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折後價6500元，孩子自己倒尿盆，北京這家黑托兒所竟學位緊張“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示範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這是國務院辦公廳于本月印發的《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中的一句話，引發了很多新手媽媽的熱切召喚：“第一批示範機構就落戶在我們小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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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媽媽們有這樣的期待，記者調查發現，因為多數幼兒園都隻招收3歲以上孩子，“托兒所”已經成為媽媽們最渴望的稀缺資源，而社區裡現存的、可接收3歲以下孩子的托管中心多為不規範經營。缺少監管，缺少競争，一些托管中心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收費高、漲價頻繁、師資弱等問題。

樂樂媽媽上個月把剛滿兩歲的樂樂送到了小區裡的“托兒所”——小區裡一位孩子媽媽投資創建的托管中心。她租的就是小區商住樓的一個四居室，改造後于去年秋天開張。

這個托管中心，樂樂媽媽是在小區業主群裡看到了它的開張消息，實地考察了一次，又在群裡咨詢過多次，發現口碑還可以後，才試着把孩子送了進去。一個月後，樂樂媽媽覺得這個改變利大于弊——孩子的姥姥、姥爺很快回了老家，她跟鄰居合請了一個小時工。“我爸媽能安心養老，家裡也清淨了，孩子雖然沒有之前受到照顧多，但早晚也有這一天，早點适應也好。惟一不踏實的就是托管中心沒有資質，怕它辦不長久。”

樂樂媽媽的擔心也很現實。記者以給孩子找托管機構的名義，連日走訪了多個能接受3歲以下孩子的托管中心，這些托管中心多數開在居民樓裡，少數在商住樓裡，大部分托管中心都是在超範圍經營，好一點的機構有繪本館、國學館的營業執照，差一點的則完全沒有資質。當記者質疑托管中心沒有經營許可證，不放心把孩子送過來的時候，一位老闆聲稱“你說的那種教委審批的正規托兒所根本沒有”。她告訴記者，以“托兒所”名義辦園，教育部門不負責審批，而工商部門也是參照早教機構審批，“您可以看看我們的師資條件、聽聽我們孩子家長的反饋，我們都不用做廣告，都是孩子家長幫我們宣傳，您就放心吧。”

記者就此咨詢了北京市教委位于北京市政務服務中心的窗口服務電話，工作人員答複說，3歲以下的“托兒所”确實不需要教育部門進行行政審批。根據新發布的《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開辦“托兒所”，在提前辦理好應急、衛健、住建、人社等部門開具的認定材料後，營利性“托兒所”隻需到市場監管部門登記注冊，而非營利性“托兒所”必須到縣級以上的機構編制部門或者民政部門登記。

記者注意到，因為沒有資質，這些托管中心幾乎都沒有對外宣傳，甚至在網上也都查找不到招生信息，生源都來自托管中心所在的小區或者附近小區的居民。

但即便是這樣，很多托管中心也不愁生源。記者走訪的最小的一個托管中心面積隻有100平方米左右，收有8個孩子，中心的老師告訴記者，“兩歲以下的、不會自己上廁所的、下午五點之前不能接走的孩子，我們都不收，否則可不止這些。”

對于這種“學位緊張”，很多家長都有體會。“我們是第一批進去的孩子，當時它們剛成立，我們孩子不會上廁所，老師也收了，但是現在我們這家托管中心裡已經有20多個孩子了，不會穿衣服、不會獨立上廁所的孩子，确實被拒收了。”張娅也是去年把兒子小寶送到了自己所在小區的一個嬰幼兒托管班，親眼看到了托管班老師們對後來的孩子們進行考察。“給孩子準備小尿盆，孩子尿完以後得自己去倒到馬桶裡，還要自己吃飯，能獨立做的孩子才能被接收。”

張娅告訴記者，自己的很多同事都非常羨慕她的選擇。“她們都開玩笑，之前買房子光留神學區了，忘了孩子上學前還有6年呢，以後必須把有沒有托兒所也考慮到購房條件中，有好的托兒所的小區也應該算是學區房。”

張娅同事們開的玩笑其實也反映了一個現實——很多家長希望社區附近能有3歲以下嬰幼兒照看服務的公立機構，但這個需求這些年始終沒有被滿足。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在2016年有一項調查，在各類主體幼兒園裡，3歲前嬰幼兒的入園比例不超過4％。

這麼低的比例并不代表家長們沒有這個需求，而是因為這個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原國家衛生計生委2016年針對十城市的托育服務調查中就曾經得到過數據，接近80％的家長希望在小區裡設立托育機構。

正是因為缺少公立“托兒所”，監管不明确，現有的托管中心雖然收費都超過周邊的多數幼兒園，但在師資選擇、招生費用、衛生條件等各個方面都缺乏穩定性。

張娅是她所在小區托管班的首批顧客，拿到了八折優惠，但價格也不低，“折合下來每個月6500元，還不包早、晚飯。”上了半年多後，張娅和幾位家長都對托管中心表示了不滿意，最突出的三個方面：所謂的戶外時間就是上午帶孩子在小區裡遛彎半小時，其餘時間全都在室内活動；孩子的午飯、加餐都極其簡陋，“有一次我到的早，現場看到的，分給孩子的下午點心就是一小牙兒蘋果，估計是一個蘋果的十六分之一”；教師的職業素質比較低，“20多個孩子，隻有3個老師，其中有幼教證書的老師當着家長的面對孩子的态度就比較差，基本不動手照顧孩子，倒是兩個沒證書的小老師比較有耐心。”

張娅和家長們與托管中心溝通後，對方承諾調整，但調整的内容跟家長們的建議幾乎毫不相關。托管中心聘請了幾名兼職教師，有外教、圖畫老師、音樂老師和樂高老師，給孩子們增加了授課内容，費用也上調了20％。

糖球媽媽所在的社區也是今年年初增加了托管中心，開在社區養老驿站的二層。糖球媽媽在托管中心試運行期間就帶着孩子上了試聽課，但是高昂的價格把她“吓退”了。“兩歲半以下的孩子，全托的話，每個月的費用超過1.2萬元。這個托管中心沒幫我們解決問題，反而在小區産生了副作用，有的阿姨拐彎抹角地要求孩子父母給漲價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曾多次呼籲将托育服務業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指導意見》出台後，她覺得這是極大的利好消息，“标示着近二三十年托育服務無人管的局面得以突破”。

對于政策的落實，楊菊華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建議：首先，在托育服務業發展的起步階段，應該将它作為社會服務業的重點和優先領域。

其次，政府應該設立專項的托育服務資金，以制度性的方式，每年從财政預算中定額和定向劃撥通過向社會托育機構提供補貼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激勵社會服務；孩子在家托育的家庭，同樣享受政府補貼，因為他們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照護負擔。

最後，托育機構的布局必須進行合理安排，最好在社區内或者附近。在建設網點的時候，政府也要幫助協調，對現有閑置設施改建、擴建或改善，盡快填補目前托育服務機構缺失的空白。

而在建議之外，楊菊華也提出了意見中還欠缺的一些規定——從托育服務機構準入條件、工作規範、服務标準，到保教内容、收費标準，都需要設定明确、可操作化、最基本的服務标準底線。

“同時，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涉及了多個管理部門，部門協同不是有了指導意見便可實現的，體系在實際運行中會面臨各種挑戰。”比如，各部門間如何互通有無；各類機構如何獲得、共享教師或保育人員“黑名單”；如何切實阻止“黑名單人員”再次從事這一行業……楊菊華認為，“嬰幼兒照護的政策體系還需更加細緻地設計，服務體系也需在實操中進一步完善，嬰幼兒照護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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