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諧音有用嗎?為什麼諧音與中國的傳統及符号象征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沒有這種現象呢？，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中文諧音有用嗎?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中文諧音有用嗎

為什麼諧音與中國的傳統及符号象征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沒有這種現象呢？

每年春節，全世界有超過十億人加入慶祝的行列，并展開一場微妙的文字遊戲。它很像一組求愛儀式——為了招來好運，人們會用喜慶字樣的剪紙來裝點住宅與門戶。要理“發”的，年前趕緊理完，誰想在新年伊始削去财運，哪怕隻是稍事修剪？年夜飯的菜肴裡通常有魚，因為人們希望“年年有餘”；有的地方還時興吃一種名為發菜的藻類，因為諧音“發财”；或有“橙”，寓意為“成”。

在英語中，巧妙的雙關也被人們津津樂道，諧音也是廣告中常用的招數。但漢語将雙關推到了新的高度——它深植于文化深處，人們堅持說吉祥話、做吉利事，以期招來好運；同時忌諱不吉利的話語和行為，以免倒黴。

由于跟“死”諧音，數字“4”沾染了不好的含義。很多中國人絕不會購買地址或門牌号含“4”的房子。因為分别諧音“餘”和“福”，魚和蝙蝠常常出現在一些視覺設計中。中國的送禮習俗中也充斥着諧音禁忌：蘋果可送，取“平安”之意；但梨不可送，因忌諱“分離”。你要是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麼特定的物件、數字會跟吉利與否聯系起來，對方常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因為它跟某個字或詞同音。

北京廠甸廟會一景。魚是财富的象征，因為它與“餘”同音。

為什麼諧音與中國的傳統及符号象征如此密不可分，而西方就沒有這種現象呢？

在所有語言中，歧義和諧音都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很少進入人們的意識層面。1978年，語言心理學家布魯斯·布裡頓（Bruce Britton）梳理了共計一百萬單詞的英語文本語料庫，并作出保守估計：至少32%的英語單詞是多義詞。在最常用的100個單詞中，多義詞占到93%，有的甚至有30個義項。語言學博客作者傑夫·普勒姆（Geoff Pullum）的一個提問巧妙地捕捉到了這種一詞多義的現象：“支柱、職位、電池端子、軍營、博文、耳釘的釘身、貿易站和郵寄信件，這些詞跟廣告牌、記賬、保釋及指派外交官有何共通之處？你可能要沉思片刻才能反應過來：以上事物都指向同一個英語單詞：“post”。

在英語中，人們對諧音比較随意，很少去澄清意義，哪怕語境允許多種不同的解釋。維克多·費雷拉（Victor Ferreira）做過這樣一項研究：設置視覺場景，其中同時有一根棒球球棒（英語單詞為bat）和一隻飛行的蝙蝠（英語單詞也為bat），然後讓受試者描述其中的物體。在某些條件下，63%的人都隻說是“the bat”了事，而沒有澄清究竟是球棒還是蝙蝠。

但在中文語境下，人們對同音歧義似乎更為敏感。語言心理學家邁克爾·葉（Michael Yip；音）和伊愛玲（Eiling Yee；音）提到這樣一種印象：說中文的人更傾向于澄清潛在的歧義，哪怕根據上下文，其所指已經非常明顯。

伊愛玲舉了個例子：“我的房貸該續簽了，所以約了銀行（英語單詞為bank）——就那金融機構，不是說河岸（英語單詞也為bank）。”這種對同音歧義的敏感若是中文使用者的共性，那麼，它必然也契合諧音在中文中的顯著地位。

語言、思維和文化的聯系是一片開放的研究領域，其中大部分仍有待科學家的探索。不過，就眼下中國文化而言，諧音與“口彩”的互動令人不禁想問：

不同的語言是否會強化不同的主觀體驗？特定文化概念——比如吉利與否——會不會在相應的語言中留下印記？

普勒姆認為，語言絕不會企圖繞過歧義，相反，“語言酷愛歧義。它們熱烈地追求着歧義，就像小狗一樣，在歧義的草地上打着滾。”羅徹斯特大學語言心理學家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對此表示認同。他和同事們論稱，歧義非但不是語言的漏洞，還是一種有用的語言特征。通過重複利用某些最普遍、最順口的發音組合，最終形成豐富的詞彙。沒有歧義，我們就得創造更長的單詞，用以區分不同的意義，或者發明一個龐大的語音集合；在發音和區分不同的語音方面，我們也得更加娴熟才行。

如果說所有語言都青睐歧義，那麼中文對歧義可謂是情有獨鐘。歧義率不太适合在不同語言間進行橫向比較，因為即便在同一種語言之内，不同的字典對字詞的義項數量也存在分歧。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文的諧音數量着實豐富。

跟其他很多語言一樣，英語語素（最基本的語義單位）通常是多音節的，比如hippopotamus（河馬）、president（總統）、fastidious（挑剔的）。但在粵語和普通話中，語素一般都是單音節的。這些單音節不一定自成一詞，因為大多數中文詞語都由兩個或以上的語素構成，每個語素就是一個字。盡管如此，聽者必須找對每個音節的含義，才能理解整個詞的意思。而且，中文用到的元音和輔音都比英語少得多，這就好比在一塊面積有限的地皮上蓋高樓，有限的語音組合就好比地皮，而那些豐富的詞語含義就隻有層層往上累積了。

語言如何用詞語來捕捉現實，以及反過來，我們繼承的母語詞彙又會如何塑造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由于在粵語和普通話中，不同的意義通常由不同的字來表達，正字法（将口語轉化為書寫形式）便成為追蹤同音異義數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人員譚力海和查爾斯·佩爾費蒂（Charles Perfetti）分析了180萬字的中文文本，統計出的4500個字總共隻映射到420個不同的音節——因此，每個字平均有11個與之同音的字。而在佩爾費蒂的英語數據集中，即便隻看單音節的英語單詞——它比多音節單詞更容易出現歧義——平均下來，每個單詞的同音詞也不到一個。

奇妙之處就在于，歧義泛濫并未導緻中文的交流問題——實驗表明，根據上下文排除不相關意義時，中文的效率絲毫不遜于英文，此外，不同的音調也有助于區分意義。但按照中文書寫系統，同音異義的多半不是同一個字，因此，講中文的人很難忽略語言中的歧義。

由于“橙”與“成”同音，春節的裝飾物中常常可以看見柑橘類水果的身影。

同音歧義會讓人糾結寫法，這時，它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雖然你不太會被“post”一詞的義項所困擾，但總有那麼些時候，你會消耗一定的腦力，去辨别究竟是“their”（他們的）、“they’re”（他們是）還是“there”（那裡），以确保拼寫與你想表達的意義相符。想想每碰到一組諧音詞，你都要停下來思索一番，你就知道，做一個中文文盲是怎樣的感受。無怪乎在兒童學習中文時，同音異義字掌握好不好，成為了判斷閱讀障礙等問題的有效預測指标。

這些歧義直接影響到了人們對中文的體驗，因為歧義字詞可以激活不止一種意思——有實驗為證。

這類實驗用到了“語義啟動”（semantic priming）的手段，即給出其他單詞作為語境，讓受試者判斷所示内容是否為真正的單詞。通常，如果事先看到意義相關的單詞，人們會更快地識别出後續單詞——因此，在看到“醫生”之後，再識别“護士”一詞，相比于看到“桌子”之後，再識别“護士”一詞，前者要來得快。當人們聽到“bug”這樣的多義詞時，雖然語境隻涉及該詞的一個義項，但人們在識别與“bug”其他義項相關的單詞時，也會明顯變快。舉個例子，在聽到“bug”（分别有蟲子和漏洞之意）一詞之後，人們不論是識别“螞蟻”還是“間諜”，都比識别毫不相關的“縫紉”（sew）一詞來得快。

一個詞的多個義項隻會在思維中短暫留存——通常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那些跟語境無關的義項就已經被壓抑。這使交流得以順暢進行，即便是在歧義叢生的中文裡。但研究人員發現，有的單詞特别能導緻注意力停留。其中一種最搶風頭的詞，就是激發強烈情緒反應的詞，尤其是含義負面或犯忌諱的詞。

而那種影響了個人語言行為的文化聯想，最終會不會融入整個語言系統？

這些搶風頭的詞一旦跟其他意義的詞發生諧音時，就很難被壓抑下去。我從小在一個英法雙語區長大，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我要用法語做一個有關海豹的演講，而法語的“海豹”（Phoque）與英語中一句粗口（fuck）諧音，結果，我一陣陣臉紅，還引來一些同學的譏笑。雖然按照語境，它的意義非常明确，但用起來卻讓人難堪至極。而避免使用某些特定諧音，這一做法也許具有普遍性。我發現，“bit”或“fit”這樣的音節囊括了許多互不相關的意義，但“shit”就沒有不涉及粗口的含義。當然，也有單詞同時包含普通義項和情緒強烈的義項，但在表達普通含義時，它們往往被替換成近義詞，比如，說公雞用“rooster”而不用“cock”，說驢子用“donkey”而不用“ass”。

在中文裡，歧義的泛濫造成了很多尴尬的諧音。語音空間格外擁擠，一個普普通通的詞語一不小心，就會跟充斥情緒的詞語諧音。發生這種情況的機率比英語中大多了。正是中文語音空間的緊湊性，激發了中國文化對諧音的執着。

反過來，文化又影響着哪些意義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說出口的詞語可以給生活招緻好運或厄運，這一點在新年慶祝中展現得淋漓盡緻。新年期間，所有關于死亡、疾病或離異的談論都變成了禁忌，人們把健康、财富和成功的祝願送給彼此。一旦說到與運氣有關的話，人們總會豎起耳朵仔細傾聽，若是遇到不吉利的字眼，更是格外警惕，這些都是中文使用者難以忽略的。雖然到目前為止，尚無實驗直接印證這一點，但它能很好地解釋這個現象：為何在中文使用中，人們會完全基于諧音字詞所攜帶的情緒，對無辜的普通字詞産生厭惡或喜好。也許，正如我的中國同事蔡維（音）所說，在春節期間，當每個人都想着讨口彩的時候，我們會盡力壓制與死亡或不幸相關的含義。

歧義在詞語的意義和使用之間，建起了一座獨特的橋梁。當很多意義都映射到同一個詞時，每一個義項被喚起的機率都會增加，從而改變我們對這個詞本身及其意義的感受。如果因為多義詞的存在，導緻個體在文化聯想的指引下，由于某個詞聽着不文雅，而繞過它不用——比如英語中，人們一說到公雞，會用“rooster”替代“cock”——這些選擇也許會在詞庫中留下更廣泛的烙印。而那種影響了個人語言行為的文化聯想，最終會不會融入整個語言系統？

有沒有統計學證據表明，負面情緒詞語的歧義會被驅逐？或者，正面情緒詞語的歧義會越來越多？

我就此請教了研究人員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他們的研究表明，語言收錄歧義是有用處的。）答案是：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兩人一緻認為，我的這種假設不無可能，而且值得研究。

要檢驗這一看法，語言心理學家需要驗證這樣一種假設：催生不安情緒的單詞（像“shit”或“rape”）的諧音單詞數量比預期要少，而這個預期是基于音節數，或音節構成的普遍性而得出的。也許，激發強烈正面情緒（如“rich”或“free”）的詞語的義項，會比人們預期中更多。

若這一結果得到印證，它将圍繞文化價值對語言的塑造，提供一條新的思路。在中文裡，“讨口彩”的傳統在全語言範圍内都有所體現，某些語音因為聽着不吉利，會被人們刻意回避，而有的語音則因為聽着吉利而備受青睐。中文以其充沛的歧義現象，為測試這一假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對于語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如何将其價值觀與世界觀烙印在語言中，反過來，語言又如何塑造使用者的思維——我們的好奇心是無止境的。但在探讨語言和文化的關聯時，很大一部分對話都局限于那麼幾個問題。比如：日語中有專門的詞語描述好人處境不佳（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單詞），從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什麼特性？對那些藍、綠兩色共用一個詞的語言，使用者能否輕易區分這兩種顔色？這些問題的着重點是，語言如何用詞語來捕捉現實，以及反過來，我們繼承的母語詞彙又會如何塑造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但中文與中國文化之間，似乎呈現出更加錯綜複雜的聯系。也許，若一種語言将大量意義塞入狹小的語音空間，使用者對歧義的感受就會強化，雙關和文字遊戲的文化意義也會更重；也許，文化上的聯系會使某些特定的歧義具有情感色彩，重鑄說話者的語言使用模式，并最終重塑整個語言體系的詞彙格局。

“口彩”與諧音是否打開了一扇小小的門，引導我們走向這片未知的思維領域？如果是的話，對身為語言心理學家的我來說，這真是一場好運。

翻譯：雁行

校對：其奇

編輯：漫倩

來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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