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兆忠（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舒慶春1924年秋赴英國應聘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時，并沒想到日後會成為一名作家，那時他虛歲已經27，卻連一個文學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後，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張的哲學》使他蜚聲中國文壇，以此為契機，他的人生軌迹發生了重要變化，舒慶春變成了老舍；之後，他又發表了《趙子曰》《二馬》，到1929年秋回國時，已是3部暢銷長篇小說的作者，未來的文學事業由此奠定。

異域的生存環境激發了老舍特有的幽默天賦，使老舍成為文學個性獨特的小說家。

老舍在倫敦先後居住過幾個地方，其中居住時間最長的是聖詹姆斯花園三十一号的舊居。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國遺産委員會将這裡列為“英國遺産”，挂牌保護起來。這是中國作家在英國的舊居中第一個被挂牌保護起來的。

清苦的旅英生涯

1924年秋天，老舍遠赴英國，開啟了近5年的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生涯。

老舍在英國的生活，可以用清苦二字概括，名義上是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華語講師，其實不過是一名廉價的“打工仔”：每周20個課時，每天工作時間從早上10點到下午7點；學生五花八門，從十幾歲的孩子到70多歲的老叟，應有盡有；教學工作繁重而枯燥，所得到的回報，僅是250英鎊的年薪。當時，一個普通的英國大學生每年至少要花300鎊，而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的學生則要花四五百鎊或五六百鎊。靠每月20來鎊的收入，老舍既要維持自己的生活，又要供養遠在國内的老母，難免捉襟見肘。

1924年老舍在英國倫敦大學任教時的照片

工作兩年之後，老舍給學校寫信要求增加工資，信中這樣寫道：“到學期末，我在本校已工作兩年，根據合同規定，我提請你考慮給我增加工資。對于工作，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屬于合同規定的，隻要是學生願意學的課程，我都教了，現在250鎊的年薪，不足以維持我在倫敦的生活和贍養我在中國的寡母。如能應允提高工資，本人将不勝感謝。”由于老舍出色的工作表現，他的年薪由250鎊提高到300鎊，但區區50鎊的加薪，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救老舍經濟上的困窘。為了增加收入，老舍利用假期輔導個别學生中文，按學校規定收入歸自己。此外，他還有過兩次額外的收入，一次是到BBC電台播音，得到了3鎊多的報酬；另一次是錄制靈格風唱片，得到了30鎊的報酬。這些收入對于老舍雖然不無小補，終究是杯水車薪。

老舍倫敦時代的友人甯恩承這樣描繪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長年不替，屁股上磨得發亮，兩袖頭發光，胳膊肘上更亮閃閃的，四季無論寒暑隻此一套，并無夾帶。幸而英國天氣四季陰冷，冬天陰冷時加上一件毛衣，夏季陰冷時脫掉一件毛衣也就将就着過去了。”“老舍以250鎊，既要保持自己的靈魂和身體不分家，又要寄錢回北京奉養老母，自然要顧此失彼，顧彼失此。”老舍的胃潰瘍病，就是住公寓時落下的，發作時到一家叫“上海樓”的中餐館吃一碗價錢僅值一先令的最便宜的湯面，疼痛就能減輕。然而，就連這麼廉價的“特效藥”老舍也不敢随便吃。回國的時候，老舍窮得連一張最便宜的三等艙的整船票都買不起，隻好先到新加坡，在那裡教書，掙到了錢再走。

然而對于老舍這樣的人，貧窮所帶來的心靈的創傷，遠遠超過身體的折磨。老舍曾不止一次向甯恩承訴說自己住公寓時，因“窮酸”而受侍女奚落的故事。

有件事情最能說明問題：老舍在英國住了整整5年，在東方學院教華語時接觸過無數英國人，然而除了一個漢學家艾支頓，沒有第二個英國朋友。老舍并非性格孤僻者，而是一個喜交朋友的人，否則他也成不了一位小說家。究其原因，除了“囊中羞澀”，别無更好的解釋。在資本主義大都市的倫敦，貧窮意味着徹底的孤獨和寂寞。老舍的旅英生涯，基本上是在宿舍公寓、東方學院的課堂圖書館度過的，社交、娛樂、休閑消費之類與他幾乎不沾邊。正如老舍自述的那樣：“從1924年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在倫敦住了5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别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大城裡。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别處去，就是在假期裡，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随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東方學院》）這與前後于他留英的徐志摩、朱自清形成鮮明的對比。徐志摩、朱自清在英國的時間都沒有老舍長，卻能一定程度上融入英國社會，至少在情感心理上與英國社會沒有太大的隔閡。尤其是徐志摩，他在“康橋”如魚得水的感覺，那種世外桃源的光景，在在令人神往；朱自清的留英日記，更是記錄了令人眼花缭亂的社交生活，1931年12月23日的日記這樣寫着：“到今天為止我已看了27次演出。”這時作者到英國僅3個月多，也就是說，每隔三四天，他就要去劇院看戲或者聽音樂。朱自清一個月的零花錢，有時高達20多英鎊，相當于老舍一個月的收入。

如果說囊中羞澀将老舍的異域業餘生活限制在讀書、爬格子上，英語能力的低下，則将他隔在了英國社會之外。老舍22歲時才開始學英語，已過了最佳的學外語的年齡。起初是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辦的一所英語夜校業餘學習，後來利用業餘時間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一段時間英文，學習條件可想而知。老舍的英語一到英國就露了餡，用他自我解嘲的話說，就是“英國人把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們說得直眨眼”。那口古怪的英語一定把大英帝國的海關官員駭得不輕，結果吃了一個“隻準停留一個月”的簽證圖章，差點耽誤大事。後來老舍授課之餘大量閱讀英國文藝作品，英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屬于啞巴英語。受制于東方學院華語講師的飯碗，老舍身在英國，卻沒有多少機會講英語，一天到晚重複那些簡單的北京官話，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文化的“國中之國”，打交道的除了東方學院教漢學的同事、學漢語的學生，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就是自家同胞。

假如給老舍旅英5年盤盤店，就可發現他做的事情大體上未超越“中國”這個範圍：3部長篇小說中《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寫的全是國内的事情，《二馬》有所不同，場景在倫敦，故事是北京的二馬父子與英國房東母女匪夷所思的跨國戀愛，目的卻是“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立意還是在中國；幫助漢學家艾支頓翻譯古代白話小說《金瓶梅》，為此與艾支頓一起住了3年；在東方學院作“唐代的愛情小說”的講演，與學院的同事共同編寫一套漢語教材《言語聲片》，負責中文部分的編輯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在東方學院日複一日的漢語教學了。由此可見，東方學院華語講師的工作拴住了老舍，使他沒有機會接觸英國社會。

老舍在旅英期間創作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

知性與感性

在《英國人》裡，老舍這樣抨擊英國人：“據我看，一個人即便承認英國人有許多好處，大概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樂意和他們交朋友。”據老舍的觀察，“一個英國人想不到一個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國的規矩，而是一見生人說話行動有不對的地方，馬上認為這是野蠻，不屑于再招呼他。英國的規矩又偏偏是那麼多！他不能想象到别人可以沒有這些規矩，而有另一套；不，英國的是一切；設若别處沒有那麼多的霧，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氣”；并且，“除了規矩而外，英國人還有好多不許說的事：家中的事，個人的職業與收入，通通不許說，除非彼此是極親近的人。一個住在英國的客人，第一要學會那套規矩，第二要别亂打聽事兒，第三别談政治，那麼，大家隻好談天氣了，而天氣又是那麼不得人心。自然，英國人很有的說，假若他願意，他可以談論賽馬、足球、養狗、高爾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許不大曉得這些事兒。結果呢，隻好對愣着。對了，還有宗教呢，這也最好不談。每個英國人有他自己開闊的天堂之路，趁早兒不用惹麻煩。連書籍最好也不談，一般地說，英國人的讀書能力與興趣遠不及法國人。能念幾本書的差不多就得屬于中等階級，自然我們所願與談論書籍的至少是這路人。這路人比誰的成見都大，那麼與他們閑話書籍也是自找無趣的事。多數的中等人拿讀書——自然是指小說了——當作一種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證。一個普通的少女，長得有個模樣，嫁了個駛汽車的；在結婚之夕才證實了，他原來是個貴族，而且承襲了樓上有鬼的舊宮，專是壁上的挂圖就值多少百萬！讀慣這種書的，當然很難想到别的事兒，與他們談論書籍和搗亂大概沒有甚麼分别。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見識了，可是很難遇到啊。況且這些有見識的英國人，根本在英國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們連拜倫、雪萊和王爾德還都逐出國外去，我們想跟這樣人交朋友——即使有機會——無疑的也會被看成怪物的”。這些話都說得很到位，統統擊中了英國人的要害，然而明眼人也可以從中讀出一種苦澀的味道。老舍看英國的眼光中顯然多了一點東西，也少了一點什麼。貧家子弟的身份和寂寞的異域生存處境，決定了老舍感知英國的方式，不可能像那批得風氣之先的留歐精英那樣舒适自在，而處處帶着局外人的挑剔。丁文江筆下人情淳厚的司堡爾丁小鎮、徐志摩筆下的與英國文化名流的交往、費孝通筆下的智趣橫生的英國學術沙龍，在老舍的筆下是看不到的。

老舍在旅英期間創作的長篇小說《趙子曰》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與英國的隔膜，更有深層的心理原因。衆所周知，老舍的父親舒永壽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舒永壽作為滿洲八旗“正紅旗”的一員下級旗兵在保衛皇城的巷戰中犧牲，當時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惡通過母親的反複講述牢牢嵌進老舍的童年記憶，老舍後來說：“在我童年時期，我幾乎不需要聽什麼吞吃孩子的惡魔等等故事。母親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況且，童話隻是童話，母親講的是千真萬确的事實，是直接與我們一家人有關的事實。”（《〈神拳〉後記》）這個殺父之仇對老舍一生影響至深，潛在地制約着他對西方文明的看法。

《二馬》是老舍旅居英倫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由于前述的各種原因，老舍身在倫敦而被隔離在英國社會之外，宛如置身于一個無形的玻璃罩内，對于英國的評判因此隻能依賴知性的概念和本能的情感，這個弱點在《二馬》的寫作中充分暴露出來。

不過公平地說，《二馬》并不像老舍說的那樣隻有一點文字上的成功，在描寫倫敦的自然景物上也頗有可圈可點處，比如作者這樣描寫泰晤士河：“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嫩樹葉兒上，一星星地閃着，像剛由水裡撈出的小淡綠珠子。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挂着帆，隻有幾支小劃子挂着白帆，在大船中間忽悠忽悠地搖動，好像幾支要往花兒上落的大白蝴蝶兒。”其中最精彩的，要數對倫敦的霧的描繪——

倫敦的天氣也忙起來了。不是刮風，就是下雨，不是刮風下雨，就是下霧；有時候一高興，又下雨，又下霧。倫敦的霧真有意思，光說顔色吧，就能同時有幾種。有的地方是淺灰的，在幾丈之内還能看見東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裡半點分别都沒有。有的地方是灰黃的，好像是倫敦全城全燒着冒黃煙的濕木頭。有的地方是紅黃的，霧要到了紅黃的程度，人們是不用打算看見東西了。這種紅黃色是站在屋裡，隔着玻璃看，才能看出來。若是在霧裡走，你的面前是深灰的，擡起頭來，找有燈光的地方看，才能看出微微的黃色。這種霧不是一片一片的，是整個的，除了你自己的身體，其餘的全是霧。你走，霧也随着走。什麼也看不見，誰也看不見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哪兒呢。隻有極強的汽燈在空中漂着一點亮兒，隻有你自己覺着嘴前面呼着點熱氣兒，其餘的全在一種猜測疑惑的狀态裡。大汽車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爬，隻叫你聽見喇叭的聲兒；若是連喇叭都聽不見了，你要害怕了：世界已經叫霧給悶死了吧！你覺出來你的左右前後似乎都有東西，隻是你不敢放膽往左往右往前往後動一動。你前面也許是個馬，也許是個車，也許是棵樹；除非你的手摸着它，你是不會知道的。

這是一幅精微絕倫的霧都景觀，在展示老舍過人的觀察力和描寫力的同時，也證實了老舍對倫敦自然景物熟悉的程度。海外老舍研究專家李振傑曾根據《二馬》裡寫到的倫敦景觀，逐一做過實地考察，結果發現，《二馬》中幾乎所有倫敦地名都是真實的。在《老舍在倫敦》一書中，李振傑這樣寫道：“可以說《二馬》中畫出了一幅真實的倫敦地理環境圖。小說中一共出現了近40個地名，其中有街道、大院、車站、碼頭、展覽館、教堂、公園、河流等。這些地名絕大部分都是真實的，經得起核對。小說中對這些地方的描述，方位清清楚楚，在60年前的倫敦能找到，在今天的倫敦也能找到。這些地方大部分分布在倫敦市區，隻有倫敦碼頭和韋林兩處離市區較遠。個别地名比較模糊，但根據小說描述的方位，可以找到真實的地方……小說中人物活動的幾條路線也是真實的，有的是步行，有的是乘車，但都符合倫敦的實際情況。”背景如此真切，生活于其中的英國佬卻如此概念化，證明老舍對英國的了解很不平衡，知性大于感性，環境勝于人。

老舍在旅英期間創作的長篇小說《二馬》

幽默的得與失

有人斷言：老舍能成為一名作家，是孤寂清苦的旅英生活逼出來的；老舍自己也承認：“設若我始終在國内，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我的創作經驗》）這至少說中一半實情。異域的生存環境促使老舍成為一名小說家，更确切地說，異域的生存環境激發了老舍特有的天賦，使老舍成為老舍那樣的小說家。老舍旅英時期的3部長篇小說盡管在取材、人物、結構、語言上存在着差異，卻有一根紅線貫穿始終，那就是幽默。正是這種幽默，把他帶到文學創作的路上；這也表明，盡管老舍擁有不亞于一般作家的良知、思想和悲憫情懷，然而其真正的過人之處，卻是幽默的天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會開玩笑”。擅長什麼，顯擺什麼，這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異國他鄉，在孤獨寂寞的刺激壓迫下必然會膨脹放大，玩幽默于是成為老舍排遣鄉愁、維持精神平衡的重要砝碼。

受家庭出身、知識背景和性格氣質上的限制，老舍身上缺少一種魯迅那樣的文化超人與思想家的氣度，寫小說并不是出于什麼高邁的理想和使命感，而隻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就像老舍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說的那樣：“我愛文學，正如我愛小貓小狗，并沒有什麼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為專家。”但是這種“玩玩”一旦弄出點名堂，就會嚴肅起來，變成一種安身立命的事業。在準備極不充分的條件下，老舍率爾操觚，一上來就寫長篇小說，居然一炮走紅，靠的就是搞笑的絕活。

《老張的哲學》對京城惡棍老張的“錢本位”哲學作了淋漓盡緻的嘲諷。老張是北京德勝門外一所“公私立官商小學堂”的校長，身兼兵、學、商三種職業。小說盡管對老張的惡行進行了充分的揭露，并對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寄予同情，然而推動小說發展的，卻是各式各樣的笑料。比如老張臉上那隻“像柳條上倒挂的鳴蟬”的鼻子，和那張“最容易錯認成一個夾陷的燒餅”的薄嘴，就引起老舍極大的興味，重筆描寫之後猶嫌不足，繼續發揮：“批評一個人的美醜，不能隻看一部而忽略全體。我雖然說老張的鼻子像鳴蟬，嘴似燒餅，然而決不敢說他不好看。從他全體看來，你越看他嘴似燒餅，便越覺得非有像鳴蟬似的鼻子配着不可。”在《老張的哲學》裡，“可笑”是故事發展的第一動力，正如老舍自白的那樣：“我是個爽快的人，當說起笑話來，我的想象便充分活動，随筆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苦喪着臉講嚴重的問題與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話也不來了！”（《我怎樣寫〈大明湖〉》）

這種“幽默先行”的創作态度表明老舍的精神結構中尚缺少一種高屋建瓴的制衡，筆走偏鋒也是難免的。這種走偏中，顯然有搞笑沖動的推波助瀾。

《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盡管在世俗社會獲得成功，批評界對此卻有很大的保留。比如胡适對老舍作品的評價就不高，認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朱自清在肯定的同時，也指出了老舍過于誇張的毛病：認為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中，“‘發笑’與‘悲憤’這兩種情調，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對此老舍的回答很中肯：“有人說《老張的哲學》并不幽默，而是讨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有的人天生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于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點，尚無大毛病……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于讨厭。我承認這個。前面說過了，我初寫小說，隻為寫着玩玩，并不懂得何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讨厭？當然的。”（《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确實，在那個嚴峻的時代玩幽默，本來就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更何況，這是在孤獨的異國他鄉；當然，這一點隻有經曆相同的人才能體會。當幽默成為寂寞清苦的異域生活不可缺少的補償時，必然會變形扭曲，而笑料的過度開采，肯定會降低它的純度，落入“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陷阱。然而對于老舍這樣一介寒士，在冷漠的異域打發日子，何以解憂？唯有幽默！從這個角度看，倒是那些指責老舍玩弄幽默的人有點“站着說話不腰疼”。

《二馬》是老舍寫于英國的最後一部作品。一開始老舍曾想學一學英國大作家康拉德，把《二馬》寫成一部能夠“像球一樣滾動起來”、心理分析工細的作品，可是一上手，幽默又把他拉回原來的套路，“于是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萦回跌宕”。坦率地說，受各種條件限制，尤其是對英國生活缺乏深度的感性體驗，老舍當時不可能寫出一部康拉德式的作品，而“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不同處”的主題預設，卻為他的幽默表演搭好了平台，正如作者後來所說的那樣：“比較是件容易的事，連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發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裡提出判斷。臉黃就是野蠻，與頭發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我怎樣寫〈二馬〉》）确實，讀《二馬》感覺就像看哈哈鏡裡的人物：伊牧士除了中國話說不好，堪稱一本帶腳的“中國百科全書”，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僞君子；伊太太是一位“長一部小胡子”，看上去人不人、鬼不鬼的悍婦，傲慢自大到了非理性的程度；溫都太太心目中的英雄是“一拳打死老虎，兩腳踹倒野象”，見了女人卻千般柔媚、萬般奉承的白種帥哥；而老馬這個頭腦僵化且自以為是的京城遺老遷居到英國倫敦這個資本主義大都市之後，更是洋相百出：火車到倫敦車站時不緊不慢地下車，俨然“前清道台下大轎”的架勢；住在倫敦享清福，“下雨不出門，刮風不出門，下霧也不出門”的第一閑人光景；在大街上遇見英國總理的車都得聽從警察的指揮，認為洋鬼子“不懂得尊卑上下”的憤憤不平；看到外國人六七十歲仍埋頭工作，認為是“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人”的議論……所有這些，都是令人可笑的，但笑過之後卻不能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這不能不歸咎于幽默分寸感的失當。

老舍旅英時代的小說創作得之于幽默，也失之于幽默，這是初出茅廬弄文學的人不可避免的過程，證明藝術上的成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回國後受國内文壇思潮的影響，老舍有意改變寫作路子，放棄幽默，寫出了《大明湖》與《貓城記》這兩部十分嚴肅的作品，可是藝術上并不成功。正如他後來自剖的那樣：“朋友們常常勸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謝，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于讨厭。可是經過兩次的失敗，我才明白一條狗很難變成一隻貓。我有時候很想努力改過，偶爾也能因努力而寫篇鄭重、有點模樣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腳娘。”（《我怎樣寫〈貓城記〉》）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英國衆多的作家中老舍為什麼對狄更斯的作品情有獨鐘：“我是讀了些英國的文藝之後，才決定來試試自己的筆，狄更斯是我在那時候最愛讀的，下至于烏德豪司與哲扣布也都使我喜歡。這就難怪我一拿筆，便向幽默這邊滑下來了。”（《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他鄉遇知音，使他産生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老張的哲學》的問世，可以說就是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爾貝》和《匹克威克外傳》示範的結果。這兩部小說結構松散，風格幽默，作為初寫小說的老舍的模本，真是太合适不過了，它們鼓勵老舍放膽縱筆，施展自己的搞笑看家絕活。英國文學史家艾弗·埃文斯這樣評論《匹克威克外傳》：“喜劇因素從來就不是附加上去的，因為它是喜劇的生活觀的一種不費力的表現。狄更斯仿佛特别以一種逗樂和誇大的方式看待事物”。《英國文學簡史》這番話也可以挪用到對《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的評論上。

《光明日報》（2019年05月03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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