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鵬，36歲，本科就讀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和社會學專業，大一開始成為國家博物館志願講解員，吸引衆多中小學生及家長，以“朋朋哥哥”為名走紅，2014年辭去國企職務專注博物館教育推廣，創立“耳朵裡的博物館”，至今已從事青少年博物館教育推廣十餘年，現為全國青聯委員、北京青聯常委、北京郭守敬紀念館執行館長。

“媽媽，我要吃拍胡瓜。”聽完博物館主題講座，10歲的小俊（化名）點了道菜，把媽媽給難住了。

“2000多年前，張骞從西域帶回了胡瓜。”在給小學生講張骞出塞時，張鵬總是喜歡從美食入手。“胡瓜就是黃瓜。回家你們就說，晚上想吃拍胡瓜。”

自2003年在國家博物館擔任志願者開始，張鵬已經堅持義務講解16年，小聽衆超過25萬人次，孩子和家長們都親切地叫他“朋朋哥哥”。

2015年初，朋朋哥哥把自己的休息時間壓縮再壓縮，完成了進學校做100場博物館主題的公益講座的目标，但也因過度疲勞落下了耳鳴的病症。後來他回憶道：“身疲力盡，但不枉此年。”

如今，他已經講遍了全國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他常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講到80歲，講滿一甲子。”

成為“朋朋哥哥”

“如果沒有遇到博物館，我可能會回老家從事司法系統工作。”2003年，抱着參加社會實踐的心态，中國政法大學大一學生張鵬成為了國家博物館志願講解員，沒想到一講就“上了瘾”。每個周末，他都會乘坐4個多小時的公交，往返于學校和國博之間。

張鵬收獲了一批忠實的小粉絲，他們叫他“朋朋哥哥”。有時看他講得嗓子沙啞，孩子們還會悄悄給他塞一顆潤喉糖。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是“朋朋”而不是“鵬鵬”。張鵬解釋，因為“朋”字更簡單易懂。每次自我介紹，他還會借機給孩子講：“古代以貝殼為貨币，五貝為一串，兩串為一朋。所以朋朋就是四串貝殼，也就是20個小貝殼。”

畢業後，張鵬決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業餘時間繼續志願講解。他有兩張名片：一是某國企辦公室主任張鵬，另一張是中國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的朋朋哥哥。

這樣的“雙重身份”持續了7年。2014年，張鵬注意到，關于博物館的書籍大部分都不适合孩子閱讀。有朋友提議：你能不能為孩子寫一本關于故宮的書？這一下打動了張鵬，也他萌生了辭職創業的想法。“公衆對文博知識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我也已經積累了10多年的經驗，感覺時機成熟了。”

但放棄穩定的工作投身相對小衆的博物館教育并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他對自己說：“如果不試一下，老了一定會後悔。”

2014年底，張鵬辭職創立“憶空間”，推廣與博物館相關的青少年圖書，組織線下博物館講座和遊學活動。2017年，微信公衆平台“耳朵裡的博物館”上線，開發展覽攻略、音頻導賞、青少年學習單等，截至2018年底，平台内容總閱讀量超過450萬，收聽人次累計超過460萬。“朋朋 哥哥”成了張鵬“唯一的名片”。

想要講滿一甲子

在員工們眼中，張鵬是典型的“處女座”工作狂。耳朵裡的博物館課程負責人杜怡傑表示，朋朋哥哥是團隊裡“在線時間”最長的人，全年無休。他經常深夜12點多還在處理工作郵件，早上7點多又繼續活躍在工作群裡。

2015年，朋朋哥哥定了一個目标——一年内要進學校給孩子們做100場公益講座。“算下來兩三天一場，應該可以完成。”但是，他忘了除去周末、假期和考試周。更何況，學校對博物館教育的需求有這麼大嗎？

杜怡傑記得，那一年的張鵬像個停不下來的陀螺。年底，他終于完成了共計約150小時的百場講座，卻也落下了耳鳴的病症。直到患病半年多以後，才抽出時間去醫院檢查，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張鵬回憶，這是他人生中最辛苦的一年，“身疲力盡，但不枉此年。”

2013年，張鵬30歲，做志願講解整整十年。沒想到生日那天，100多個孩子為他準備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條十米長卷，上面印滿了小手印和用稚嫩的筆迹寫下的生日祝福。還有一個短片，記錄了孩子眼中的朋朋哥哥。那一刻，張鵬無法控制淚水。他想：如果能活到80歲，還可以再講上50年，講滿一甲子。

這兩年，“年紀大了”成了他的口頭禅。“以前能講上一整天，現在四個小時就累了。”2018年，他沒能完成進學校講100場博物館講座的目标，隻完成了69場。他開始減少一線講解的時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培訓上。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帶動一批人跟我一起講。”他協助舉辦了首期全國青少年博物館教育專題研修班，吸引了100餘名學員。“我想把十年帶隊講解、設計遊學産品的經驗都分享給他們。”

“救活”小微博物館

2018年，朋朋哥哥又多了一個新身份——郭守敬紀念館執行館長。這座位于什刹海北岸的小博物館曾經門可羅雀，年接待客流量僅3萬多人次。“太浪費了！”朋朋哥哥忍不住皺眉。适逢西城區開展文物騰退，考慮引進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利用。張鵬立刻自告奮勇，帶領團隊一頭紮進郭守敬紀念館的展陳改造中。

怎麼在狹小空間内設置安檢門？要不要為了小觀衆降低展陳高度？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讓張鵬絞盡腦汁。在郭守敬生平的展陳，他堅持在所有年份下都注明年齡。“很多孩子還不太會加減法，單純的年份他們難以理解。”但現在，孩子們會一目了然：郭爺爺非常厲害，他21歲的時候就參與治水，31歲就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見。“在孩子們眼中，郭守敬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

朋朋哥哥團隊接手運營後的第一個月，郭守敬紀念館的接待客流量就超過了1萬人次。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新起點。“全國5000多家博物館，70%-80%都是小微博物館，我一直在想怎麼讓它們活起來。”郭守敬紀念館就是第一個試點。

如今，當上館長的朋朋哥哥仍不願摘下志願者的“袖标”。每個月，他都會親自給孩子們講郭爺爺的故事。“當我講到第五年時，它成了一種習慣；而講到第十五年，它成為了一種使命。”

今年3月，張鵬收到了一個8歲小聽衆的來信。信中寫道：“朋朋哥哥要堅持講滿一甲子。一甲子是60年，那時我50多歲了，可以帶我的孩子一起聽了。”

1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标準是什麼？

朋朋哥哥：現在有些年輕人徘徊在起跑線上，好像世界上很多美妙的東西都無法刺激他們去嘗試和努力。我認為“新青年”要敢于實踐，敢于擔當，與其抱怨不如積極行動，做一個溫和的改良派。

2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麼期待？

朋朋哥哥：我希望博物館以更加開放的姿态去接納不同的聲音和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共同去提升公衆對博物館教育的認知。并且以觀衆體驗為中心，生産更多好的博物館教育産品。

采寫/新京報記者 馮倓秋 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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