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實踐導向的思索者來說,社會現象中的例外常常會引發理論的創新。我們都知道實踐本身沒有錯,實踐中的錯誤都來自我們主客觀諸方面的失誤。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即使在神話的世界中,擁有絕對視角的神仙們也有大意的時刻,這雖然不是中國文化的獨有特征,确是中華文明能夠長時間領先世界的關鍵文化優勢之一。
隻要我們不是純粹的書呆子或典型的教條主義者,遇到我們所熟知的理論無法直接解釋的現實問題就會從我們的思維模式以及行為軌迹上找原因,并通過多次大膽假設、實踐求證的循環過程找出其中蘊含的具體運行機制。如此一來,我們認識世界的能力會随着我們不斷的實踐過程得到不斷地提高。
譬如說,當有人發現價格與需求呈現反向運動時,這種後被稱為吉芬物品的特殊商品成為了經濟學界圍繞檸檬市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概念形成了一系列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理論,當然,如果使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方法我們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
信仰和政治傾向迥異的研究團體通過不同方法而在實踐中獲得統一的概率并不大,這也是社會中的例外現象。再者說,不同立場的實踐者面對社會實踐中的類似結果的态度未必一緻或類似。
譬如說,代表窮人的經濟學家會因為吉芬物品的出現而大聲呼籲政府應該及時增加轉移支付的力度,讓處境艱難的窮人們得點實惠;推動職能部門努力壓縮檸檬市場的空間,維護交易信息弱者的合法權益。而代表産業資本的經濟學家們則會建議生産者形成價格同盟,努力榨取實際收入下降的勞動者的最後一點有效消費需求,在疫情肆虐的歐美某地,此情此景正在不斷上演。至于那些與金融資本聯系密切的所謂頂級經濟學家們則會配合國際金融大鳄們去薅那些舉步維艱的産業資本家們以及處在地緣政治旋渦中的中小殷富國家的帶血羊毛。
正如韓非《孤憤》中所言: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之。是以弊主上而趨于私門者,不顯于官爵,必重于外權矣。
當我們發現社會中的意外問題時,立場未必會影響我們的認知但會深深影響我們的行為,創新固然重要,創新的方向,特别是創新的受益群體更能體現創新的價值,而創新的價值彰顯社會發展的長久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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