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關在曆史上作為長城沿線的一座邊塞山地兵城，其演變不僅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而且其背後有着深刻的曆史原因。北京西北部的崇山峻嶺是京城的自然屏障，而以此為依托建築的居庸關恰是北京的門戶，其雄險的地勢以及在地理位置上與北京的逼近，決定了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居庸關曆史的興衰，使我們可以看到2000多年以來的風雲變幻，和邊塞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其中過街塔雲台的建築形制背後所蘊含的信息，也為元代北京曆史的研究帶來了更多參考。

居庸關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北京西有西山（太行山系），北有軍都山（燕山山系）；太行南起黃河，沿山西河北交界逶迤北上，與東起渤海的燕山山脈相交于北京西部的關溝，形成了北京西部的天然屏障。兩山相接處的關溝構成斷裂帶，即“陉”，居庸關所守即是太行第八陉，是蒙古高原、山西黃土高原通往華北平原的重要通道。

關溝為兩山夾峙的峽谷通道，中有一水，沿峽谷東側，從北向南婉蜓而下。東西兩山時趨時離，懸崖陡壁時陡時緩，兩側山崗層林密布，整個峽谷曲折幽深處處險阻，兩壁窄處僅可通單車匹馬，寬闊處可建關屯兵。整個關溝既可以是通途，也可以是絕谷。

坐落在關溝峽谷中的居庸關，地處絕險，曆來是萬裡長城防線上重要的關隘之一。盡管其山高路險，極難通行，但由于地理位置适中，是古代内蒙古、大同、宣化等地往北京的首選通道，是中原及沿海通往西北内陸、蒙古草原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

居庸關春雪圖，于志學 繪， 黑龍江省博物館收藏

居庸關自古就有“絕險”、“天險”之稱，關于其險要地形，曆史書籍多有生動描述：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山自太行迤北至此，數百裡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為徑者八，名之曰陉，居庸其第八陉也。”——《金史》

“絕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邃險，路僅容軌。”——《水經注》

“居庸”一詞最早見于戰國時期古籍《呂氏春秋》的《有始覽·有始》篇，書中記載：“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塞？大汾、方城……居庸”。春秋戰國時期，居庸關是燕國在北方設立的一座要塞，秦稱“居庸塞”。

漢居庸關出使圖（資料圖）

元代，皇帝不習慣大都的炎熱，北上避暑，居庸關成為皇帝往來大都與上都之間的駐跸之地。在這一時期，居庸關的經濟、文化和建築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飛躍。

作為禦路，關溝峽谷40裡的山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作為行宮，居庸關的建築也有了一個空前的發展。當時，居庸關内建有花園、寺院和皇帝住宿的地方，并在峽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南口村處，北口即八達嶺）建了兩道大紅門，作為居庸關的南北大門。

公元1342年，元順帝命人在“南關紅門之内”建過街塔一座，并在其北側敕建大寶相永明寺。此後，皇帝每遷巡幸，則往往“駐跸于寺”。 作為駐跸之處，元代時居庸關已經有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建築群，有過街塔，有氣勢宏偉的永明寺、穹碑、花園、還有“旁舍棋布”的房舍和皇帝及随從人員居住的宮室建築，這些建築與峰巒、山川、樹木互相輝映，形成元時居庸關盛極一時的風貌。

元至正二年（1342），順帝根據藏傳佛教習慣，命人在當時的居庸關南建造過街塔，以供過往僧人或信徒等禮佛之便，至正五年建成。熊夢祥《析津志》載，“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創建過街塔。”

雲台位于如今居庸關關城的中心位置，是我國現存過街塔中建造年代最早、規模最大、雕刻最為精美的一座，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台建築高大雄偉，上面密布的高浮磚雕圓潤流暢，造型别緻，是一座巨型的石雕藝術品，也是現存元代雕刻藝術和建築技術的優秀代表作，具有極高的曆史和藝術價值。

居庸關雲台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北京古建文化叢書·橋塔》）

這座過街塔在元代位于居庸關關城（今上關）之南，明景泰六年（1455）在舊關南八裡之長坡店建新關城，即現在的居庸關，過街塔也才被圍在新關城内。元人所稱“三塔跨于通衢，車騎皆過其下”，是墩台上建有三塔，塔下為矩形平面的墩台，中間辟門洞，以通南北大道，因此稱為過街塔。台上三座喇嘛塔大約在明初毀去，台上另建佛殿，中經明正統八年（1443）重修佛祠為毗盧遮那佛殿，又毀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于塔毀後建殿，明以後多稱它為“石台”“石閣”或“雲台”，并把“雲閣石台”列為“居庸八景”之一，所以居庸關過街塔的基座後來又稱居庸關雲台。

券門磚雕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雲台的雕刻集中在券門和券洞内，券門成圭形，其形式是宋元以前城關門洞的常用建築做法。券頂正中刻五個曼荼羅圖樣，兩斜頂刻十佛。這些雕刻可以代表元代皇室工程石雕精品。券門兩旁刻交叉金剛杵及獅、象、卷葉花、大龍神等圖案，正中門額上刻金翅鳥王。券洞内兩側刻有四大天王，神情雄勁飛動，并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維吾爾文、漢文和西夏文六種文字的《如來心經陀羅尼》和《佛頂尊勝陀羅尼》以及咒語，多種文字同時刻在一起，在我國古代石刻中僅此一例，這也是我國元代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往來的真實寫照。雲台并刻有《造塔功德經》，末尾有：“至正五年歲次乙酉九月”的題記。

這座過街塔當時最負盛名，著名文士歐陽玄撰《過街塔銘》，稱它“為西域浮圖，下通行人”。元百招長老有詩雲：

“驅車荦确上居庸，古澗流泉拂曉風。當道朱扉司管鑰，過街白塔聳穹窿。”

法海寺在香山之南，香山通八大處馬路的西邊不遠。一個很小的山寺，誰也不會上那裡去遊覽的。寺的本身在山坡上，寺門卻在寺前一裡多遠山坡底下。坐汽車走過那一帶的人，怕絕對不會看見法海寺門一類無關輕重的東西的。騎驢或走路的人，也很難得注意到在山谷碎石堆裡那一點小建築物。尤其是由遠處看，它的顔色和背景非常相似。因此看見過法海寺門的人我敢相信一定不多。

特别留意到這寺門的人，卻必定有。因為這寺門的形式是與尋常的極不相同，有圓拱門洞的城樓模樣，上邊卻頂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個縮小的北海白塔。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國建築裡所常見。

……

法海寺門特點卻并不在上述諸點，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卻是它的式樣與原先的居庸關相類似。從前居庸關上本有一座塔的，但因傾頹已久，無從考其形狀。不想在平郊竟有這樣一個發現。雖然在《日下舊聞考》裡法海寺隻占了兩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輕淡的“門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關原狀的立腳點看來，卻要算個重要的材料了。

——《平郊建築雜錄》

林徽因、梁思成所著《平郊建築雜錄》中記載了北法海寺門塔的形制，并認為這一發現對居庸關過街塔原貌的考證可以起到重要參考作用。後來，宿白先生在《居庸關過街塔考稿》中繪制了居庸關過街塔的複原示意圖，又提到了彰義門、南口和盧溝橋的過街塔。而後，曹汛先生對資料中所見過的過街塔和過門塔進行了梳理，雖然其中很多都已在曆史中消失，卻仍藉由文字流傳了下來，這裡我們隻介紹較為知名的幾處。

宿白先生繪制的居庸關過街塔複原示意圖 （圖片來源：《藏傳佛教過街塔和門塔》，作者曹汛）

藏傳佛教過街塔和過門塔始見于元代，發祥于西藏地區，門上的塔一律為覆缽式喇嘛塔，是元代藏傳佛教的一個獨特創造。元初已開始傳入大都，又傳入其他地區，明清兩代仍有不少建造。過街塔之傳入内地見于記載者，以元大都南城彰義門塔為最早。彰義門為元代南城即金中都舊城西壁北側城門，遺址在明清南城廣安門外。元大都建成後，南城依然繁盛，南來大都者多取道南城彰義門。元人歐陽玄諷彰義門過街塔為名利關，有詩雲:

“薊門城頭過街塔，一一行人通窦間。今朝送客又還人，那忍更投名利關。”

《元史·順帝紀四》記載:“至正十四年(1354)夏四月，造過街塔于盧溝橋前，命有司給物色人匠……以禦史大夫也先不花督之。”吳長元《宸垣識略》卷十三載：“元至正十四年四月造過街塔于盧溝橋。考按過街塔在西直門外迤西四十裡，距盧溝橋十餘裡，今尚存。”吳長元這一條記載，全出自《日下舊聞考》卷九二，是乾隆年間《日下舊聞考》成書時盧溝橋過街塔尚存。按《日下舊聞考》所記方位，是在盧溝橋東北十餘裡，正是南來入京的孔道上。

頤和園四大部洲四座過門塔 （圖片來源：海澱宣傳）

頤和園後山須彌靈境主殿香岩宗乘之閣前建有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四大部洲以四座過門塔為代表，是四座以磚石築的覆缽式塔，四塔分别用四種顔色代表佛教的“四智”，并分别冠以北俱廬洲、南瞻部洲、東勝神州和西牛賀州之名。塔的下面是一個方形台座，南北兩面開圓洞門，遊人和香客可從門洞内穿過，正是過門塔的傳統做法。頤和園的前身清漪園在鹹豐十年（1860）與暢春園、圓明園等一起被英法侵略軍焚毀，這四座過門塔是幸存的劫餘之物，造型精美獨特，被人們稱為紅、白、黑、綠四塔，今天去頤和園後山仍可得見。

[1]北京古建研究所. 北京古建文化叢書·橋塔[M].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14.

[2]曹汛.藏傳佛教過街塔和門塔[J].中國建築史論彙刊,2009(00):18-36.

[3]張曦沐. 明長城居庸關研究[D].天津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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