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增長了50倍，這是管理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實際上也是真正獨一無二的貢獻。

21世紀，組織（包括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最有價值的資産将是知識工作者及其生産率。21世紀，管理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與20世紀的貢獻類似，它要提高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

提高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首選，我們需要回頭看看曆史。人類第一次真正地深入了解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并開始對他們進行研究，僅僅隻有一百零幾年的曆史。

第一個深入了解他們，即作為一名體力勞動者勞動，然後對體力勞動進行研究的是弗雷德裡克·泰勒。

在泰勒首次深入了解和研究體力勞動後的10年間，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出現了空前的提升。從此以後，生産率以每年3.5%的複合增長率穩步提高，這意味着，自泰勒以後，生産率增加了50倍。沒有這個成就，20世紀在經濟和社會上取得的所有進步也就不可能實現。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創造了我們今天所謂的“發達”經濟。

在泰勒之前，“發達”經濟根本就不存在，所有國家的經濟都同樣是“不發達的”。在今天的不發達經濟或“新興”經濟中，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沒有或至少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泰勒的理論聽起來非常簡單，但實際上并不簡單。

提高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體力勞動者的任務和分析構成任務的動作。下一步是記錄每一個動作、完成每個動作需要的體力和時間。然後，我們可以剔除多餘的動作。每當我們深入了解體力勞動時，我們都會發現，許多過去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程序，現在看來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而且是可有可無的。

然後我們确定每一個生産出成品所必需的動作，并以最簡單、最容易、操作人員所能承受的體力與精神壓力最小和耗時最短的方式完成這些動作。随後，我們按邏輯順序将這些動作合并到一起，使之成為一項“工作”。

最後，我們重新設計完成這些動作所需的工具。隻要我們能深入了解任何工作，無論這項工作已經做了幾千年，我們都會發現，傳統的工具完全不是完成任務所需的恰當工具。例如，在鑄造廠使用鐵鏟搬運沙子就屬于這種情況，這也是泰勒的第一個研究項目。鐵鏟的形狀不對，尺寸不對，把手的選擇也不對。我們還發現，外科醫生使用的傳統工具也存在同樣的情況。

泰勒的理論聽起來再簡單不過了—有效的方法總是簡單的方法。但是，泰勒通過反複試驗，用了20年的時間才取得這樣的成果。

在最近100年中，我們無數次地改變、修正和改進這套方法。它的名稱在20世紀裡也發生了更疊。泰勒自己一開始稱之為“任務分析”或“任務管理”。20年後，它變為“科學管理”。又過了20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英國和日本，它叫“工業工程”，在德國叫“合理化”。

由于泰勒和他的方法樹大招風，備受争議，因此有些人利用幾乎标準的“公共關系”理論，聲稱自己的方法可以“否定”或“取代”泰勒的方法。當泰勒實際深入了解體力勞動時，他看到的與詩人和哲學家（從赫西奧德和維吉爾到卡爾·馬克思）在頌揚體力勞動時描述的完全是兩回事。他們都贊美“技能”。

泰勒指出，體力勞動根本就不存在技能，隻有簡單和重複性的動作。能夠提高體力勞動的生産率的是知識，即按照一定的方法将簡單和無須技能的動作合并在一起，對它們加以組織，并執行這些動作。事實上，泰勒是第一個認為知識與勞動有直接關系的人。

正是這個原因使得泰勒與當時的工會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些工會都是同業工會，它們賴以謀生的基礎就是絕不外傳的手藝，它們也就是靠這種手藝控制着整個行業。

此外，泰勒主張，企業應根據工人的生産率支付報酬，即根據他們的産出，而不是根據他們的投入（如按小時計算的工作時間）。

現在的工會仍舊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但是，由于泰勒認為體力勞動是由一系列操作活動組成的，因此本身不做任何體力勞動的人大多拒絕接受泰勒的主張，這些人包括古代詩人和哲學家的後裔、文藝界和知識分子。泰勒破壞了體力勞動所具有的浪漫主義色彩。

體力勞動由“高貴的手藝”搖身一變成為一系列簡單的動作。

發明“科學管理”的泰勒（1856—1915）十有八九還創造了“管理學”和“顧問”等術語，當時的含義仍然沿用至今。在他的名片上他稱自己為“管理學顧問”，他解釋說，他有意選擇這些新奇的詞彙，目的就是讓潛在的客戶注意到他提供的是全新的服務。

但是，1912年，當他在國會作證時，為了“恰當地舉例說明”“科學管理”，泰勒沒有提到一家企業，他提到的卻是一家非營利機構—梅奧診所，這時美國才第一次了解了管理。

泰勒的“科學管理”沒有在企業中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應用，相反卻在國有和國營的美國陸軍沃特敦兵工廠的應用産生了最大的轟動效應。

在最近100年中，許多人嘗試采用各種方法提升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進而增加他們的工資，盡管許多人強調他們的方法不同于泰勒的方法，但是即使是效果最小的方法也是以泰勒的理論為基礎的。

“勞動擴大法”“勞動充實法”和“工作輪換法”等方法也是一樣，都是采用泰勒的方法減輕工人的勞動強度，從而提高工人的生産率。

亨利·福特的流水生産線（1914年出現的，當時泰勒已經因年邁多病而退休了）也是一樣，在他的生産線中，泰勒的任務分析和工業工程理論延伸到體力勞動的整個流程當中。

日本人提出的“質量圈”（quality circle）、“持續改善”（kaizen）和“準時生産”（just-in-time delivery）等概念更是一樣。

W.愛德華·戴明（W. Edwards Deming，1900—1993）提出的“全面質量管理”是最好的例子。他所做的就是嚴格按照泰勒的方法分析和組織工作，這也是全面質量管理的精髓所在。

但是随後在1940年左右，他在（泰勒去世後10年才出現的）統計學理論的基礎上增加了質量控制（quality control）。

最後，在20世紀70年代，他用閉路電視和計算機模拟法替代泰勒的秒表和動作分解照片（motion photo）法。但是，戴明的質量控制分析法與泰勒的效率專家法（efficiency engineers）簡直一模一樣，而且具有相同的作用。

盡管泰勒有許多缺點，但是他的影響力是其他美國人所無法比拟的，包括亨利·福特。“科學管理”（及其替代者“工業工程”）成為一種風靡全世界的美國哲學體系，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美國憲法和《聯邦主義者文集》（Federalist Papers）。19世紀唯一能夠與泰勒的理論分庭抗禮的世界性哲學體系就是馬克思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管理及福特公司以泰勒的理論為基礎的生産線席卷了整個美國。20世紀20年代，科學管理在西歐大行其道，并開始登陸日本。

德國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取得的成就要直接歸功于它們在培訓或訓練中運用泰勒理論的做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德國總參謀部在士兵的職責和軍事訓練中運用了“合理化”理論，即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

在這個基礎上，希特勒得以在短短6年（從希特勒上台到1939年）中建立起一台龐大的戰争機器。美國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嘗試運用同樣的理論培訓産業工人，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面推廣泰勒的理論。

雖然美國參軍的男性要比德國多，同時在工廠從事生産的男性比德國少，但是由于美國全面推廣了泰勒的理論，因此美國在工廠的産量上要勝出德國一籌。

另外，由于采用了基于培訓的科學管理法，美國普通工人的勞動生産率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歐洲的兩三倍。科學管理使得美國能夠在戰場上比德國和日本集中更多的兵力，同時在産量上仍可以比德國和日本多出幾個數量級。

1950年以來，西方國家以外的其他國家大多都仿效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做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它們利用科學管理理論提升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

在此之前取得的所有經濟發展成就都是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首先是18世紀的法國，其次是1760～1850年的英國，最後是19世紀下半葉新崛起的經濟大國德國和美國。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起來的非西方國家，從日本開始，沒有采用技術創新的方式。

它們反而引入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泰勒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培訓方式，并利用這種培訓方式幾乎在一夜之間大幅度提高了工人的生産率。

而在當時，這些工人大部分無一技之長，而且這些國家仍舊未進入工業化階段（例如，1950年日本幾乎2/3的勞動人口仍舊以種田為生，除了種水稻以外，他們在任何工作上都缺乏技術培訓）。

然而，雖然這些新興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生産率，但是在長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們的工資仍舊處于工業化之前的水平，因此發達國家可以生産的産品，這些國家或地區（先是日本，然後是韓國，随後是中國台灣和新加坡）也可以生産，但勞動力成本隻是發達國家的一個零頭。

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的未來

泰勒的理論當時是為制造業的體力勞動設計的，而且一開始隻适用于制造業。但是，即使在這些傳統的缺陷内，它的應用範圍仍舊非常廣闊。

在仍舊靠體力勞動，特别是靠制造業的體力勞動來維持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國家（即“第三世界”國家，它們有大量的年輕人口，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同時這些人幾乎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幾乎沒有什麼技能）中，泰勒的理論仍舊将是它們的組織原則。

另外一方面，許多知識工作者既做知識工作，也做體力勞動。我稱之為“技術人員”。這些人包括掌握了深奧知識的人。

為了防止患腦動脈瘤的患者出現緻命的腦出血症狀，外科醫生在準備做切除手術前需要花幾個小時的時間進行診斷，這要求醫生掌握深奧的專業知識。

随後，在手術過程中，患者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并發症，這時又需要醫生具有深奧的理論知識和精準的判斷能力。但是，手術本身是一項體力勞動，即由重複的手工操作組成的體力勞動，醫生需要快速、準确和按照統一的标準完成這些手工操作。

有關這些操作的研究、組織、學習和實踐方法與任何體力勞動完全一樣，也就是說與泰勒最初為工廠作業提出的方法一模一樣。

盡管如此，在發達國家中，最主要的挑戰不再是提高體力勞動的生産率，我們面臨的首要挑戰将是提高知識工作者的勞動生産率。

在每一個發達國家，知識工作者都迅速成長為一支規模最大的勞動力大軍。在美國的勞動力總人口中，他們的比例可能已經達到2/5，而在其他發達國家中，他們所占的比例雖然比美國小，但也在快速增加。

在過去的100年内，從全世界衆多國家和行業之中脫穎而出的國家與行業都具有一個共性，即它們成為提高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的領頭羊。在這些國家中，以美國為首，日本和德國緊随其後。

從現在起50年内，在提高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方面采取最具系統化的措施，且做得最成功的國家和行業，将擠入世界經濟的前列。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很可能成為對人的管理的中心，正如100年前（即弗雷德裡克·W.泰勒那個年代）這個中心是圍繞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展開的一樣。

發達國家唯一可能有希望擁有的優勢就是準備從事知識工作、接受過有關的教育和培訓的勞動者。在這方面，無論是在質量上，還是在數量上，發達國家都可以再保持50年的巨大優勢。

但是，這種優勢是否能轉化為績效，取決于發達國家及其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公司和每一個組織是否能夠提高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而且提高的速度要與這些國家在過去100年内提升體力勞動者的生産率的速度一樣快。

最重要的是，在将來，知識工作者的生産率将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生死存亡和繁榮昌盛的關鍵。

本文摘自德魯克《21世紀的管理挑戰》第5章 機械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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