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12日電(記者孫正好)6月1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司馬祠墓柏森森，龍門長吊史聖魂》的報道。

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裡觸龍門。

源于青藏高原的黃河，自内蒙古河口鎮始，急轉南下，将黃土高原撕成兩半後，沿晉陝大峽谷一路狂奔，直至峽口最南端龍門，在此“激浪三千尺，平地一聲雷”。《尚書·禹貢》雲，此地“兩岸皆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龍門東為山西河津，西則是陝西韓城。

相傳夏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在此鑿山斷崖，引黃導流，曆十三年而馴服洪水，使天地平成。公元前145年，“史聖”司馬遷生于龍門，即今陝西韓城嵬東鄉。這位一生多驚濤駭浪的龍門才子，終以殘缺之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仰仰乎司馬，郁郁乎成風。自西漢至今，在黃河西岸的龍門故地，對一代“史聖”的追思仰慕之風，綿延兩千餘載；因司馬遷而興盛的尊師重教、詩書傳家之風，潤至深山，流遍鄉野；“解狀盛區”“戶盡可封”的文史之鄉，好德仁義、兩袖清風者輩出，正如司馬遷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公為河山增其光，河山為公留其彩。高考前夕，記者來到“士風醇茂”之地韓城，訪龍門餘澤，尋司馬遺風。

↑司馬遷祠墓（資料照片）。

文章曠代雄 千秋太史公

——龍門長吊司馬魂

司馬廟中柏森森，龍門長吊史聖魂。

在韓城東南方向的高崗上，司馬遷祠墓西枕梁山，巍巍聳立。東面，一線黃河接天而去；南方，春秋時秦晉大戰的韓原古戰場悄然無聲，悠悠魏長城隐沒其間。

韓城人，不将這裡稱祠稱墓，而是喚作司馬廟。概言之，龍門故地，以神靈之待遇，供奉司馬遷。

西晉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垣”。此後，司馬遷祠墓香火綿延，已曆經1700多年。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陝西韓城市南10公裡芝川鎮東南的高崗上，面對着黃河古渡口，周圍是一望無際的農田。最早為司馬遷建立祠墓的是晉漢陽太首殷濟，現存的寝宮、獻殿是北宋年間修複或新建的，清初又對司馬遷祠墓進行大規模擴建。新華社記者谷欣容攝

沿着司馬古道，我們開始了瞻仰之旅。古道長300多米，以巨石築路，行走其上，足下厚重，身沐滄桑。

據韓城市志記載，古道始建于春秋時期，因地處溝通芝川河谷和韓原的坡上，又名“韓奕坡”。司馬遷祠墓建成後，當地人漸漸将這裡改稱司馬坡、司馬古道。北宋年間，後人以巨石鋪築，為瞻仰司馬魂時“晴天不揚塵，雨天不帶泥”。

“司馬遷曾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專門引用《詩經》之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來贊美孔子。”講解員楊萌萌指着古道邊的木牌坊介紹說，“兩千多年後的上世紀40年代，在這塊立于康熙年間的木牌坊上，韓城人為司馬遷題寫了‘高山仰止’四個字，以顯追思之風。”

穿過木牌坊，步入朝神道，再往前，便是九十九層台階，此為清康熙年間，韓城縣令翟世琪和當地民衆捐錢捐物，耗時數載修築而成，在當時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國封建社會，九乃數之極，多為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用，民間修廟建祠時不可僭越。“太史故裡的老百姓，敢于藐視皇權，修九十九層台階，顯然含有更高更上的意思。”韓城曆史文化研究專家秦忠明說，“就是要曉喻世人，司馬遷隐忍苟活，腸一日而九回，曆百折而不撓，前後曆經十餘年完成《史記》，書寫了華夏文明3000多年的曆史，是位居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頂峰的巨人。”

獻殿的磚龛之上，塑于北宋宣和七年的司馬遷泥塑像着紅袍，扶玉帶，昂首而北顧，雙眼望向了他曾經深深牽挂憂慮的地方——正是在北方大漠深處的匈奴王廷腹地，李廣之孫少将李陵率五千步兵，深踐戎馬之地，垂餌虎口，橫挑強胡，與三萬匈奴精騎血戰十餘日，匈奴不勝，恐慌之下傾八萬之衆合力圍攻，李陵孤軍轉鬥千裡，失盡道窮而救兵不至，遂兵敗被俘。

這場發生于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的漢匈大戰，成為司馬遷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替李陵慷慨辯護，時年四十多歲的司馬遷身陷囹圄，于天漢三年被施以最極之腐刑。

↑演員在話劇《司馬遷》首演中表演。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在力透紙背、字字是血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道明自己之所以未就死而就刑，皆因父親司馬談未竟之業《史記》，“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世也。”“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龍門有靈秀，鐘毓人中龍。學殖空前富，文章曠代雄。憐才膺斧钺，吐氣作霓虹，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上世紀50年代，郭沫若先生不遠千裡，到韓城瞻仰司馬遷祠墓，寫下了這首五言律詩，碑刻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見。

寝殿之後，便是司馬遷墓冢，冢上長有千年古柏一株，樹幹自墳出而分五枝，朝向遠方的黃河。正如明代李因笃所詩：“尚餘古柏風霜苦，空對長河日月深。”

墓冢整體呈穹廬頂形，四周裹磚上雕有八卦圖案，意在頌揚《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陝西韓城市南10公裡芝川鎮東南的高崗上，面對着黃河古渡口，周圍是一望無際的農田。最早為司馬遷建立祠墓的是晉漢陽太首殷濟，現存的寝宮、獻殿是北宋年間修複或新建的，清初又對司馬遷祠墓進行大規模擴建。這是司馬遷衣冠冢——八卦墓。新華社記者谷欣容攝

“曆代以來，龍門故地對司馬遷的追仰，最直觀的表現，一是修墓刻碑，比如單是有碑文記錄的，自宋至清大大小小的修建就有17次，曆次修繕多為韓城地方官和民衆集資出力，如明萬曆年間，進士出身的韓城人張士佩，捐司馬坡下水田五畝兩分，募人一邊替太史公守墳，一邊耕作。苦心經營30年後，用積攢所得為司馬遷修殿三間。”秦忠明說，“另一個直觀表現，就是綿延千載的民間祭祀。”

從北宋年間起，韓城民間就有了盛大的司馬遷廟會，至明萬曆年間，司馬遷廟會祭儀便升格至正祀（祭孔）級别。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時期，韓城民間就開始在清明節祭祀司馬遷，但氛圍卻是并非凄凄慘慘“欲斷魂”之感，相反卻是敲鑼打鼓，熱鬧非凡！這在司馬遷後裔所在的徐村尤為明顯。

徐村之“徐”，喻司馬遷殘餘之兩脈後人，也有“延續”之意。相傳徐村現有的同、馮兩姓，均為司馬遷後裔，為避官家耳目，族人将“司”“馬”二字添加筆畫後改姓同、馮。

徐村祭奠司馬遷，要唱“跑台子戲”：清明前一夜，先在村西臨時搭台唱戲。黎明時分，突然之間鼓樂全停，燈光齊滅，演員不卸妝，直奔村内九郎廟；村民拆舞台，裝道具，随演員狂奔，生角背着旦角跑，成人抱着小孩追，履失不找，冠掉不拾。九郎廟正台上的樂班見演員跑來，猛然間大戲開鑼，鼓樂震天。

如此别開生面的祭奠，概為紀念《史記》問世。相傳漢宣帝年間，同、馮兩姓之人在清明之夜，偷偷為先祖司馬遷唱上墳戲，突然聽說京城大批人馬直奔徐村而來，衆人以為又要興師問罪，倉皇逃散。下了坡才知，原是漢宣帝采納了司馬遷外孫楊恽之奏請，同意《史記》面世。大禍轉為大福，大悲實為大喜，兩姓人随即在坡下重搭戲台，鳴鑼慶祝。

“别人清明淚漣漣，徐村清明勝過年”。清明連唱三天三夜跑台子戲，就這樣在悲喜交加中留傳兩千餘載。2006年起，韓城市人民政府開始主辦每年一屆的“祭祀史聖司馬遷大典”；2014年，徐村司馬遷民間祭祀，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祭祀人員在活動現場進行舞蹈表演。新華社記者邵瑞攝

下了司馬坡 秀才比驢多

——流遍鄉野的耕讀之風

大象山，有道十八彎，茂林密其颠；盡覽南川與北原，東望黃河一線天。

位于韓城西北部的象山，海拔600多米。旭日東上，我們在山色如黛中，來到了象山之巅，追仰另一位龍門才子——杜鵬程。

蒼翠莊嚴的墓園之中，以《保衛延安》為主題的浮雕牆，如杜鵬程的筆力一樣粗犷雄壯，堅韌挺拔。前方，披衣而立的杜鵬程塑像凝思遠眺，望向遠處的故鄉——煙火萬家的韓城。

1921年，杜鵬程出生于韓城夏陽鄉蘇村，這裡離司馬遷祠墓僅十餘裡。幼年喪父的杜鵬程，自幼家貧。因蘇村以種植、加工辣椒而遠近聞名，為了求生，杜母常常背着兒子，沒日沒夜地碾辣子，以緻很多時候眼圈都是紅的。

“上世紀20年代末，杜母帶着年幼的杜鵬程，在縣城租下了民房，為的就是能讓兒子讀好書，上好學。”杜家的故交、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副會長薛引生說，“在縣城的學校裡，杜鵬程邊讀書，邊給學校打鈴，為的是掙一點零用錢貼補家用。”

“他把中華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把中國曆史學說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也把中國人的自我認識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這就是自古至今，人們學習他、崇敬他、忘不了他的根本原因。”多年以後，杜鵬程如此評價司馬遷，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司馬君。這位當代知名軍旅作家，以此種方式追仰偉大的同鄉。

“司馬遷對韓城人的影響太大了。”韓城司馬遷文化研究專家賈雪芹說，“不管在任何時代，司馬遷都是這座城市最大的偶像；無論家裡多麼貧窮，日子多麼艱難，像杜母這樣的尊師重教、耕讀傳家之風，始終徜徉在韓城人的骨血裡。”

↑人們在陝西省韓城市司馬遷祭祀廣場祭拜司馬遷。新華社記者丁海濤攝

“溥彼韓城，疆分周命。”韓城，古為周武王幼子之封國，地處黃土高原南部、黃河西岸，域内七山一水二分田，在曆史上并非富饒之地。但受司馬遷和《史記》的巨大影響而興盛的耕讀之風，在這裡流遍鄉野，潤至深山。清朝西北地區唯一的狀元、韓城人王傑曾說“吾鄉非沃土，然慕讀書”。

太守殷濟為司馬遷建祠建墓後，沒幾年便直接辭官回到家鄉韓城，構築精廬，設帳授徒，傳講《史記》；隋唐以後，随着韓愈、柳宗元、顧炎武等大批文化名人的推崇，司馬遷和《史記》聲譽漸隆，韓城文脈也随之漸昌。

明清兩朝，小小韓城南北三十裡，先後建立書院13處，除了司馬書院外，還有龍門書院、少梁書院、古柏書院和蘿石書院等。清康熙以後，新建義學就有28所，文廟規模也是陝西之冠、全國罕見，因此，民間有戲語稱“下了司馬坡，秀才比驢多。”

因為讀書人多，所以考取功名、為官之人自然也多。明清兩朝是韓城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科舉取士者近1400人，其中進士110多名，舉人500多名，貢生700多名，以緻當年的朝廷中有“朝半陝，陝半韓”之說，意為朝廷官員裡一半是陝西人，陝西官員中一半又是韓城人。

南北尚書、祖孫巡撫、父子知州、一母三進士、一舉一貢生……清代時，韓城毓秀橋南的連三牌坊上，分别高懸“士風醇茂”“解狀盛區”“戶盡可封”等巨額牌匾，足見韓城文脈之盛。

“韓城人相信，故鄉讀書蔚然成風，有司馬遷的影響。”賈雪芹說，“曆代以來，每年清明節，韓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馬廟，男孩要從司馬祠墓裡摘得松針，别于胸前，以求滿腹經綸；女孩折下迎春花，插在發髻，寓意有個好前途；即便到現在，很多韓城的孩子，小學、初中、高中的第一課，老師都要講一講司馬遷與《史記》，以作勉勵。某種程度上，司馬遷與《史記》，就是這座城市的根與魂。”

漫步于韓城的鄉野，文史之鄉對詩書傳家的重視，多體現在一個家庭最顯眼的位置——門楣或楹聯。這種文化在韓城黨家村尤為濃郁。

笃敬、孝悌慈、寶善居、楚書是寶……在黨家村，家家門楣有題字，或石刻，或木雕，字體以行、楷為主，有的豐潤端莊，有的剛健遒勁。“不管在黨家村，還是在韓城，以耕讀第、詩禮第、太史第為門楣刻字的家庭不在少數，皆因在他們看來，耕讀是幹正事，走正路。”黨家村第20代傳人黨鑒泉說，“在這裡，一個‘半藏農器半藏書’的家庭，備受人們的羨慕和尊敬。”

↑韓城黨家村内的門楣刻字“耕讀第”。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孫正好攝

治家無奇術，教子多讀幾行書。在黨家村，以詩書傳家為内容的石刻楹聯、家訓随處可見——

一等人忠誠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

志欲光前，惟是詩書教子；心存裕後，莫若勤儉持家。

古今來多少世家，無非積福；天壤間第一人品，便是讀書。

……

後輩人若要搬遷，這些題字還會被鄭重其事地描下來，镌刻在新居，以示傳承，既為律己，也意在告誡後人。“讀書是這方百姓最樸素的追求與信仰。”黨鑒泉說。

黨鑒泉年輕時曾在黨家村小學教書，有一次，村裡鐵匠的兒子上課時調皮搗蛋，他便“踢了兩腳”以示懲戒，沒想到孩子掉頭跑了。放學後，他不放心，便去家訪。一進門，鐵匠做的第一件事，是給老師下了一碗挂面，還加了一個雞蛋，讓老師吃飽再說。

文教最盛時，韓城村村建有惜字爐，系專門用來焚燒字紙，即寫過的紙片不可亂扔、遭人踐踏，需一律送到惜字爐焚燒淨化。逢年過節，小孩的任務，往往是将家中字紙送到村裡惜字爐焚化，汲取“讀書為上”之思想。

如此尊師重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一個不足百戶的黨家村，在鼎盛時期有私塾12所，近半數人博得功名。

“每年三月，鯉魚自百川争集龍門，躍而欲上。一登龍門，則化為龍，雲雨從之，乘風而去。”千百年來，中國人常以龍門故地的這則傳說，喻讀書人金榜題名、平步青雲。

魚躍龍門的自然奇景、流遍鄉野的耕讀之風、讀書人的理想化身司馬遷，這一切隐隐勾勒出龍門讀書人終其一生的奮鬥軌迹，也為這片文脈盛地提供了絕佳的精神标識。

↑在陝西省韓城市司馬遷祭祀廣場，小學生在朗誦《史記》名篇。新華社記者丁海濤攝

龍門有餘澤 史聖故裡傳清風

建于元代至大年間的韓城九郎廟中，大殿四角的木拱梁間，跪着一個托舉木梁的木雕孩童，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趙氏孤兒——趙武。

趙氏孤兒的故事，源自《史記·趙世家》，經元代戲曲家紀君祥改編後廣為流傳：春秋時晉國上卿趙盾遭到大将軍屠岸賈誣陷，全家300餘口被殺。為斬草除根，屠岸賈下令在全國搜捕趙氏孤兒趙武。背負托孤重任的趙家門客、草澤醫生程嬰，走投無路之時，獻出自家孩子救下趙武，老臣公孫杵臼等義士也為此獻出生命。程嬰含辛20年後，将趙武撫養成人，冤情得以昭雪。

故事中的大德之人程嬰為司馬遷同鄉，是韓城芝川人。程嬰救下趙武後，相傳藏嬰于韓城高門原西的九郎山（今巍山），至今巍山北野仍有藏嬰洞遺址。九郎山、九郎廟即為“救郎山”“救郎廟”。

為彰化義士大德，後世韓城多建九郎廟、三義墓。在今韓城堡安村，遺存有三座磚砌墓冢，墓前的墓碑上分别刻有“晉程義士嬰墓”“晉公孫義士杵臼墓”“晉卿趙文子（即趙武）墓”的字樣。

司馬遷不隐惡，不虛美，《史記》中很多義賢故事，都成為司馬故裡的教化之源。如在韓城禹山東麓的山峁上，有四義墓，供奉着荊轲、高漸離等四位義士，後人為其撰聯曰：“千秋頌高義，萬古傳知交。”

正如司馬遷雲“從善如流，施惠不倦”，因為尚義，韓城民間也多仁義之士。清順治年間，黨家村人黨德佩趕着一頭毛驢，馱着兩捆棉花到河南南陽做生意。同在南陽打拼的一位廣東佛山商人，因家中有變，将大批木材委托于黨德佩後回鄉，不料一去就是四年。歸來時商人心生忐忑，料定木材多半會打水漂。

不料商人進店後還沒落座，黨德佩就拿出賬本，連本帶利都記得清清楚楚，并悉數返還。黨德佩因此在南陽聲名大震，靠着清白為人、誠信經營，成為日進千兩的秦商巨賈。

清朝時，韓城縣衙的西街上，有座“将軍樓”，橫跨街面，樓上縱書“清官穿靴，贓官卸帽”，意為在韓城為官者，若清正廉潔，離任時韓城民衆會為他制一雙新靴，讓其以新換舊，步步高升；若為官不正，民衆會要求他卸下官帽，免冠（官）而去。

明朝左懋第，曾任韓城知縣，在任六年而政績斐然。左公離任赴京時，韓城民衆以“百家靴”相贈，期望他步步高升，并夾道相送至龍門渡口。

“司馬遷秉筆直書，良心與氣節并存，他在《史記》中推崇的很多人和事，也往往背負大仁大義，兼具真善美。”賈雪芹說，“這在無形中塑造了這座城市的尚大德之風。自古以來，韓城民間好仁義，為官多‘兩袖清風’之輩。”

生于韓城廟後村的王傑，是清代西北地區唯一一位狀元，在乾隆、嘉慶兩朝官至東閣大學士，位同宰相。在韓城，許多讀書人的榜樣，除了司馬遷，還有王傑。

王傑在權力中心的十餘載，正是貪官和珅炙手可熱之際。與和珅不同的是，王傑位居高位時，仍穿布衣，着草鞋，連轎子都不坐，往往騎老馬上朝。

與和珅同主軍機，王傑除議政外，常常默默獨坐，距和珅甚遠。有一次，和珅有意拉攏他，奉承他手長得好看，王傑毫不趨勢，拂袖道“傑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

和珅因貪贓枉法入獄後，朝中權臣、地方大吏多為其同黨，竟無人敢任主審，唯不偏不黨的王傑挺身而出，主動挑起了主審和珅貪腐案的大任，以鐵面無私、大義凜然之舉，判處和珅死刑，籍沒家産。

王傑一生曾12次擔任鄉試、會試主考、副主考，四任學政。為保清廉，他多次拒絕兒孫赴省或赴京參加考試，甚至放話“誰錄取我的兒子，我就彈劾誰”。有一次，兒子瞞着他到省裡考試，王傑知道後下令将其考卷撕毀。

“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公元1803年，在嘉慶皇帝的送行詩中，王傑離任還鄉，臨走時還将京城禦賜的豪宅捐獻出來，改作韓城會館，僅帶走了幾十箱書籍。

到韓城後，王傑引用《史記》中的故事表心迹于鄉人，稱真正的衣錦還鄉是“德庇生民，功在社稷”。韓城文廟至今留存的記事碑，記載了王傑回鄉後“捐銀五百兩，置田地取租，每逢鄉試到省，送以助盤費之資”的慷慨仁義之舉。

因為繼承了太史公敢于直言、不畏強權的史官作風，由宋至清，出身韓城的官員，多為谏官、禦史，多在刑部就職。

宋仁宗時，包拯之師、任東台禦史的張昪，曾冒死上疏，為範師道鳴冤；明朝時王盛、薛國觀都曾擔任過給事中（向皇帝谏诤時政得失之官），張士佩做禦史時，也深得嘉靖賞識；有清一代，賈宏祚曾任陝西都察院監察禦史，劉蔭樞也曾擔任給事中，張廷樞曾官至刑部尚書。

“正所謂打鐵還須自身硬，和王傑一樣，這些韓城籍官員在曆史上均以正直、清廉著稱。”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副會長薛引生說，“受司馬遷和《史記》滋潤而形成的清風正氣，不僅流淌在韓城，更流淌在整個中國文化裡，對當下仍有非常積極的警示意義。”

司馬遷究竟死于何時、何地、何因，至今仍不能完全考定，因此在中國的很多史書中，寫下三千多年華夏文明史的“史聖”司馬遷，沒有結局。

但“公為河山增其光，河山為公留其彩”，在悠悠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中，司馬遷和《史記》已然不朽。

“他給了紛亂的曆史一副穩定的有關正義的目光，使這種曆史沒有在一片嘈雜聲中戛然中斷。中華文明能夠獨獨地延伸至今，可以潇灑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與他有關。”餘秋雨曾作文如此評價司馬遷。

龍門有餘澤，風追司馬兩千載，正如黃河沖出龍門後，橫際無涯，浩渺壯闊。在故鄉韓城，在整個中華文化圈乃至人類文明史，曆史給了司馬遷最好的結局。

參考資料：秦忠明主編《毓秀龍門（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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