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簡曆：

龔曙光，1959年4月生，湖南澧縣人。現任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第十二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副主席，湖南省文聯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日子瘋長》《滿世界》，評論集《一個經濟人的文學觀察》，管理學論著《寬度深度》。

先後獲得全國十大創新傳媒人物、全國十大報業領軍人物、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2011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個人等榮譽。

田應明：團結報社社長、總編輯

龔曙光接受《團結報》名家訪談欄目組采訪

田應明：龔董，您好。今天我們團結報社《名家訪談》欄目組從湘西來到長沙采訪您，非常榮幸。我們采訪團隊裡面有兩位是您當年在吉首大學教書時的學生，大家非常高興，想請您先聊聊在湘西的故事。

龔曙光：我1982年湖南師大畢業，分配去了湘西,1992年調離，正好10個年頭。其間在山東讀了3年研究生，準确地說在吉首大學待了7年。這應該是我人生精力充沛、才情豐沛的一個時期。可以說，我把青春最華彩的一段獻給了吉首大學。

田應明：吉首大學是一所老少邊窮地區的大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能夠成為一所有特色、有實力、有聲譽的地方大學，實屬不易，這離不開你們這些優秀的吉大人的艱辛努力。

龔曙光：一所大學的發展史，是一代一代教授們用生命累積的。對于吉首大學，我隻是一個來去匆匆的過客，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但吉首大學對于我，卻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年我本科一畢業，就被推上了大學講台。這隻有在當時人力資源還比較匮乏的吉首大學才可能，如果在一所曆史深厚、師資齊備的大學，這是不可能的。

回想起來，那時我們真正讀了幾本書呢？自己的知識框架都還沒有搭建牢實，就要成為學生的導師，對學生來講，這應該是一種損失，但對我來講，卻是一份額外的幸運——在人生挑不起這副擔子的時候，被硬拉過來，挑了這副很重的擔子，逼着我用非常規的學習激情和能力，在短時期内去吸納盡可能多的知識，讓自己千方百計去勝任這份本勝任不起的工作。當然，這也可能把一個人壓垮，很幸運我沒有垮，而且獲得了意外的鍛煉和成長。

常常覺得，人生的陰差陽錯，其結果總在預料之外。種種因果悖反看起來雜亂無章，其實都是時代在編排。去吉大，就是時代給予的一次人生機遇。

田應明：龔董，您謙虛了。在來長沙的一路上，您的兩位學生，我們報社的嶽躍強、張謹兩位記者對您印象非常深刻，都稱贊您當年非常有才氣，為吉首大學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更讓他們人生受益。

龔曙光：很高興他們還記得我！當年，學生們正處在青春年少的時期，也許有一個像我這樣的老師，跟他們年紀差不多，甚至可能比其中有些人還小一點，在教與學中相互激勵，相互切磋，其實也是一份難得的人生經曆。在學校，老教授們給予他們更多的是完整的知識框架、深刻的學術理解、嚴謹的治學方法，我給予他們的，可能是一同面對世界、一同探讨文明、一同學習文化這樣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一起享受青春的快樂，一起激發青春的想象。

田應明：離開吉首大學這麼多年，還有哪些讓您難忘的人和事？

龔曙光：很多。記得在吉首大學的時候，有一位叫彭秀模的老教授，從湖南師大調過來的，研究古漢語，在湘西有着非常高的學術地位和政治地位，還當過全國政協常委。但就是這樣一位老教授，始終讓我感覺非常厚道，甚至謙和到會讓人有一份愧疚。記憶中，我從未聽到他高聲或者趾高氣揚地說過話，哪怕對一個做苦力的工友，也從沒有頤指氣使地去要求别人什麼，他始終像一個農民似地彎着腰，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恭敬。

田應明：彭秀模教授我知道，非常讓人敬佩的一位老先生，對湘西土家語的研究獨樹一幟，非常有影響。

龔曙光：他差不多有100歲了吧？我聽說吉首大學中文系79級的校友前段時間搞畢業40周年聚會，他還即興寫了一首舊體詩，說明老教授的思維依然清晰、敏捷。他活出來的是一份明白、幹淨和健康。

龔曙光 作品 《日子瘋長》

田應明：最近在看您的散文集《日子瘋長》，書中寫了一個叫吳卵泡的人物，我一直在猜這個人到底是誰，因為我對吉首大學原來中文系的老師也比較熟，您寫的是彭志明老師吧？

龔曙光：哈哈！“吳卵泡”是一個文學形象。當然，如果硬要找故事原型，的确就是我曾經的同事彭志明老師。他一輩子熱愛文學，把文學視為他的生命，他的職業選擇乃至家庭變故，都與文學有關。他自認為是一個具有文學才華的人，是沈從文先生的信徒。但是，他的生命逝去這麼多年，我回過頭去看他的那些作品，他筆下還真沒有一個人物或故事有他自己的人生那樣動人。

田應明：其實生活中不少作家都這樣，他總想成為一個能創造很多人物甚至創造曆史的人，但最終他卻被曆史和時代創造了。

龔曙光：一直以來，我就認為吉首大學那個地方，浸潤了湘西奇異的自然山水和獨特的文化，待在這所學校的人，會在心态上更質樸一些，對人生的追求更淡泊一些，人事相處會更随緣一些。我想彭秀模教授如果當年不離開師大的話，估計他活不到這個歲數，甚至學術上也未必比今天更有成就。同樣，我如果不離開吉首大學，可能今天的身體狀況、人生心态乃至個人的學養也可能更好一些。當然，已經離開了，這個假設就沒有意義了。

很多時候，人生就像在扔骰子，總想骰子如果打出的是另外一個數字，可能命運就會給我們另外一手牌。我們常常會把拿到手上的那手牌，認為是運氣最差的，其實未必。在我的人生中，去吉首大學是一手好牌，我也一直對吉首大學心懷感恩。在那裡，我完成了最初的學術錘煉，度過了最快樂的人生時光。吉首大學在我的生命裡，不隻是一種記憶，而是永遠的血脈流動，是越長越鮮明的人生烙印。

田應明：您是常德人，當時大學畢業後為什麼選擇來吉首大學？

龔曙光：當時我是有機會回常德工作的，也還有一個機緣可以去部隊當兵。我後來為什麼選擇去了湘西？一個方面當然是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這裡的風土人情，對于學文學的我來講，會有一份獨特的吸引力。除了沈從文、黃永玉、蕭離這些在文學、藝術上有造詣的人吸引我之外，我當時的第二個想法是融彙湘西文化和常德文化。常德文化相對圓通一些，機變一些，而湘西文化則更耿直一些，更決絕一些。我是一個對常德文化有清醒認識的人，而且很早就意識到，一個人的文化人格，既可以先天生成，也可以後天養成。我覺得在湖湘文化當中，最能夠和常德文化形成互補的就是湘西文化，就是以常德人的機變、圓通，再加上湘西人的耿直、野性和堅韌，可能形成一個更全面、更主動面對這個世界的文化個性，這是我選擇去湘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田應明：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一種文化自覺，非常難得。您在湘西這麼多年，怎麼看待湘西人的文化性格？

龔曙光：我剛剛說了，湘西人身上有很多優秀的性格特質，比如耿直、淳樸、野性、堅韌等等。但也有相對狹隘的一面，比如喜歡鑽牛角尖，比如盲目自信等。這種性格特質對湘西人來講可能是弱點，但對于常德人來講，則反而可能是優點。

田應明：湘西人長期生活在大山當中，交通不便利，曆史上長期與外界隔絕，大山遮擋了他們的眼界，常常讓他們缺少對這個世界和自我的真實認知，他們會蠻幹，會充狠，會盲目自信，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份莽撞，為他們闖蕩世界壯了膽。湘西人如果覺得這個也很困難，那個也很困難，他幾乎沒有活路，他需要這樣一種精神力量。

龔曙光：待在湘西這麼多年，在很多學生、老師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撞南牆不回頭的精神，他們遇事不怕權威，敢于去挑戰，甚至目空一切。這樣的膽識當然可嘉。當然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世界是有規則的，是有秩序的，湘西人不太顧忌這個規則和秩序，有一點刀槍不入的意思。上了戰場，如果盲目相信刀槍不入，很容易被刀槍所傷。

田應明：這個很有道理，現代的湘西人應該更有格局、眼界和理性。

龔曙光：所以要客觀地看待湘西文化中的一些特質，要有文化人格的自我反思精神。特别是這種文化性格相對于另外一個文化體系、另外一種文化人格的功能和價值。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要去山東讀書的原因。我認為湖湘文化是南方文化系中最博大、堅挺的，但湖湘文化所存在的弱點，是它本身很難克服的。我當時就認為跟湖湘文化能夠互動互補，乃至形成某種融合優勢的就是齊魯文化。可以說，來湘西，去山東，完成了我的文化人格兩次自主的改造。

現在很多人不覺得我是常德人，包括很多領導跟我相處一二十年，一直認為我是湘西人；北方的一些朋友說我不太像南方人，這就說明湘西文化和齊魯文化對我的影響已經不淺。其實，人生來就會有地域文化的規定性，任何一個地域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的優點和弱點都值得去審視。如果有機緣，有能力對自己的文化人格進行改造，我覺得這也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課。

采訪現場

田應明：确實，人的一生，其實是人格不斷改造、修正、完善的一個過程。下面我們來聊聊另外一個話題，大家知道，2001年，在您的帶領下，創辦了《潇湘晨報》這樣一份在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報紙，您之前并沒有從事媒體行業，如何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迹？

龔曙光：有兩個因素很重要。一是時代的因素。2001年，報紙還是社會資訊最主要的傳播渠道。《潇湘晨報》是在互聯網還沒有完全興起這一時點上創辦的，這是一份幸運。

另外一個因素是，《潇湘晨報》的成功在于理念和價值觀的成功。創辦《潇湘晨報》的時候，我提出了“心靈圈地”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對媒體而言，如果你在讀者的心中沒有地位，讀者不願意讓你去占據他心靈的領地，你是沒有存在價值的，也不可能長期擁有讀者。

當年的《潇湘晨報》是有理念和價值觀的。比方說在法與情之間，我們選擇法；在情與理之間，我們選擇理；在發展與環保之間，我們選擇環保；在強者與弱者之間，我們選擇弱者。一個社會事件，在《潇湘晨報》的報道過程中，立場是很堅定的。比如一個強者和一個弱者打架，哪怕你的情感渲染得再好，我們認定的是一個事理——誰對誰錯，就是認法理。如果說從法理層面并不能清晰地辨别、判斷，那麼我們會同情弱者。

田應明：《潇湘晨報》之所以能夠在這麼短的時期内成為中國的名報，成為中國的新聞史繞不過去的一筆，這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個開放的、文明的、法制的、環保的、同情弱者的媒體，它用價值觀赢得了認同者。

龔曙光：當然，這樣的價值要符合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一直認為，媒體之間的競争固然有廣告的競争，固然有發行模式的競争，但最核心的是價值觀的競争。

田應明：這種價值的堅守其實也是媒體責任的堅守。

龔曙光：一個媒體當然要承擔社會責任的，《潇湘晨報》當年就是緻力于肩負一個媒體或者說一個先鋒媒體的責任。開始，我們把“關注湖南”當作自己的價值追求來實施心靈圈地。後來，我們又提出了“影響湖南”這個價值使命。一個媒體是不大可能自己動手去改變農業、改變工業、改變社會治理的，它隻能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去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的漸進。

毫無疑問，20年來，它實現了“影響湖南”“維新湖南”這個目标。湖南有很多事情，特别是長沙的很多事情，都是《潇湘晨報》開的先河，而且漸成傳統。時代發展到21世紀，中國也逐漸跟世界同步，但長沙這樣一個追求時尚的城市，在《潇湘晨報》舉辦第一場新年音樂會“歲華紀麗”之前，是沒有新年音樂會的。迎新年，我們傳統的就是打糍粑，吃年夜飯。《潇湘晨報》創刊後，每年請世界各大交響樂團來長沙舉行新年音樂會，以至于現在長沙每年都有多場新年音樂會。過去，在長沙是不大有人聽交響樂的，現在在長沙，一個白領，一個有一定文化教養的白領，他是不大敢說他不聽交響樂的。這就是改變。還有每年的“風尚大典”“讀者節”等，《潇湘晨報》開啟的第一，都深刻地影響着湖南。

田應明：怎樣看待媒體今天的變革？

龔曙光：媒體的變革，更多與技術相關。在當下全媒體時代，很難判斷一個傳統媒體能活多久。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之所以能夠活這麼久，其中也有一分幸運。這份幸運是它在早年的發展曆程中，沒有真正的革命性技術出現。當真正有革命性技術出現的時候，媒體的命運是很難自主掌控的。雖然今天《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還在老一代讀者心中地位依然，但毫無疑問，它已經不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了，現在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是臉書。

當然，不管技術推動媒體的介質如何變化，不管它是紙還是屏，不管它是大開版的報紙，還是小開版的刊物，媒體最核心的價值還是影響人們的事實判斷和價值觀念。首先影響的是受衆對資訊真實性的判斷，然後才是對價值觀念的影響。其實，很多媒體是沒有價值觀的，這就決定了這些媒體不大可能成為好媒體，也很難形成影響力。所以不管技術如何變革，媒體的存在形式如何變化，堅持内容為王，堅守媒體的價值理念才是更重要的。

田應明：您現在掌管中南出版傳媒，出版行業當前同樣面臨技術革命的重大沖擊，您怎樣看待中南傳媒當下和未來的發展？

龔曙光：中南出版傳媒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乃至亞洲最重要的出版企業，在世界上也有比較靠前的排位。當然，今天傳統出版行業同樣要面對世界性技術革命，同樣要面對核心傳播模式變革，因而我們同樣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壓力。

我們知道，不僅是媒體、圖書出版行業，互聯網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革命是全局性、全域性、全生态的。人類生活除了拉屎、哺乳等幾項很基礎的活動暫時還沒受到互聯網的影響外，其他的生存方式基本上已經被改變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閱讀模式和知識傳播模式的改變已經沒那麼重要了。因為所有人的飯碗、所有人的生存模式都發生了變化。你在改變别人，别人在改變你。一場偉大的革命，一定是不知道誰改變了誰，而誰都在被改變。互聯網是改變人類生存模式的一場革命，不是改變某一個業态的一場革命。正因為如此，中南出版傳媒不會在時代大變革中慌了陣腳，我們會很坦然、從容地面對和融入技術革命。

中南出版傳媒既要接受新技術、新變革，創造一些新的适合互聯網時代需求的新産品。同時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它的核心競争力，依然是它生産内容的能力，能夠抓取到具有原創意義并與時代産生共鳴的内容，這才是中南傳媒的核心競争力。

田應明：技術時代，應該要把“内容為王”作為信仰，做滋養人類靈魂的文化産品。

龔曙光：是的。5G時代之後，技術還會有變化，投放平台的形态還會變革，這是我們要關注的。但是作為中南出版傳媒來講，毫無疑問，它雖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平台公司，但它依然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内容提供商。

田應明：從吉首大學到省文聯，到2000年您擔任湖南通程國際大酒店執行總經理，再到創辦《潇湘晨報》，然後，2011年您獲得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稱号，擔任中南出版集團董事長。一路走來，您怎樣完成這樣的角色轉換，并把兩者都做得非常成功？

龔曙光：作為從我們那個風雲激蕩時代走出來的人，我說不上成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既有很多響當當的大腕大咖，也有不少藏于民間默默無聞的人物。我所走過的道路是很偶然的，未必有多少可以複制的價值。之所以經曆從教師到作家，到酒店，到媒體，到出版管理人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生曆程，大體因為兩個原因：第一，我人生沒什麼特别的規定性，說能當老師，不能當酒店老闆，不能做報紙，不能當作家，不能搞地産，我沒有認為我的生命一定要定格在哪個行當，我的人生目标沒那麼聚焦和清晰。第二，我沒有能力去跟時代較勁，這些年我基本上是被時代推着走的。當年，我作為一個普通的大學畢業生，能夠分到吉首大學已經算是上帝很眷顧了。然後，調到文聯，進了省城，在這之後去做酒店，做報紙等等。回過頭來想想，當曆史的機緣到來的時候，我是沒有辦法去做選擇去跟命運較勁的，所以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

田應明：也許從事什麼樣的崗位由不得你，但機會都是給有準備的頭腦，能在這些角色轉換中取得這樣的成績，獲得大家的認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龔曙光：我做的行業确實不少。對我來說，人生就是一場不停歇的跨界。在跨入的每一個行當，或多或少做了一點事情，有一點成績。我在每一個行當都會努力去開一朵花或幾朵花，且基本上沒有開空花。我一直跟我的同事們講，人生應有一個追求，不管你自己是一兜黃瓜，還是一兜香瓜、一兜西瓜，都要努力不開空花。我很恐懼人生開空花。說得簡單一點，幹一行，你未必就真正愛這一行，但幹哪一行，你總得要幹出個樣子來。不能因為不愛幹這一行，就覺得很委屈，一天到晚在委屈中浪費自己的生命。一個男人是沒有多少時間一天到晚哀哀怨怨悲悲戚戚的，男人應該學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去舔傷，去面對各種各樣的不容易，你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利把個人情緒上的哀戚用到對工作的選擇和态度上去。所以，平和、自然地去接受命運給你安排的每一個崗位，努力地去幹出一點成績，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人生态度。

田應明：其實，作為一個管理者，專業不是最重要的，做人才是核心要素，您之所以能在各個行當裡完成好自己的角色轉換，可能和您個人的理念與為人的品格有着很大的關系。

龔曙光：這我很認同。不管你幹哪一行業，歸根結底都是做人、用人、管人。做的事可能不一樣，做人其實是一樣的。教書寫作，還有管酒店管報紙管地産管金融，每個行當都有每個行當的規律，也就是說事是很不一樣的，但是每個時代的人該怎麼做，這個沒太大的區别。一個人要想在不斷的跨界變化之中，能夠在所經曆的行業和崗位開朵花結個果，我覺得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事變了，管理原則甚至哲學沒有變。跨界就是在職業的跑道上跨欄。跨界是要有底氣的，那麼你的底氣是什麼？是做人。因為不管做哪個行當，最後面對的還是人。人做好了，哪個行當你都能夠做下來。當然，做人包括你要有比較好的文明啟悟、知識積累、人格修養，也包括你對這個時代的基本認知和适配能力。

田應明：所以說，做人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素養。

龔曙光：有些人是以事立人，有些人是以人立事。我選擇了以做人為基礎，再去成事。當然更多的時候，立人立事是一個辯證過程。

田應明：最近，您出了《日子瘋長》和《滿世界》這兩部散文集，大家的反響非常好。記得您在一次訪談中談到，重拾筆杆來進行文學創作，是您人生中一次“文藝複興”。

龔曙光：我的少年時代做過作家夢，所以大學和研究生讀的都是文學。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期，當時我是比較活躍的青年文學評論家。我和許多著名作家的友誼，都是在那時建立的。經曆過上世紀黃金時期的文學人，都會有一種“文學至上”情懷。這是一種藝術夢，也是一種社會理想。這種夢想和理想如同海邊的礁石，某一種時代潮汐翻滾過來，可能将其淹沒，一旦退潮，礁石依然在那裡。我是被時代潮汐卷進經濟海域的，生死泅渡了二十年。也有人說是弄潮，弄潮也罷，跟潮也罷，反正總要嗆一肚子海水。如今我仍在海裡，卻時時回望海邊的那塊礁石。在海裡撲騰得越久，越覺得那塊礁石才是托舉自己不迷失、不沉沒的心理支撐。回頭看看身邊，看看全社會，似乎也是這樣：中國經濟瘋長了四十年，文學反而日漸成為精神剛需。就我個人而言，如果再不守望和回歸那塊文學礁石，不重獲文學的精神能量，可能真會被經濟之潮淹沒。

可以說，這是我們一代人的精神回歸，我一個人的文藝複興。

田應明：《日子瘋長》這部散文集裡每個篇什都流露出濃郁的故土情懷。對故鄉的深情與眷戀，是人性中最溫柔、最脆弱的角落，也是中外文學永恒的母題，沒有人能逃離故土的牽絆。

龔曙光：每個人的生命曆程，其實是由經曆性的生命記憶構成的。所走過的每一個節點，都有很強的經曆性。比如，我們的故鄉，确實是我們生命的原點，盡管這個原點和我們已經相去甚遠。就像這些年我一直處在商業事務之中，每天關注得更多的是經濟運行、産業發展的狀況，是一個個非常具體的商業案例。本質上，我就是一個商人。商業的本質就是價值兌現。這樣問題來了，這些商業上的東西對于一個來自于鄉下小鎮、一個中國最樸素最實在的鄉土社會的一個生命，他在原始道德層面和對生命理解的層面，會出現強烈的對撞和扭曲。

鄉土社會告訴我的是仰天拜地、勤扒苦做、遠親不如近鄰、情誼大于天這些價值理念。這些原始、本真的價值觀和商業社會之間的價值觀是沖突的。而且，這種沖突是根本性的，這種沖突甚至會導緻一定程度上的人格分裂。

田應明：這種人格分裂本質上就是鄉土文化和商業文化這兩者的對立沖突。我生活過的小縣城也算亦城亦鄉。其實，我們那個年代的大部分人都經曆了從農村邁向城市這麼一個過程。“城市病”是我們這代人的“通病”。

龔曙光：犯有“城市病”的人時常會有一些莫名的情緒，比如對自己生活有一種莫名的不滿意，也會時常質疑自己這種生活的價值，而且這種情緒很難被一個具體的事情去沖淡，或化解。它不會因為你今天做了一單20個億的生意，就覺得這種焦慮的情緒被化解了，它也不會因為你見到了兒時的一個玩伴，或者少年時代的一個同學，就由此煙消雲散了。它是一種相當持續、相當執拗的情緒與生命狀态。這種狀态，很難有醫生能夠解決。我也時常處于這精神的亞健康狀态。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了《日子瘋長》這本書，對少年時代生活做一次精神回訪，對身邊這些賦予我生命和生命價值的人做一次情感梳理，對鄉土做一次理性思考，我覺得這對于解除我的精神亞健康狀态，是一個有益的療治過程。

田應明：對“城市”和“鄉土”社會進行反思是當代知識分子最值得思考的課題之一。

龔曙光：寫《日子瘋長》，讓我重新回歸了兒時的生活經驗中去，這時候我才突然發覺，20世紀在人類進化史上太快了，充滿了惡意。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的生存乃至社會結構的建構基本都依賴于鄉土社會。但是，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整個人類社會構架從鄉土社會脫離了，或者說跟鄉土的關系被生硬地切斷了，以至于形成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精神焦慮。當下，人類的精神焦慮多半是對鄉土社會失重的焦慮。

中國鄉土社會所蘊藏的那些古老的人文觀念、質樸的天人态度、可靠的鄰裡價值是中國社會流變的活水源頭，是我們的根脈。所以，《日子瘋長》這本書看起來寫的隻是我的少年生活，隻是我的家人或親戚朋友，這些故事看上去很個體，但都可以歸結到鄉土社會這個現代社會的大命題。

這本書，我用祖母的一句話——“日子瘋長”作為題目。這個時代是有點發瘋的。人類最大的發瘋就是摒棄鄉土。摒棄鄉土就像一個胎兒沒有成熟之前剪斷臍帶一樣，這個胎兒是會死掉的。

田應明：《日子瘋長》裡，您花了很多筆墨寫您的母親、父親，您的家庭對您人生有着怎樣的影響？

龔曙光：其實家庭教育絕大多數是非自覺的，即所謂言傳身教。我的家庭對我來講，給我最大受益或人生啟示就是：人生的本質是從苦難中自我超拔。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可能一帆風順、歌舞升平。不管是從精神層面還是生命本身的意義上來講，它都充滿了苦難感，而生命的意義和快樂恰恰在于你總能超越這些苦難，最終得到一份生活的回甘。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生命是一個苦難的過程，它不可能是一場狂歡。當然這個苦難是可以熬過來的。就像人一輩子都喝苦茶，但是喝過之後，總會有那麼一絲回甘。我家庭中幾乎每個人都充滿了苦難，但每一個人都很堅韌，沒有一個人是被生活本身的苦難打趴下的。像我父親，身體與生俱來的差，還能活到八十多歲快九十歲，這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奇迹。生活對所有堅韌的人都會報以生命的奇迹。而當你獲得這種奇迹的時候，它不僅是一種幸運，更是一份欣慰。這就是我說的人生回甘。

龔曙光 作品 《滿世界》

田應明：《日子瘋長》寫的是對故鄉小鎮過往人事的追憶，是對逝去日子的一種回退，咀嚼。另外一本書《滿世界》寫的是在歐洲這些時尚、文明都市裡的遊記，是自由靈魂滿世界地探尋、前進。

龔曙光：說到《滿世界》，這是我對文明來路的一次逆行。我們從鄉土社會走出來之後，遭遇的最大入侵者是西方文化。當然，“入侵者”這個詞在這裡不一定是貶義的。但毫無疑問，近現代以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秩序構成了挑戰，它是一個外來人，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門外的野蠻人。但不管曆史如何衍進，當下我們應該有更平等、平視、平和的自信心态來面對西方文化。

《滿世界》由14篇遊記構成，記叙了我曾行走過的14個國家。從我的文章中，大家就能看到，我對這14個國家和他們的文明的态度是平等的。我欣賞本民族的文明，也欣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甚至欣賞包括像保加利亞這樣的小國家，像波希米亞這樣“另類”民族的文明。我沒有用政治化、曆史化的“證據”把文明機械化地分作三六九等，與之相對的，我深信人類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社會際遇中創造的文明，都是對我們這個物種的貢獻。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莎士比亞所說的“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成為這樣一個偉大的IP，也正是因為不同民族的貢獻。我以平視的眼光看待異質文明，包容任何一種文化“他者”，不盲從、不迷信，也不偏執、不憤激，心态很平和。

田應明：就像有些評論家說的，您看巴黎和羅馬如同看農家樂。

龔曙光：正是這樣子。隻有當我們将人類文明的代表性遺存，都當作随時可進的農家樂時，我們文明的胸襟才真正廣闊，文化的心态才真正平和。

田應明：非常感謝龔董，今天的訪談就到這裡。歡迎您多回湘西走走看看，您在湘西有很多好朋友，大家期待您的再次光臨。

龔曙光與《團結報》名家訪談欄目采訪組合影

《團結報》2019年10月14日【名家訪談】專欄截圖

采訪時間：2019年9月7日

采訪地點：長沙市望城區普瑞酒店

文字整理：歐陽文章 萬 昕 龍 堯

圖片視頻：嶽躍強 張 謹 謝 傑

來源：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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