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曉得是哪裡的方言?我是土生土長的陝西人，老家在鹹陽市泾陽縣，成語“泾渭分明”說的就是我們泾陽縣的泾河與渭河水合流後水的顔色界限分明從小，我說的都是陝西方言，以為天下大家都是這麼說話的，看了在村上放映的外國電影，更是認為大家都說的是中國話1989年離開老家去西安上大學，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全國各地，這時候發現大家必須說普通話，要不然無法交流我記得，大家對陝西話特感興趣，學的最快的一句話是“我（è）知不道”（我不知道）再一個是大家在床頭“貼”了一些明星照或宣傳畫，陝西人不說“貼”而說“biā(有的方言不符合漢語拼音規則)”，後來每天晚上有人喊“biā燈”睡覺1989年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來到了一大型央業，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三線建設時期從天津大城市搬遷到陝西興平，來自全國各地特别是天津、北京、上海以及東北的人比較多，一直到了他們的二代或三代人，大家在廠裡都講普通話，隻是很少的時候或場合有陝西人講陝西話，所以我也基本上一緻講普通話，最後造成了我說普通話夾雜個别陝西方言，說陝西話也變成了陝西話加普通話的“醋溜普通話”剛上班時，在單身宿舍基本上住的都是陝西本地人在一次下象棋時，有個同事喊“吃車吃車”，我再仔細看了看，哪有“吃車”的棋最後搞明白了，他說的是“出車”這位同事興平縣（現在興平市）人，我是泾陽縣人，都屬于鹹陽市管轄，同樣說陝西話，還是存在“大同小異”其實，方言在十裡八鄉差異是很大的我老家是泾陽縣掃宋公社（後來變成掃宋鄉、再後來并到雲陽鎮），東邊是雲陽公社（現在是雲陽鎮），西邊是橋底公社（現在是橋底鎮）小時候去我二姨家，我們說去東安（即東邊的，就像哈薩克斯坦的東幹民族實際說的是從東邊來的民族）姨家，到她家後馬上給客人“倒湯”，我就在想哈沒吃飯哩咋給人和（huō）湯（喝湯）原來他們把“倒水”叫“倒湯”我們家有姐弟姊妹五個，我三個哥一個姐，我姐排行老二1975年的時候，我大哥結婚了，我當時是八歲從我大嫂進我家門起，我們姐弟四人都把大嫂叫姐（dié），有時她們不在場的時候我母親不知道我說的我姐還是我大嫂，我幹脆就大姐二姐來區分随後，村上其他人家也效仿我們，不再叫嫂子了，全改為叫姐（dié）通過我大嫂，我了解了她們橋底公社的一些稱呼和我們的完全不一樣譬如，我們把親弟兄叫“哥（gé）”，把姐夫叫“哥（gè）”，他們全都叫“哥（gè）”我們叫“姐（dié）”，她們叫“姐（diè）”我們叫“姑（gú）”，比父親大的叫“姑媽（gūmá）”，她們不分大小都叫“姑（gù）”後來，我注意觀察了我們村上，發現一些稱呼也不同大多是把父親叫“大（dá）”，有個别叫“爸爸（bābā）”、“伯（bèi）”把父親叫“大(dá)”，比父親大的叫“伯（bèi）”，比父親小的叫“爸爸（bābā）”我們家有一個不同别人家的現象，我父親弟兄四個，還有一個堂兄是老大，我們把老大叫“伯（bèi）”，把四個親弟兄的老大叫“伯（béi）”，把老二叫“三伯（béi）”，把比我父親小的老四叫“爸”（bá）在我們村，有幾戶人家和我家一樣，把父親叫“大（dá）”，把母親叫“奶（nài）”我大表哥家的孩子，把父親叫“伯（bèi）”，把母親叫“媽（má）”有一戶人家家裡五個孩子，前邊三個孩子和我家叫法一樣，後邊兩個孩子，則和村上百分之把八十的家庭一樣，将父母分别叫“大（dá）”、“媽（má）”上世紀八十年帶，随着改革開放政策的變化，大家思想也比較慢慢開放了，直到現在，我們村上把父母都分别叫“爸（bā）”、“媽（má）”如果你幹活慢、不利索，家裡人會讓你“别木囊()béi mū nang”、“克立馬擦(kē lī mā cā)”，意思說讓你快點，别磨蹭了現在已經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小時候聽過了一段對話，拿現在說是一個段子，兩個人對話，甲：“你能撒氣呀(nì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烏達氣呀（è dāo wū dā qī ya）”，甲：“你到烏達能撒氣呀(nì dāo wū dā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烏達能個撒氣（è dāo wū dā nèng sā qi）”意思說你幹啥去？我到那邊去你到那邊幹啥？我到那邊有點事我們把頭叫“撒（sá）”，把額部叫“恩樓（èn lu）”，上醫院醫生問“你啥痛？”，回答說“我撒(è sá)疼”，除非是陝西的醫生，要不然真不知道你哪痛随着時代的變遷，城鎮化的發展，城鄉差别越來越小，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都在慢慢的變化近幾年，有一些文化學者提出保護鄉村文化，我覺得是很好的建議，但如何保護、誰去保護？就像現在農村年輕人都往城市跑，留下老年人在村子，村上的風俗習慣、風俗文化，還有這些方言如何保護？值得我們深思，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不曉得是哪裡的方言?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不曉得是哪裡的方言

我是土生土長的陝西人，老家在鹹陽市泾陽縣，成語“泾渭分明”說的就是我們泾陽縣的泾河與渭河水合流後水的顔色界限分明。從小，我說的都是陝西方言，以為天下大家都是這麼說話的，看了在村上放映的外國電影，更是認為大家都說的是中國話。1989年離開老家去西安上大學，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全國各地，這時候發現大家必須說普通話，要不然無法交流。我記得，大家對陝西話特感興趣，學的最快的一句話是“我（è）知不道”（我不知道）。再一個是大家在床頭“貼”了一些明星照或宣傳畫，陝西人不說“貼”而說“biā(有的方言不符合漢語拼音規則)”，後來每天晚上有人喊“biā燈”睡覺。1989年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來到了一大型央業，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三線建設時期從天津大城市搬遷到陝西興平，來自全國各地特别是天津、北京、上海以及東北的人比較多，一直到了他們的二代或三代人，大家在廠裡都講普通話，隻是很少的時候或場合有陝西人講陝西話，所以我也基本上一緻講普通話，最後造成了我說普通話夾雜個别陝西方言，說陝西話也變成了陝西話加普通話的“醋溜普通話”。剛上班時，在單身宿舍基本上住的都是陝西本地人。在一次下象棋時，有個同事喊“吃車吃車”，我再仔細看了看，哪有“吃車”的棋。最後搞明白了，他說的是“出車”。這位同事興平縣（現在興平市）人，我是泾陽縣人，都屬于鹹陽市管轄，同樣說陝西話，還是存在“大同小異”。其實，方言在十裡八鄉差異是很大的。我老家是泾陽縣掃宋公社（後來變成掃宋鄉、再後來并到雲陽鎮），東邊是雲陽公社（現在是雲陽鎮），西邊是橋底公社（現在是橋底鎮）。小時候去我二姨家，我們說去東安（即東邊的，就像哈薩克斯坦的東幹民族實際說的是從東邊來的民族）姨家，到她家後馬上給客人“倒湯”，我就在想哈沒吃飯哩咋給人和（huō）湯（喝湯）。原來他們把“倒水”叫“倒湯”。我們家有姐弟姊妹五個，我三個哥一個姐，我姐排行老二。1975年的時候，我大哥結婚了，我當時是八歲。從我大嫂進我家門起，我們姐弟四人都把大嫂叫姐（dié），有時她們不在場的時候我母親不知道我說的我姐還是我大嫂，我幹脆就大姐二姐來區分。随後，村上其他人家也效仿我們，不再叫嫂子了，全改為叫姐（dié）。通過我大嫂，我了解了她們橋底公社的一些稱呼和我們的完全不一樣。譬如，我們把親弟兄叫“哥（gé）”，把姐夫叫“哥（gè）”，他們全都叫“哥（gè）”。我們叫“姐（dié）”，她們叫“姐（diè）”。我們叫“姑（gú）”，比父親大的叫“姑媽（gūmá）”，她們不分大小都叫“姑（gù）”。後來，我注意觀察了我們村上，發現一些稱呼也不同。大多是把父親叫“大（dá）”，有個别叫“爸爸（bābā）”、“伯（bèi）”。把父親叫“大(dá)”，比父親大的叫“伯（bèi）”，比父親小的叫“爸爸（bābā）”。我們家有一個不同别人家的現象，我父親弟兄四個，還有一個堂兄是老大，我們把老大叫“伯（bèi）”，把四個親弟兄的老大叫“伯（béi）”，把老二叫“三伯（béi）”，把比我父親小的老四叫“爸”（bá）。在我們村，有幾戶人家和我家一樣，把父親叫“大（dá）”，把母親叫“奶（nài）”。我大表哥家的孩子，把父親叫“伯（bèi）”，把母親叫“媽（má）”。有一戶人家家裡五個孩子，前邊三個孩子和我家叫法一樣，後邊兩個孩子，則和村上百分之把八十的家庭一樣，将父母分别叫“大（dá）”、“媽（má）”。上世紀八十年帶，随着改革開放政策的變化，大家思想也比較慢慢開放了，直到現在，我們村上把父母都分别叫“爸（bā）”、“媽（má）”。如果你幹活慢、不利索，家裡人會讓你“别木囊()béi mū nang”、“克立馬擦(kē lī mā cā)”，意思說讓你快點，别磨蹭了。現在已經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小時候聽過了一段對話，拿現在說是一個段子，兩個人對話，甲：“你能撒氣呀(nì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烏達氣呀（è dāo wū dā qī ya）！”，甲：“你到烏達能撒氣呀(nì dāo wū dā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烏達能個撒氣（è dāo wū dā nèng sā qi）！”。意思說你幹啥去？我到那邊去。你到那邊幹啥？我到那邊有點事。我們把頭叫“撒（sá）”，把額部叫“恩樓（èn lu）”，上醫院醫生問“你啥痛？”，回答說“我撒(è sá)疼”，除非是陝西的醫生，要不然真不知道你哪痛。随着時代的變遷，城鎮化的發展，城鄉差别越來越小，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都在慢慢的變化。近幾年，有一些文化學者提出保護鄉村文化，我覺得是很好的建議，但如何保護、誰去保護？就像現在農村年輕人都往城市跑，留下老年人在村子，村上的風俗習慣、風俗文化，還有這些方言如何保護？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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