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孔子是位“溫良”的教書先生，“溫良恭儉讓”是弟子對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謂“溫良”，“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禮，又是内在的德性，圓融和熙，而低調謙抑，或是其精神底蘊。

從《論語》一書來看，孔子對于人的操行舉止，進退取舍，有着鮮明的惡驕而喜謙的态度。

首先，孔子甚為反感驕橫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衆所周知，周公為一代名相，不僅輔佐周成王度過“兄弟阋牆”的危機，而且建章立制，極大豐富和發展了周代禮樂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時間做夢沒有夢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但是，在孔子看來，如果為人“驕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樣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見，孔子是多麼排斥自大狂妄。

孔子“惡利口”，也甚為鮮明地顯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朱熹注為“捷給”（《四書章句集注》卷九），實即工言辭、善表暴，孔子直言“惡”之，鄙薄之意甚明。《論語》中多處記述孔子對張揚自誇、伶牙俐齒的厭惡。衛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卻視之為“佞人”，“子曰：辭達而已矣”。朱熹注說：“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朱子此釋可謂達诂。本着“辭達而已”的立場，孔子讨厭信口開河的大言不慚，“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對于花言巧語，夫子更是十分鄙棄，他直斥之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過此非好壞之好，而是“緻飾于外，務以悅人”（《四書章句集注》卷一）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誇誇其談。值得注意的是，《論語》中屢次記載了“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至于類似的表達，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這種反複的譏刺，足見孔子對“巧言”虛驕、“利口”自誇的憎厭。

其次是推崇“無伐善，無施勞”。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斷語，直接生動顯示了他嘉賞謙遜的立場。“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為魯大夫孟之側，“伐”，“誇功曰伐”；殿，“軍後曰殿”，常為智勇雙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後，正說明他有勇氣和能力，但他卻以馬行遲緩為由，不僅不自誇勇敢有謀，還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為贊許。另有一次孔門師徒歡會，孔子讓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文中“無伐善”，即不自誇己之所長、所能，“無施勞”，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績。書中雖未明記孔子的點評，但從夫子對顔淵的喜愛稱贊來看，顔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也體現了孔子思想的浸潤，換句話說，也流露了孔子對弟子“有若無”謙遜德性的嘉許。

實際上對于弟子們的謙虛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舊注“吾斯之未能信”為“不欲仕進”，“不汲汲于榮祿”，故孔子聞之喜悅。其實孔子是主張“學而優則仕”的，而且他也不反對“取之有道”的财富，舊注過于道德化的解讀，不僅誤解原意，而且還遮蔽了其間孔子對謙遜品格的稱許。引文中所謂的“吾斯之未能信”，應是指漆雕開對老師的提攜、推舉，感覺自己還未學好本領，對出仕還不怎麼自信。這裡弟子透露的其實是一種真誠、一種不自足、不自滿的謙遜心态，對于欣賞“不自伐”的孔子來說，聞之當然很高興。

最後，孔子稱揚禮讓和不争。史稱周太王長子泰伯為讓王位，與其弟南奔荊蠻，傳播中原文明到江南。孔子對于泰伯之讓，極其歎賞，贊譽其為天底下無以複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文中“至德”一說，實生動體現了孔子對“讓”的價值肯定和人格表揚。在孔子看來，讓不僅是一種美德，甚至還是治國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意思是說以禮讓治國，則不難實現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視禮讓，那麼禮儀就很難施行了，言下之意，即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國家。這一觀點孔子曾多次表達過。如《論語》記載，一次衆多弟子聚談，孔子問他們的政治理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馑；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事後弟子曾點問孔子，為何聽了子路的話覺得好笑？“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可見在孔子看來，不以禮讓治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與稱讓相應，孔子也極為認可不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黨。”其内涵大概有兩層：一是克己守禮，不急不躁，先人後己；二是擯棄好勇鬥狠，貪婪嗜利，損人利己。故而所謂“矜而不争”，即主張放下身段，禮讓他人。如果實在免不了争，孔子也認為應行君子之争：“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文中所言的“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古時射禮，自有其一套禮儀之規，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間的謙和精神，像“揖讓而升”，實顯現了一種“謙卑自牧，無所競争”的君子之風，故孔子稱引之為“君子之争”。在價值取向上，不伐善、不争與讓是一緻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動放棄、甚至讓渡自己的權利，這在精神本質上是一種謙下的低調哲學，誠如老子所形容：“萬物作焉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這一哲學與驕橫、暴戾顯然是截然對立的，顯現出一種敦厚與溫和。

孔子的“溫良”實是其“不伐善”謙遜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謂誠中形外，顯現出一位動蕩時代智者“求達不求聞”的隐忍、堅毅精神。

（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内容來源：《光明日報》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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