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歲月和百年孤獨?作者：張怡微幾十年過去了，女性故事的變化并不大，它依然期許我們不用殚精竭慮就能開啟easy模式下的夢幻人生但我們都知道，這個獨立夢是孱弱的，是詩化的軟弱，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流金歲月和百年孤獨?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流金歲月和百年孤獨

作者：張怡微

幾十年過去了，女性故事的變化并不大，它依然期許我們不用殚精竭慮就能開啟easy模式下的夢幻人生。但我們都知道，這個獨立夢是孱弱的，是詩化的軟弱。

通俗小說家亦舒走紅的年代其實距離我成長的年代有些遙遠。在互聯網文學剛興起的時代，我們這一代的普通讀者是先接觸到亦舒的“小金句”，再知道她的小說。用如今的眼光來看，亦舒的行文方式很适合網絡閱讀，常常是一句一段，關注的是都會情感，叙事節奏也很快，她寫得最娴熟的作品，都燭照了現代都市女性情感命運的曲折和心裡的滄桑。

小說《流金歲月》很有時代氣息。女主人公的年紀都比較小，剛中學畢業的蔣南孫，母親不過40歲，蔣南孫不喜歡母親舊式太太的生活方式，覺得母親這輩子就是打牌跳舞吃燕窩好像一個自暴自棄的閑人。這源自于上世紀60年代婦女早婚的時代背景，讓人聯想起簡·奧斯丁的小說裡也有類似的情況，媽媽們還不到40歲，手上已有三個女兒要嫁。電視劇去掉了等級森嚴的職場設置，實際上将女性職員可能面對的社會參與問題大大簡化了。小說中似有若無的舊時遺風，并非刻意美化，而是為讀者展現了某種秩序森嚴又迷霧重重的社會氛圍。穿越到21世紀的上海的主人公，則完全掙脫了類似的時代束縛。在職場不斷受到重用和保護的朱鎖鎖就是個例子。在情場總能找到暖男的蔣南孫也是個例子。她們都比小說裡過得好。

小說中的蔣南孫是文學專業的學生，還是一個“射雕迷”，她在大學裡參加金庸講座還要等簽名的情節，被電視劇替換成了建築設計專業背景。00後的孩子對金庸的印象不深，這是我當大學教師以來最大的震驚之一。因為在我小時候，沒有人不知道金庸。金庸是一個通俗文學“流金歲月”的象征，也是上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卻沒有能傳承下去，可見“流行”是新桃換舊符……又如蔣南孫慢慢發現男友的自私，兩人情感潛藏分離的預兆，小說裡寫到了電視裡正在轉播那位著名的夫人在一場談判結束時在台階上跌了一跤，蔣南孫轉頭發現和男朋友已沒什麼話可說……這樣帶有曆史感的複雜聯結，在電視劇裡也被更通俗的刻闆印象“鳳凰男”的标簽替代了。“鳳凰男”本就是帶有污名的詞彙，炒股狂人蔣南孫父親輕蔑地評價女兒男友“你的房子，在外環啊”，也仿佛是從熱門脫口秀裡借來的地域段子，另一頭他拜托美貌的朱鎖鎖讨好老闆、老闆秘書的設計，讓城市繼續承擔着勢利、排外、拜金的刻闆印象，和“鳳凰男”一樣是被強化的“污名”。

我們的确可以看到編劇采撷了不少流行元素，為了借由改編引發社會讨論下了不少細緻的功夫，可惜它并沒有什麼企圖心要展示真正的上海精神、上海力量。電視劇制作是很精良的，隻是這種精良是技術的精良，而不是思想的精良。正因如此，表面上“亦舒熱”舊夢重溫，内裡卻已幾乎看不到亦舒早期曾喜愛過從五四文學中汲取靈感的痕迹，例如她曾将魯迅的《傷逝》改寫為《我的前半生》，或用《朝花夕拾》來命名自己的小說。

電視劇強調“女性友誼”，這也是我感興趣的話題。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八卷中曾定義“友愛”，他認為“（友愛）是一種德性或包含一種德性。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東西之一。因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沒有人願意過沒有朋友的生活……”。他将友愛提升至公正、共同道德、共同體同樣的高度，讓“共同”這一關鍵詞在友愛關系中成為核心。可惜的是，亞裡士多德說的僅僅是男性之間的友誼。蒙田在《論友誼》一文中認為，“以女人尋常的能力來說，她們難以勝任維系這個神聖紐帶所需要的交流和溝通；她們的靈魂不夠堅強，不能承受如此沉重而持久的關系。”這是人類曾經走過的書寫環境。中國故事傳統裡，“友倫”故事也多以男性為主，四大名著中就有兩部都是着重描寫男性結盟的故事。在這一背景之下，走紅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亦舒在女性小說題材和故事的創作上有不小的文學貢獻。除了《我的前半生》《流金歲月》之外，小說《叫我阿佛》寫作的是上世紀60年代書院女的生活素描。女孩子偷偷在宿舍抽煙、喝紅酒、看葉慈和艾略特的詩，代表了某種共同的、有别于世俗生活的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正如許多讀者追捧或批評的，亦舒筆下的女孩子是極渴望物質的，她們對生活品質要求極高，對獨立精神有向往。這都顯出了特定時代的精神力量，是一代年輕女性模仿的對象。在如今看來，女性獨立在大城市是常态。自己養活自己，這有什麼可自矜的呢？若僅以吃自己的飯，買自己的衫作為标準，那“人”的精神獨立及格線定的太低了。

小說中兩個來自上海的女孩子，一個出身好，一個長得好。而後出身好的遭遇了家道中落，不得不重新振作，這也令重男輕女的家庭有了艱難的轉變。長相好的同樣遭遇了情海變卦，用本錢讨生活，她其實走上了一條更艱險的人生道路。兩個女孩因命運的灰暗互相觀看，底色是曾經滄海的惘然。這種惘然的氣息，其實也是符合中國古典小說特點的，如在《紅樓夢》的神女譜系中，警幻給男性的幫助是“啟悟與解脫”，在點化過程中她還會積極介入給予幫助，試圖改變他們的命運，但小說會不斷暗示讀者，“女性”，即使是優秀女性，所面對的都是悲劇的命運，其中沒有人為努力的空間，也就沒有扭轉命運的機會（歐麗娟：《大觀紅樓2》）。原著的蛛絲馬迹在暗示我們，蔣南孫和朱鎖鎖并不是好牌打壞了，而是這個牌桌有問題，怎麼變着花樣打，都難逃脫宿命的寒意。女性的心一點一點變灰，也不是單個男性造成的問題。

電視劇中卻糅雜了太多不切實際的浪漫，看不到真正的生計，兩個女孩從沒有走到自身命運的窮途末路。她們在快要走不下去、還沒有真的遭遇狼狽時，就會有援手相助，總會有知心人兜底。流金歲月真正“流金”的，并不是絕地逢生的堅毅與智慧，苦中作樂的豪情，而是“好運”的分享。這些“好運”的外觀來自她們有刷不完的貴人伯樂，總能周轉到的金錢和資源，金錢和資源也從不會反噬她們、離間她們的情誼。

《流金歲月》有大量的鏡頭都将蔣南孫和朱鎖鎖拍攝得親昵溫馨。她們交換愛情秘密，在對方有困難的時候借錢互助，但那種“困難”，也無非是不能在情敵面前輸了陣勢……瑪莉蓮·亞隆的《閨蜜：觀看女性友誼的曆史》一書提醒我們，女性友誼書寫是困難的。我們除了要有在現實生活中結盟的新知識和建構共同利益的新經驗，還要有意識地命名現代社會中女性的義氣（female bonds）到底是什麼，和男性義氣的差别是什麼。書中的一節提到一個細節很有意思，她說工人階級的女性友誼産生于生産、生病和過世時的互相幫助，公務員的妻子愛寫信，莎士比亞的文學世界中“女人的友誼與婚姻起沖突”。《流金歲月》沒有為它所熱愛的“中産女性”友誼創造出什麼新的元素，也沒有教導女性除了“被幫助”之外，還能如何建構無性别的利益聯盟，獲得更多的正當回報和進階階梯。

艾沃·古德森的《發展叙事理論：生活史與個人表征》一書中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叙事的時代：“生活故事是使我們人之為人的關鍵因素，不僅如此，更決定了我們将成為什麼樣的人”。亦舒作品再度受到改編者的注意，可能是因應了女性話題讨論度的上升趨勢。改編都以“上海”的空間取代了原有的雙城鏡像，令重寫女性故事有了重寫城市生活的企圖心。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裡曾寫，“女人間的友誼其實是用芥蒂結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她們兩人有時是不歡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處，比上一日更知心”。小說裡還有一句話是批評王琦瑤的，仔細想來也很有批判意味，“出走的娜拉是她們的精神領袖，心裡要的卻是《西廂記》裡的莺莺，折騰一陣子還是郎心似鐵，終身有靠。”幾十年過去了，女性故事的變化并不大，它依然期許我們成為舊時代女性心中美麗的自己，不用殚精竭慮就能開啟easy模式下的夢幻人生。但我們都知道，這個獨立夢是孱弱的，是詩化的軟弱。（張怡微）

（作者為青年作家、複旦大學中文系講師）

來源： 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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