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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推進辦公室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14 15:00:19

敢闖敢試、埋頭苦幹的深圳,于8月26日低調地迎來了42歲生日。10天前的8月16日,“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在深圳舉行,會議要求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6個經濟大省要“發揮穩經濟關鍵支撐作用”,“繼續在改革上勇于探索”,“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會議之所以選擇在深圳,或許和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高地有關,與上半年深圳多項經濟指标領跑全國有關。

一步又一步的曆史性跨越,如今正當壯年的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雙區”驅動,在經濟特區、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的黃金發展期,煥發出哪些時代新氣象?

南都記者試圖借那些行走在深圳的招商人士的視角,拼出一幅深圳邁向高質量發展道路上的新産業圖景;透過他們“走出去、引進來”的種種場景,拼出廣東省部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的“跨江故事”。

即日起,南都推出《大灣區時代的招商“拼圖”故事》系列報道 ,敬請垂注。

如果有一張“全國招商引資熱力地圖”的話,粵港澳大灣區注定會描上最鮮豔的“紅色”。因為這一抹紅,不僅代表着中國産業發展的最高活力,也代表着大灣區城市群對全國各市縣的吸引力。

身處其中的深圳,屬于它的那一抹紅,也注定了是最熱烈的。據說,每天至少有來自全國各地的2000名招商人員,“撒豆成兵”似的走進深圳那些高聳的寫字樓、企業紮堆的産業園區以及飽含信息量的會展中心等地。

這些招商人士所在的單位,簡稱“駐深辦”。但和38年前帶有明顯計劃時代色彩不同的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時代的“駐深辦”,則有着更多的探索和實踐。它們緊跟國家發展戰略,不僅不再拘于深圳一域,而且功能指向更為鮮明,不少市級以下的“駐深辦”直接就亮出“招商辦”的名号。

那些年,那些事

管窺史上首家“駐深辦”

第一個在深圳設立“駐深辦”的省份,是廣東的鄰居湖南省。

因進出口貿易需要,早在20世紀50年代,湖南省對外貿易局就在深圳設立臨時機構——湖南省對外貿易局駐廣州辦事處深圳工作組,組織湖南供港澳和遠洋的鮮活商品和土特産品(主要是花炮)的購銷和出口。

改革開放後,1981年底,經國家進出口委同意,“湖南省駐深圳辦事處”成立。後又經深圳市政府批準,于1984年7月将“湖南省駐深圳辦事處”更名為“湖南省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下簡稱“湖南駐深辦”),開各省(區、市)“駐深辦”之先河。

據知名深圳問題研究專家呙中校介紹,20世紀80年代,駐深辦的主要功能還不是招商,更重要的是利用特區“窗口”政策,把自己的農特産品、工業産品外銷賺外彙。像湖南、上海在深圳建設的外貿大廈、輕工大廈就是這段曆史的印記。

呙中校認為,到了20世紀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南方談話後,随着沿海全面開放,随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内地允許搞各種開發區,招商這項工作才變得越來越重要。

有意思的是,翻閱《湖南省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大事記》可看到,1990年到2000年這十年間,湖南駐深辦撰寫的多篇重要信息,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巨輪碾過的痕迹。如《“湘軍”在特區崛起》(1992年)《“特區優勢回流”現狀和思考》(1993年)《關于深圳率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1994年)《深圳市個體經濟發展情況調查及我們的建議》(1999年)這幾篇文章,都是圍繞湖南如何實現與深圳同步的戰略轉變及如何更好利用特區“窗口”等進行了讨論。

特别是1993年那年,洞察到深圳企業大規模向内地投資的新動向後,湖南駐深辦主持召開了“特區優勢回流”的研讨會。與之相對應的成果是,1994年,利用湘籍在深人士李再青同志的關系,促成中信深圳公司投資湘鄉水泥廠的大型技改工程,協議總投資達2.8億元,并在湖南成立中信基金會和中信銀行分支機構。

1995年,深圳确定高新技術主導産業定位。1998年,市政府下發文件,加大力度扶持高新技術産業發展。據呙中校回憶,20世紀90年代後期,深圳雖然沒提出“騰籠換鳥”這個概念,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已盡量不再審批了。

進入新世紀後,随着2001年中國跨出曆史性的一步踏進了世貿組織的大門後,深圳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力度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回應“入世”的挑戰。打造“高交會”(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這個平台,成為深圳铿锵發展步伐中邁出的重要一步。

作為省級大型招商活動的聯辦單位,湖南駐深辦緊緊抱緊“高交會”,為“引資入湘”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如在1999年首屆高交會上,湖南總成交額為12.1億元。到了2003年,通過高交會、深洽會這“兩會”,湖南共引進内、外資147億美元,創造了曆史最好成績。

2002-2003年這兩年,湖南駐深辦還有幾件事可圈可點。一是促成長沙高新區在深圳設立對外招商聯絡點、支持幫助株洲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立駐深辦;二是撰寫了《深圳湖南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環境比較研究》《深圳的“海歸派”效應及其對湖南引智工作的啟示》這兩份調研報告;三是組織在深圳工作的湘籍博士返湘創業,其中兩名擁有高新技術項目的博士與企業洽談後,項目順利落地。

2009年前後,盡管有些“駐深辦”因為功能錯位或異化,引發一些腐敗問題,傳出過一些省份撤銷“駐深辦”的消息,從而牽引出“駐深辦”何去何從的讨論。但作為内地在深圳開展大型招商引資活動的“一線最佳操作者”,湖南駐深辦卻緊緊抓住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深圳産業主動轉型升級和産業轉移的機會,于2009年協助湖南省在珠三角地區舉辦“湖南承接沿海産業轉移招商月”活動。僅這個活動,就幫助湖南引進外資91.25億美元,境内省外資金990.3億元。

當其時,在“入世”春風的沐浴下,不少搭上深圳這列高速發展“快車”的本土企業,出現了強烈向外擴張的需要,也給各省市駐深辦帶來了招商的機遇。繼2010年促成了富士康和其他6家供應鍊企業正式進駐衡陽(深圳)工業園後,在下來的五年時間裡,平安集團、華僑城集團、中興通訊、正威國際等企業也在湖南駐深辦的帶領下,相繼走進三湘大地。

管窺湖南省政府駐深辦30多年發展簡史可看到,各省市設“駐深辦”就如同在我國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大窗口”中設立的“小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各省市“駐深辦”均在開展政務聯絡、招商引資、信息調研、宣傳推介、接待服務等工作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強化招商,放眼大灣區

“駐深辦”從未遠去

目前各省市“駐深辦”究竟有多少家?

據去年7月26日才挂牌成立的深圳市鄉村振興和協作交流局在去年10月9日在官網回複網友查詢時表示,已向該局報備的各省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共有20家,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後):

粵港澳大灣區推進辦公室(粵港澳大灣區時代的)1

而據深圳市委駐深單位工作委員會更早前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10月,全市經過年審的各類駐深辦有300家,其中有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深圳設有辦事處,各地政府駐深辦223家。在各省所屬市縣設立的駐深機構中,廣東省最多,37個市、縣、區等在深圳有辦事處,江蘇、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均有十個左右的市縣設有駐深辦。

兩組數據比較可看到,目前省級“駐深辦”有所減少,像新疆隻保留駐廣州辦事處,内蒙古駐深圳辦事處則剩下留守辦公室,負責協助自治區政府管理自治區在深圳、香港的國有資産,做好深港兩地投資自治區項目的對接工作等。

這種調整,與上一輪機構改革有關。2015年,為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等法規制度,有些省份對駐外省辦事機構進行了調整。像四川在這輪改革中,共有173個辦事機構入列調整名單。其中,被撤銷的主要是39個“駐蓉辦”。成都市、遂甯市、達州市政府駐深處以及遂甯市安居區駐深辦仍在留存名單之列。綿陽市投促局深圳分局也在保留之列,而北川羌族自治縣政府駐深辦則整合到該局。

山西省政府駐外辦也在同一時期進行改革,有9個機構被撤銷。而山西省政府駐深辦則并入駐廣州辦事處,但保留省政府駐深辦牌子。而省政府駐廣州(深圳)辦事處(副廳級建制)保留,成立山西省珠三角招商局(正處級建制)與其合署辦公。

從上述兩省那次機構調整來看,“招商引資、區域合作”為主要内容的目标責任,成為“駐深辦”存在的最大理由。緊跟時代變遷,這種功能重新定位的“自覺”,不僅僅與深圳地處改革開放前沿,毗鄰港澳,發展較快的經貿資源有關系,還與深圳領先全國至少十年的時間,推動産業升級培育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有莫大關系。

2017年,深圳GDP破2.2萬億,首次超越香港。這一年,包括深圳在内的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經過近五年來的建設,在這個由11個城市群組成的大灣區裡,有包括深圳、香港、廣州、佛山、東莞在内的五個GDP萬億級城市,有包括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惠州在内的五個萬億級工業大市。

有力的經濟核心、強大的産業集群、創新的科創氛圍和開放的經濟體系等,成為其他省市又一次前來學習的理由。為此,不少政府官網修改了“駐深辦”的職能介紹。不變的是,這些“駐深辦”還是省市派駐在深圳這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窗口單位,繼續以努力打造“推介宣傳的窗口、招商引資的平台、兩地交流的紐帶”為目标,開展相關業務工作。

而變化的那部分,則是不再緊盯深圳特區這一域,而是放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像去年9月發布的《昆明市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2020年度部門決算公開》就明确表示,駐深辦“主要職能”之一就是“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重點,積極開展招商引資工作,協助配合全市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招商活動。”

對于很多城市而言,精準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産業轉移,就是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機遇。而境界高的,不僅要對接大灣區前端市場,還希望能精準對接大灣區理念,改善本地營商環境和公務員隊伍的工作作風。

因此,以深圳為據點,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對接,也成為“駐深辦”的一項重要工作。而“駐深辦”到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城市的拜訪、調研活動亦肉眼可見地越來越多。像今年5月,東中西部八省區10市人民政府駐深辦就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行”活動,其中有一天走進佛山南海,前往千燈湖創投特色小鎮參觀調研。

擁抱大灣區“溢出效應”

上百個省市縣“駐深辦”紮堆寶安

省級“駐深辦”從未遠去,包括廣東省在内的市級以及市級以下的“駐深辦”更是有增無減,還呈現出一幅“你方唱罷我登台”的熱鬧場景。

據南都記者收集各方信息顯示,在國家提出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五年來,前來設立“駐深辦”的,不僅下沉到區一級政府,甚至還下沉到小而活躍的“經濟細胞”——高新區、經開區、産業園區等經濟功能區。

像河北邢台市駐深招商辦事處,就是在推進大灣區建設後的2020年成立,下設19個縣(市、區)駐深招商組。浙江金華市駐深招商引智辦事處,同樣按不同的縣(市、區)下設不同的分部。

據南都記者不完全統計,和往年一樣,今年亦有一些新“駐深辦”登台亮相。如:

3月6日 ,雲南安甯市在昆明市政府駐深辦探索挂牌成立“招商驿站”。

5月6日 ,新疆喀什地區駐深招商服務中心揭牌。

6月3日,“雲浮市駐深圳招商聯絡處”揭牌儀式在寶安區舉行。

6月14日,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駐深圳招商辦事處揭牌成立。

7月7日,珠海市金灣區(國家級珠海經濟技術開發區)駐深圳招商辦事處揭牌成立。

7月14日 ,福建漳州市龍文區在深圳市兒童智能産品協會設置駐深招商聯絡處。

7月17日,位于深圳科技工業園内的江門恩平市政府駐深圳産業招商服務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7月29日,衡陽市粵港澳大灣區招商工作隊深圳聯絡處揭牌儀式在福田區第壹世界廣場大廈舉行。

和河北邢台市一樣,這些“駐深辦”的牌子,直奔“招商”主題,功能指向相當清晰——打造一批“招商鐵軍”,全方位多層次承接大灣區區域産業轉移。

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據深圳第一工業大區——寶安區科創局黨委書記王大勇今年7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現在寶安區内已經彙集了全國上百個省市縣的辦事處。”

“駐深辦”人員配置一般是多少呢?很難一概而論。據南都記者查閱一些省市駐深圳辦事處2020 年度部門決算,從中或可管窺一二。如:

湖南省政府駐深辦:在職人員編制數17人(編辦核定),2020年末實有在職人員16人,退休人員20人。

江西省人民政府駐廣東(深圳)辦事處:在職人員17人(含退養人員4人)。内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留守辦公室:在職2人。

襄陽市駐深辦:在職職工22人(包括臨時聘用職工4人)。

南昌市駐深辦:在職人員7人。

昆明市駐深辦:在職在編實有行政人員4人。

從上述數據來看,這些省市老牌“駐深辦”受編制所限,一般人員規模不大。但據公開報道,2020年河北邢台市一次性就選派78名優秀幹部前來深圳駐點,力度空前。而浙江金華市2020年選派的招商專員,據說和河北邢台市“有得一拼”。次年,金華又加大力度,再次選拔一批優秀幹部前來駐深。

去年,惠州惠城在深圳前海設立駐深招商聯絡處。據這支招商隊伍表示,搶抓深圳溢出優勢資源,并不僅僅隻有惠城這支招商隊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紛紛在深圳設立招商點,招商人員超過2000人。

在新一輪的發展洪流中,“駐深辦”不僅沒有被湮沒,反而肩負更大的曆史使命。如何主動對接深圳作為國家“一帶一路”重要支點和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輻射效應,充分利用深圳創新要素集聚平台和對外開放窗口作用,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合作中赢得先機,“駐深辦”無疑還有更多的可作為之處!

而深圳,則借助各省市“駐深辦”這個“小窗口”,讓我國首個經濟特區的改革開放成果輻射内地,對推動内地經濟領域的改革發展起到了先行示範的作用。

出品:南都大灣區工作室

采寫:南都記者 黃海珊 實習生 周曉丹 林茵欣

南都制圖:何欣

下期預告:名人姚振華的同族兄弟——深圳老闆老姚,來自浙江的招商界新銳力量小軍,将共同講述他們和深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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