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甯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南臨雲貴高原，無論是人類學上的半月形傳播地帶，民族學上的藏彜走廊，曆史學上的南方絲綢之路，安甯河流域皆是其中的重要環節，自古以來便是民族遷徙與文明交流的重要走廊。這裡矗立着兩百餘座巨石壘成的大石墓，由重達數噸的巨石壘成。2004年與2007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與涼山州博物館先後組織考古發掘與模拟考古，試圖揭開環繞大石墓的諸多謎團。種種迹象表明，大石墓的主人，可能正是《史記》中的漢代邛人部落。

曾任四川大學曆史系教授林向認為，安甯河流域是北方的氐羌文化與南方的濮越文化的交流地帶，北方的小米文化與南方的稻米文化在這裡走到了一起，邛人或許是北方遷徙者與南方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

村民家門口的大石包究竟埋藏着什麼秘密？

2004年7月，盛夏的驕陽炙烤着西昌市黃水鄉窪腦村，一輛黃色長臂吊車轟隆隆地駛過安甯河東岸，劃破沉悶的夏日。這是西昌到攀枝花的西攀高速公路工地，忙碌的卻是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與西昌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由于西攀高速将從地勢平坦、古文化遺址分布密集的安甯河東岸通過，六座大石墓即将從地面消失，搶救性發掘迫在眉睫。

吊車停在窪腦一号墓前，一号墓長25米，寬12.6米，高2.9米，由十餘塊扁平的巨石豎立成長方形石壁，爾後在墓室中堆砌石塊、泥土，再在其上覆蓋墓頂石，最小的一塊也有幾噸重，沒有幾十個壯勞力休想移動分毫。

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哨聲，一塊塊墓頂石被吊離大石墓，在起吊窪腦一号墓時，起重30噸的吊車居然也力不從心，連續吊了幾次，巨石依舊紋絲不動，反倒是吊車尾部幾次離地而起，驚出司機一身冷汗，最後不得不縮短吊臂，這才将巨石吊離。

一座墓是一個家族的歸宿之地，一個石墓群是一個氏族的安息之地。

迄今為止，考古工作者在安甯河流域共發現大石墓232座，自北向南分布在安甯河及其支流兩岸的台地、山坡上。墓高約2—3米，規模最大的長達數十米。在空曠的安甯河谷，這些龐然大物矗立在河邊、公路旁、農田裡，甚至村民的家門口。窪腦一号墓就在楊建華與王仁芬夫婦倆的包産地裡，每次下地勞作，夫婦倆都能碰到這個“老鄰居”，累了還能坐在上面歇歇腳，不過說起大石包的由來，卻一直犯嘀咕。夫婦倆擠在人群裡，想看看大石墓中究竟藏着什麼。

巨石中的神秘部落是《史記》中強大的邛人？

對大石墓第一次考古發掘是在1975年，時任四川大學曆史系教授的林向與西昌文化館組建“安甯河流域考古調查隊西昌分隊”，并在西昌新星村壩河堡子發現一個大石包群。與岷江上遊、橫斷山脈的石棺葬，東北地區的大石棚墓、大蓋石墓，東南太湖地區帶有大量封土的石室墓相比，大石包群規模更為巨大，石塊動辄數噸、數十噸，遂命名為“大石墓”。考古發掘随後展開，墓中屍骨遍地，橫七豎八地堆積在一起，随葬品僅有些簡單的陶杯、陶罐、陶壺與一些石質工具，林向等人認為，墓主的身份，可能跟漢代邛人部落不無關聯。

有關邛人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司馬遷撰寫的《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滇之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自滇以北的安甯河流域，生活着衆多西南少數部族，又以邛人最為強大，堪與夜郎、滇人、昆明人鼎足而立。曆史上的邛人保持着一種恐怖的軍事制度：“邛之初有七部，後為七部營軍”，七支部落就是七支部隊，戰争來了，邛人舉族皆兵，這種靠親情、血緣維系的軍隊組織在戰場上往往令敵人聞風喪膽。

從地域上看，滇以北、蜀之南的安甯河流域，是大石墓的聚集地帶，這正是《史記》中邛人的地盤；從年代上看，大石墓春秋時期出現，東漢年間逐漸消失，這也是邛人的活動時間；數目衆多、規模宏大的大石墓，似乎也隻有《史記》中強大的邛人才能完成。考古工作者希冀從窪腦大石墓群找到更多線索，去複原這個強大卻又神秘的部族。

獨特葬俗“二次葬”為何出土文物近乎寒碜？

随着墓頂石一塊塊被吊離，圍觀人群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這麼大的墓，裡面得有多少金銀财寶啊？由于年代過于久遠，窪腦一号墓中沉積着一層厚厚的淤土，考古工作者用竹簽、毛刷仔細清理，墓室漸漸暴露在眼前。出人意料的是，墓室僅有8.4米長、0.65—1.2米寬，與巨大的墓丘比起來看起來像條溝渠。這種反差在其他幾座大石墓同樣存在。

墓中并無棺椁，森森白骨遍布墓底，骨架全部錯亂，全無一具完整，經辨認，這些屍骨分屬數十位死者，且男女老少都有，應該是分批放入的。這種葬式，稱為二次葬，有族人死後，先安放在一個地方，等到皮肉腐爛後再将屍骨撿入大石墓，大石墓墓門一般以碎石堆砌而成，就是為了便于在不同時期放入骸骨。二次葬在中國南方頗為常見，這種葬式最初為兇死者與早夭者舉行，目的是為了安慰他們的靈魂，使之不危害生者，後來逐漸為許多民族所接受，并演變為獨特葬俗。

在屍骨周圍，考古工作者找到一些殘破的陶罐、陶杯、石質工具，一顆瑪瑙珠已是稀罕的寶貝，這就是這群邛人共同的随葬品了。圍觀人群顯然很是意外，“這麼大的墓，東西怎麼這麼少？”有人甚至開玩笑說大石墓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發掘大石墓是一項複雜而細緻的工作。

自1975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共對47座大石墓進行了發掘，春秋時期的大石墓一般不超過3米，戰國年間達到6米上下，西漢、東漢兩朝則是大石墓的極盛時代，出現了20餘米的巨型墓葬。奇怪的是，不管墓丘多宏大，出土文物都近乎寒碜，陶器有雙耳陶罐、單耳陶罐、陶帶流壺、陶簋；青銅器多是小件飾品，如項上的銅鈴、頭上的發钗、發笄、手上的銅镯等等；晚期大石墓也零星有西漢五铢錢、新莽大泉五十錢、鐵刀出土。

石墓中出土的镂空銅扣飾。

一種發钗、銅镯在大石墓中屢有發現，銅钗出土時大多位于死者頭部，想必是主人生前心愛之物，發钗有Y形、長方形、橢圓形、馬鞍形等樣式，出土時齒部已斷裂，卻仍不失為一些精巧的飾品。中國西南夜郎、古滇等部落都有佩戴發钗的傳統，使用發钗前将頭發挽成椎形的髻，稱作椎髻或椎結。銅镯由銅絲、銅片簡單彎曲而成，是大石墓中最為常見的青銅器。

窪腦大石墓連同之前的考古發掘已大概可以為邛人畫一個肖像：邛人頭插發笄、發钗，手戴銅镯，是個典型的西南少數部落；族人死後實行二次葬，墓中屍骨無高低貴賤之分，這也是處于氏族社會時期的古人經常采用的葬式。

“月魯墳”“濮蘇烏烏”背後的文明密碼

窪腦大石墓發掘結束後，筆者來到德昌縣六所鄉永興村，小六所大石墓群就在永興村村口一塊空地上，與當地百姓相處甚安。午後的永興村有着難得的安甯，羅朝友倚在一座大石墓上，悠閑地打着盹；兩頭牛拴在榕樹上，嚼着幹草，甩着尾巴；大石墓上生長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榕樹，陽光從茂盛的枝桠間透出來，在松軟的土地上灑下碎碎的影子。

在德昌縣六所鄉永興村，人們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甚至樹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長。

羅朝友告訴我，村裡老人稱大石墓為“月魯墳”，說是元末明初月魯帖木兒将軍的墳墓，不過這個月魯為什麼這麼多墓，卻誰也答不上來。永興村幾百号人的先祖都是清代“湖廣填四川”才遷到安甯河流域的漢族，遷來時大石墓已經在這裡了。這些遷徙者對大墓頗為虔誠，在墓上栽上了一株株寓意安詳的榕樹，百年之後，他們的子孫最終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榕樹也已經百歲高齡了，與大石墓盤根錯節在一起。

2004年德昌縣德州鎮阿雍村大石墓發掘現場。涼山州博物館提供

在大涼山喜德縣一個村莊，當地彜族告訴我，大石墓是“濮蘇烏烏”留下的石頭房子，跟他們的祖先沒有關系。彜文典籍記載，彜族人最早以放牧為生，“濮蘇烏烏”從事農耕，彜族先祖遷入涼山時，與這些“濮蘇烏烏”還有過沖突，并最終占領了他們的地盤，“濮蘇烏烏”丢下這些石頭房子遷徙到了遠方。

這些“濮蘇烏烏”，已故學者童恩正認為可能是濮人的一支。最早的濮人生活在江漢流域，部落衆多，故有“百濮”之稱，西周年間，楚人來到這一區域，并日益強大，濮人不得已，舉族向西南遷徙，成為滇人、夜郎、邛人等西南夷的主體部族。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邛人的族屬，可能與羌人不無關聯。大石墓出土了大量雙耳陶罐，而雙耳陶罐的出現往往是與遊牧民族聯系在一起的，陶罐上的“水波紋”，在岷江上遊石棺葬出土陶罐上也能看到。更為直接的證據是，羌人曆來有修建碉樓的傳統，碉樓以碎石堆砌而成，與大石墓墓室修建方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聯系，恰好驗證了一條史前民族遷徙走廊的存在——根據體質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古羌人各支系曾從西北高原而下，成為中國西南諸多民族的祖先，引燃了中國古代曆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遷徙。

十八壯漢難撼巨石 模拟考古以失敗告終

2007年11月24日，窪腦大石墓發掘三年後，筆者再次來到涼山州德昌縣。這天，涼山州博物館在德昌縣麻栗鄉大壩村組織了一個模拟考古，博物館在當地找了18個壯漢，讓他們将一塊從大石墓垮塌的墓頂石，搬運到一個長21米、坡度為15—18度的土坡上，搬運人員不得借助任何現代化機械工具，隻能采用滾木、撬棍、麻繩等原始工具。模拟考古在歐洲、日本經常運用，這是一種現代考古方式，通過再現古代某些工程，從而了解古人的生産力水平以及某些古代工程的修築難度。

這是一塊1米見方、重約4噸的花崗岩石塊，當天上午，18個壯漢手持碗口粗的木頭，肩負粗麻繩，又撬又拉，用了将近兩小時，墓頂石才移動了20厘米。模拟考古最終以失敗告終，不過這倒令大石墓的工程量逐漸清晰起來：18個壯漢拉動一塊4噸的石塊尚且困難，一個大石墓總重量動辄百噸，沒有成百上千的勞力根本無法完成。

奇怪的是，安甯河谷幾乎随處可見一些巨石，不過邛人很挑剔，大石墓的石料全部為堅硬的玄武紀花崗岩，這種石料隻有幾公裡外的螺髻山才有。要将石塊從遙遠的螺髻山開采下來，再運送到安甯河谷，在今天即便動用吊車、挖掘機仍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而兩千年上下，大石墓曾經密布安甯河流域，邛人究竟是如何将這些巨大的石塊壘成墓葬的呢？

大石墓奇怪的“尾巴”類似古埃及人的斜坡

考古工作者發現，幾乎每個大石墓背後，都留有一連串由高而低的石塊，如同蝌蚪的尾巴一般，連接着背後的山坡，這些“尾巴”起初令他們百思不得其解，最後還是從埃及金字塔壁畫中得到啟發。為了搬動重達十餘噸的巨石，古埃及人專門修建了一個斜坡，用降低坡度的方法減輕重力，金字塔越高，斜坡也就越長，這項技巧正是金字塔得以建成的關鍵。大石墓的“尾巴”，就類似古埃及人的斜坡，邛人先建造大石墓墓身，爾後修築“尾巴”，利用“尾巴”将巨石運上墓頂，看來人類的思維，實有共通之處。

在青銅出現之前的石器時代，古人的狩獵工具、生活用品、兵器多以石頭來制造，因此，古人便将石頭賦予精神内涵加以頂禮膜拜，死後也用巨大的石頭作為靈魂栖息之所。在世界範圍内，巨石崇拜主要有墓葬、列石、石棚、石圈、石雕、石台等形式，在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倫三島，亞洲的兩河流域、西伯利亞、蒙古、朝鮮皆有廣泛分布。

已故學者羅開玉則指出，邛人修築大石墓，其實是無奈之舉。安甯河谷主要為紫色土、紅壤，土質以侏羅紀、白垩紀紫色沙泥岩為主，富含鉀、磷、鈣、鐵成分的長石、雲母、磷石灰酸性極強，對人、畜、動物的骨骸具有強烈的腐蝕作用。羅開玉考察了安甯河流域大批遠古墓葬，他發現在大石墓出現之前，墓葬中鮮有屍骨能保存下來，邛人修建大石墓，正是為了保護祖先的骸骨，有些大石墓底部還鋪有鵝卵石，更是防腐蝕的直接證據。再者，涼山州是地震高發區，四川現存百餘通記錄古代地震的碑石，百分之九十多在西昌，單從1901到1984年間，這裡就發生過84次強震，大石墓客觀上也有防震功用。

邛人醉心拓展疆土 “邛崃山”因之得名

安甯河流域地處川南山區，兩側為山地，中間形成一個寬約40公裡的槽型谷地，這便是素有“川南糧倉”美譽的安甯河谷平原，土地肥沃、日照充沛的平原适合農耕，邛海和安甯河則為邛人提供了充足的魚類資源。大石墓中屢有石刀、石砍砸器、銅刀、銅鐮等農具出土，石刀用于收割莊稼，石砍砸器則用于清理荊棘，考古工作者在壩河堡子大石墓中還發現了稻殼痕迹，看來邛人已事農耕。在這裡，這群遷徙者最終停下了腳步，他們自由遊蕩，大聲歌唱，因此，《後漢書》中的邛人又給人留下了“俗多遊蕩，而喜讴歌”的印象。

沒用太多時間，邛人就占據了整個安甯河流域，并分化成七支部落。有意思的是，安甯河流域大石墓，大概可以分為越西、喜德、冕甯、西昌、德昌、米易、普格七大區域，每個區域相對集中，各區域間又保持一定的距離，可能對應着邛人的七支部落。七支部落平時沿河而居，一有戰争，就成了七支軍隊，也就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七部營軍。

與其他西南夷一樣，邛人亦醉心于拓展疆土，他們一直試圖往大渡河流域滲透，晉人常璩的《華陽國志》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邛崃山原名邛笮山，是邛人與笮人的分界線，邛人屢屢試圖翻越此山，故更名為“邛崃山”，在這裡，他們遇到剽悍的笮人，北上始終未能有更大進展。雲南祥雲、賓川縣發現過一種奇怪的大石墓，規模比安甯河流域小，墓主卻似乎比邛人富裕得多，墓中出土了銅山字格劍、銅矛、銅戈等諸多兵器，頭骨呈五的倍數、整整齊齊堆放在一起，可能與古人“尚五”的習俗有關，這種大石墓與邛人的南下究竟有無關聯，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學證據。

在德昌縣永興鄉，人們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甚至樹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長。

叛亂引發滅頂之災 東漢後邛人神秘消失

安甯河谷雖托名“安甯”，其實潛伏着太多的危險與殺機，這裡北臨蜀國，南有古滇，東接夜郎，西望笮都，西南則是昆明人，将邛人團團包圍。春秋戰國年間是青銅大量投入戰争的時代，考古發掘顯示，環繞安甯河流域的古滇、笮人、夜郎、昆明人地域，是中國西南出土青銅兵器最為集中的地帶，僅1975年雲南楚雄萬家壩出土的1002件青銅器中就有647件為兵器。相比之下，大石墓中卻僅有零星的青銅兵器出土，邛人的七部營軍再剽悍，也難以抵擋鋒利的青銅兵器。大敵當前，邛人的擴張草草收場，無奈隻有退守安甯河谷，昆明人、笮人、古滇、夜郎一直觊觎着邛人廣袤豐茂的領土，此後的邛人如同一個落魄的地主一般，眼睜睜看着自己的領土落入他族之手。

這樣的窘境直到西漢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才有所改變，不過更大的災難卻悄悄來臨。這一年，漢武帝拜蜀人司馬相如為中郎将，“通靈關，橋孫水，以通邛都”，打通從蜀地通往安甯河流域的靈關古道。面對突然吹入的中原文明之風，一些邛人開始嘗試使用鐵農具，漢人的五铢錢也出現在了大石墓中，不過他們似乎對漢王朝始終懷有戒備之心，大規模的鐵器時代遲遲沒有來臨；幾乎與此同時，一批批漢朝軍隊進駐安甯河谷，中央王朝的壓制與周圍部族的掠奪，如同魔咒一般，纏繞着内憂外患的邛人。

西漢元鼎五年（公元前122年），一位漢朝使者從長安策馬來到安甯河谷，帶來漢武帝上谕：征發邛人攻打南越國，同樣的上谕也送到了笮人、且蘭國（同為西南夷部落，治在今貴州凱裡一帶）頭領手中。且蘭國君聯合邛人、笮人反叛，叛亂很快以失敗告終，且蘭國、邛人、笮人頭領皆成了刀下鬼，漢武帝建立越雟郡，一批又一批漢朝百姓遷徙到安甯河流域，與邛人雜居。

東漢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威武将軍劉尚奉诏讨伐益州夷，途經安甯河谷，邛人首領長貴欲以毒酒勞軍，借機攻殺漢軍，不意為劉尚識破，長貴被誅殺，族人也被流放至成都。叛亂最終給邛人帶來滅頂之災，東漢年間，邛人在安甯河谷留下數百座大石墓後神秘消失，再不見于史籍記載。

林向認為，邛人其實并未離開安甯河谷，他們最終被漢化，融入了大漢王朝。而随着大批移民的進入，邛人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社會已經支離破碎，延續了數百年的大石墓傳統也在這一刻分崩離析。漢朝是中國曆史上版圖急速擴展的時代，許多偏安一隅的西南部落被納入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邛人自然也難以幸免。

漸漸的，那些大石墓再沒有邛人放入骸骨；漸漸的，再沒有子孫記得那些大石包其實栖息着祖先的亡魂，在無止境的王朝更叠與戰火過後，這些大石墓被遺忘在中國西南的一角，在冷雨凄風中一塵封就是兩千餘年，直到1975後才重新為世人所知，那個剽悍、貧窮、對死亡無比尊重的邛人部落，也在安甯河流域被再次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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