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這四輛電瓶車行駛在路上，并不會相遇。

孫越的電瓶車是一副“快被擠爆了”的狀态，後座綁着一個大大的餐箱，裡面放滿食物，大餐箱前面有時還擠着一個小餐箱，腳踏闆、把手也總會被牛奶、衛生紙、掃把等占據。他是一位外賣騎手，行駛在北四環的鳥巢附近。

宋春枝是一位保潔阿姨，住在東六環邊上。出門時，她背着一個十多斤的大包，裝着垃圾袋、毛巾、蒸汽機，大包壓在電瓶車的後座上，腳踏闆上還放着一個紅色的工具箱，裝着瓶瓶罐罐的清潔劑。

從宋春枝家出發，上朝陽北路，騎到東四環内，離金剛家的花店就不遠了。那輛粉綠色的電瓶車腳踏闆上，常載着一盆高高的綠植。疫情期間，許多人選擇從花、植物之中尋求安慰。為了方便送貨，上個月，金剛買了這輛電瓶車。

家附近的地鐵站點臨時封站，急診科醫生阿力，最近也改成了騎電瓶車上班。

5月31日，北京多區恢複正常上班，車流中，這四輛電瓶車并不起眼。自北京疫情以來，他們每天跑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裡，也是因為無數個他們，更多人的日常得以最大限度地保持。

取消堂食後，年輕人在路邊用餐。新京報記者 王霜霜 攝

被打碎的日常

五月以來，北京多是晴天。早上7點，孫越騎着電瓶車從住所海澱區的河北新村出門，路過早點鋪子，買了杯粥，用吸管囫囵吸幾口，擰動車把，電瓶車一下子蹿進黑泉路，駛上林萃橋，隻半小時，就到了他送外賣的商圈。

“上傳成功”，孫越把自己的24小時内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和健康寶“未見異常”的截圖發到後台，系統提示通過，他才收到當天的第一個派單。疫情防控之下，騎手的核酸檢測頻率從七天一次變成了24小時一次。

1994年出生的孫越被稱為“單王”，他話不多，當過兵，河北承德人。送餐時，孫越從不看導航，他腦子裡有一個活地圖，商圈裡的哪條小路哪條道，總很快能規劃出最快的取餐、送餐路線，“出餐快的先取，出餐慢的後取”。但最近，“單王”也被判了幾個超時單。

取消堂食後，沒做過外賣的商家也開始嘗試外賣，但訂單多、打包人員不夠，出餐慢。過去孫越取餐10多分鐘，但5月初最長的一次，他等了将近一小時。之前，他們還能在商家廚房門口瞅瞅出餐進度，現在，“不許進入取餐”，商家門上都會貼着這樣的通知。

“在門口，隻能幹着急”，孫越隻能刷短視頻緩解焦慮。好在幾天後，商家對每天的訂單量都掌握了，打包、出餐速度也上來了。

早上7點，宋春枝喝了碗粥、吃了點饅頭，也從家裡出發。電瓶車一路路過泥土飛揚的村莊、平房、種着鮮花的城市公路，樓一點點變高，路也越來越幹淨。她最終停在了朝陽區和通州區接界的一個商圈附近，周圍3公裡都是她的服務區域。

上班前的第一件事，也是上傳核酸陰性結果。進客戶家時，宋春枝會主動打開自己的北京健康寶，并詢問客戶是否也做了核酸。不按規定走，訂單系統就會關閉。宋春枝方長臉，高顴骨，高高壯壯的，一副幹活不惜力的長相。她是河南人，今年44歲，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學。每天的工資都對她很重要，對當下的新變化，她适應得很好。“公司要求什麼，就規規矩矩地做”。

客戶居家辦公重新塑造了宋春枝的工作方式，打掃時，客戶會要求先打掃書房，“把書房收拾出來，他們就可以進去辦公”；有孩子的，會要求最後打掃孩子的房間，“怕耽誤孩子上網課”。最近幹活，宋春枝會刻意降低音量，擦地闆時，她蹲在地上，用抹布一下一下地擦着，小心地後撤着挪動腳步，怕驚擾了辦公和上網課的人。

5月27日中午12點，急診科醫生阿力穿上“大白”，戴着N95口罩、防護面罩，在發熱門診值班。他沒吃早飯，喝了點牛奶。再脫下“大白”就是6小時後了，阿力會提前給自己補充點水分，但也不敢喝太多，飯也沒敢吃多。穿上“大白”後，就無法上廁所了。1個多小時後，阿力感覺到自己的後背濕濕的，額頭也冒了汗珠。防護服悶，像“暴汗服”一樣。他變得臃腫又遲緩，走不快，也不太能聽清聲音，說話多靠喊。

“我今天一天一共才接待了9個病人”，居家辦公後，阿力發現看病的人少了。他所在的急診科有10個醫生，過去一位醫生一天的接診量是20個，現在連一半都不到。

2022年5月28日，知春路，外賣員頂着日曬送貨。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守護日常

電瓶車騎過鳥巢、水立方、國家會議中心，孫越沒有停下，以往，他常來這裡送餐，但現在大型活動無法舉辦，很多人都居家辦公，寫字樓下再沒有塗着口紅，化着全妝，穿着時尚的女孩取外賣。都市潮人消失了，換成了一群素顔，穿着簡單的短袖、短褲的人站在小區門口等外賣。

那天下午四點多，孫越突然接到了很多訂單。一位獨居的男士買了2000多塊的東西，生活用品、菜、肉、大箱的牛奶塞滿了孫越的餐箱，連腳踏闆上也裝滿了，連運兩次，才送完。

還有一位住在6樓的客戶，下單了8桶4.5L的水，以及蔬菜。老小區沒電梯，孫越連爬了4次，才終于完成訂單。客戶收到貨，看到孫越滿臉通紅，上衣完全被汗濕，不好意思地說了聲“謝謝”。

疫情防控後，許多行業按下了暫停鍵，但孫越卻更忙了。平時一天送50個單，現在變成了60個。遇上囤貨，更是如此。在路上遇見相熟的同行兄弟，也來不及說話，互相按個喇叭。

最近，宋春枝的工作也意外連連。5月19日，在一個獨居的年輕女孩家。宋春枝拿着鋼絲球，噴上除油的噴劑。一邊刷，宋春枝一邊交代女孩，做完飯後，趁着熱氣，用熱抹布把竈台、油煙機一擦，油污一下子就掉了。

每天宋春枝大約會出入十戶人家，說的話卻有限，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您好”。“大家都挺忙的，你和人家說話，人家是理你還是不理你呢？”她不會主動和客戶搭話，更不會給客戶建議，怕客戶多想。

但這次，女孩主動和她聊了很多。她猜是不是女孩一個人呆久了，孤單了？

看病的人少了，阿力就有時間和患者多聊聊。一個15月大的男嬰發燒、流鼻涕，媽媽帶着來看病。阿力會多說幾句，“最近家裡人，有誰身體不舒服嗎？”“别害怕，病毒感染，過幾天就好了。”

他并沒讓患者立刻去化驗，過去，醫生忙的時候，上來就開檢查單，一句“結果出來再說”，過于“冷冰冰”。

要說“怪事”,金剛最近遇到的也不少。一位年輕的男孩路過花店，專門進來看金剛的男友為綠植換土。把植物移出來，清幹淨根上的土，在新盆裡先墊上一層顆粒，防止澆水漚根，再鋪上基肥、土，放植物，之後鋪土，修剪、澆水。男孩說，看植物被細心照顧的樣子，讓他感覺很治愈。

一對夫妻買了一棵兩米多高的棕竹，金剛的男友騎着電瓶車給他們送到家裡，夫妻兩個專門坐在客廳等着，像迎接一位尊貴的客人。

金剛發現，最近這一個多月，人們對花、植物似乎有了更多的柔情。“在家太無聊了，買點花”，很多來花店裡的人，都是這樣的開場白。一個女孩買了四朵紫玫瑰和三朵黃玫瑰，金剛幫她用綠色的紙包上，女孩拍了照片發了朋友圈，附文“憋瘋了的儀式感”。

“當你看到一片葉子，一朵鮮花開放的狀态時，你會發自内心地感慨，生命真美好”，金剛說，或許越是這種特殊時期，大家越依賴這種非必需的東西。買花是人們在疫情期間保護往日日常的一種努力。

買花後，客戶在朋友圈裡寫：儀式感。受訪者供圖

生活不敢松懈

1993年出生的金剛高高的個子，大骨架，常穿白色上衣和極寬松的棉麻褲子，來北京八年了，她之前做過健身教練，開過洗衣店，去年四月，開了這家花店，每月的收入勉強維持運轉。

她的花店在一條南北向的小道上，周邊都是居民區。木色的招牌，門臉小小的，推開門，一盆盆高低錯落的綠植在牆兩邊立着，葉子透亮舒展。

疫情剛來時，金剛愁壞了，鮮花不是剛需，一管控，大家肯定隻管買菜，誰來買花呢？店裡的生意肯定更難了。但讓她意外的是，最近買花、買綠植、種子的人還不少。

2022年5月20日，客戶在金剛花店訂購的花束。新京報記者 王霜霜 攝

宋春枝了解在北京生活的年輕人的秘密，他們合租的房子竈台總是幹淨的，外賣盒、方便面盒卻一堆，冰箱的冷藏室常流着水，是食物腐爛的汁。打掃這些房子時，宋春枝總會心酸，“以後我的孩子不會也吃這些吧？”她用抹布小心地把冰箱裡每條縫裡的水擦幹淨，盡管這并不屬于公司規定的清潔範圍。

宋春枝來北京二十多年了，十多歲還未成年時，就跟着父母來北京打工。最初去蘋果園刮樹皮，一個月120塊錢，半個月，臉皴了、手裂了，爸媽說啥也不讓她去了。之後，她又去餐廳裡做服務員，第一個月拿了130元，老闆看她幹活實在，第二個月給她漲到150元，第五個月又漲到210元，她興奮得不得了，明白賣力工作是會有收獲的。

現在，宋春枝賣力是為了養家。大兒子上大學，小兒子和女兒上高中。每學期，宋春枝和丈夫會按時給家裡寄2萬塊錢的生活費，每個月給大兒子2000塊的生活費。她和丈夫一個月的花銷保持在2000多塊錢，宋春枝常年午飯隻吃一個面包，她的丈夫跑網約車，因為疫情，生意不好，開一天隻能拉200多塊錢。宋春枝更不敢松懈，上個月，她隻休息了一天。

成為“單王”沒什麼特别的秘訣，就是“勤快”，孫越說，“别人休息時，你也送”。他和宋春枝并不相識，但有着完全一緻的價值觀。去年一整年，除了春節和年中有事，回家呆了一周，孫越一天都沒休息過。

兩年前，孫越來北京，做了騎手。北京太大了，剛來時，他分不清方向，也不認識路，一天送不了幾單。但好在他當過兵，能吃苦，慢慢成了“單王”。若不是疫情，今年春天，孫越已經舉辦了婚禮。他能依仗父母的地方不多，隻能靠自己努力成家。

幹活時，孫越說完全不想累的事，滿腦子是“趕緊送完這單，送下一單。”躺在床上時，孫越才感到累，胳膊、腿擡都擡不起來，隻想呼呼大睡。

2022年5月29日，陣雨為京城降溫，外賣員在冒雨送餐。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晚上，阿力總是很難入睡。他評價自己“愛瞎操心”，睡前總是思索很多事情，如醫療體系、醫患關系等。2017年，研究生畢業後，阿力來北京，成為了一名醫生。學醫是父母決定的，起初，他并不喜歡這個職業。上大學前，阿力有幾年身體不好，常在醫院，有并不愉快的就醫感受。因為當過患者，阿力理解患者的敏感和弱勢，對病人也有了更多的同理心。

正常情況下，在急診科，死神造訪的頻次和速度總是多且快。阿力提起自己接診過一個心梗的病人，大年二十九，一個六十多歲的大伯說自己胸口不舒服，女兒陪着來看病，他知道女兒要回來，提前幾天收拾衛生，累着了。開完檢查單，他就暈倒了，立刻被推去了搶救，一個多小時後，去世了。

這位心梗的病人去世那天，阿力難受了好久。來北京工作的第二年，阿力成為了臨終關懷的志願者。

“病人需要的不僅僅是醫生告訴他‘一二三四……’而是希望醫生以一個平等姿态，讓患者感覺到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阿力說，“哪怕多說一句話，都能讓他有點信心，或者去接受一些現實”。

武漢疫情時，阿力心疼同行，“當你突然要滿負荷工作時，你内心是崩潰的”，他參加了線上問診的志願服務，想幫助緩解醫療擠兌現象。他習慣了做一些具體的小事，去抵消點什麼。沒病人時，他會看看醫學方面的資料，有病人時，他會盡量多給病人說幾句話。

母親節那天，宋春枝接到一個單，是她的老客戶——一個長頭發，家裡擺了很多毛絨玩具，花瓶裡總插着花的女孩。這是一個臨時加的單，打掃完，已經晚上7點半了。走之前，女孩送給了她一束鮮花。她特别高興，這是她人生第一次收到花。她不認得花名，隻知道中間黃色的是向日葵。

回到住所，宋春枝把花插在一個塑料瓶裡，擺在床頭旁。丈夫對她說：“你好幸福，有班上，還有花收”。

（應采訪對象要求，宋春枝、金剛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王霜霜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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