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唐以前的詩人中，陶淵明的生平是最為複雜的。如被朱自清先生稱之為“此六者皆荦荦大端”[1]的名字、年号甲子、居址、出處、世系、年歲等，至今仍是衆說紛纭，難斷甲乙。以其年壽為例，自劉宋以降，即有六十三歲、七十六歲、五十六歲、五十二歲、六十餘歲諸說。持六十三歲說者乃肇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梁啟超《陶淵明年譜》[2]則首發其難而創五十六說。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3]從梁說。七十六說者為宋人張纟寅 在《吳譜辯證》[4]中最先提出，清人黃璋等則從之不疑，但梁《譜》認為是說亦不能成立。宋雲彬《陶淵明年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宋書·陶潛傳》的六十三歲說“蓋無明據”，其齡當在“六十歲左右”。[5]古直《陶靖節年譜》[6]首倡五十二歲說。賴義輝《陶淵明生平事迹及其歲數新考》[7]，雖然認為古《譜》所用證據皆不可能成立，但其從新的材料上證實陶淵明年壽仍為五十二歲，與古《譜》之說偶合。

又逮欽立《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以下簡稱《系年》） [8]雖從六十三歲之說，然其前此所撰之《陶淵明年譜稿》卻贊同古《譜》的五十二說。固然，《系年》的六十三歲說在材料上雖采用了“舊瓶裝新酒”之舉，但其中的矛盾與疑窦卻是舉不勝舉。如《系年》在義熙十一年内認為陶淵明三十五歲時始生長子阿舒（俨），而于太元十九年陶淵明三十歲時則說：“是年喪妻。”如此，就表明阿舒乃為陶淵明的繼室翟氏所生。其實，這種說法與陶淵明的《與子俨等疏》的記載是大違其背的。《疏》雲：“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這裡的“不同生”與“共父之人”，已極明白地告訴我們，陶俨是非翟氏所生而為陶淵明的元配所生。至于《系年》為成六十三歲說而臆改“閑居三十載”為“閑居三二載”，解釋“一去三十年”為“一去十年”等等，更屬無根之談。由是看來，中華書局編輯部在《陶淵明集·出版說明》一文中，指出逮欽立對《陶淵明集》的注釋，以及對陶淵明生平與詩文的系年多為“偏頗之語”的批評，是既為中肯又頗為中的的。

以上的情況表明，陶淵明的年壽自劉宋迄今存在于學術界的種種說法，都是很難成立的，而其生平也就由此構成了一道文學史上的難解之題。本節意在以陶淵明的宦曆為審視點，結合有關材料，對其年壽、生年試作一次新的探求。

一、陶淵明年壽考論

對于陶淵明的宦曆，首載者乃為沈約的《宋書·陶潛傳》，其有雲：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赢疾。複為鎮軍、建威參軍……以為彭澤令，即日解印绶去職。……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9]

從這段文字可知，陶淵明在解州祭酒後與“複為鎮軍、建威參軍”之間，有着一段生平中的時間空白，而沈約對此則僅以“躬耕自資，遂抱赢疾”八字搪塞之。事實上，沈約的這種作法是不可取的。按陶集中有《還舊居》詩雲：“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複來，恻怆多所悲。”這詩表明，陶淵明一度曾在“上京”家居“六載”之久。但對于詩中“上京”之所指，說者有三，即栗裡、京都建康、上荊（即荊州）。按栗裡在廬山，與柴桑近在咫尺，來去可當日往返，若陶淵明在彼居“六載”後還柴桑“舊居”，其何得有“恻怆多所悲”之境況呢？更何況将“上京”作為廬山之一裡名者，乃始于淳熙十二年宋人朱端章的《南康志》，以宋人之著述來作為對東晉時期的“上京”的考證材料，這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所謂考證之大忌者，此即其一也。将“上京”箋作“上荊”即荊州者，為梁啟超《陶淵明年譜》所首倡，然是說與陶集中它處的“上京”之用，則迥不相符。如《答龐參軍》詩雲：“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又是詩之序雲：“從江陵使上都，過尋陽見贈。”顯而易見，“上京”所指非“上荊”而為京師建康無疑。

陶淵明為什麼居“上京”？又于何時居“上京”？對此，以前的諸多年譜大都将其與《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聯系起來考察。如逮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即認為：“劉裕起事在京口，并在此坐鎮，京口在晉陵丹徒縣，曲阿在晉陵曲阿縣，彼此相距甚近。”其實，這種說法是大有間題的。按劉裕為鎮軍參軍，事在興元三年（公元404年），曆《還舊居》的“六載”為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屆時，陶淵明辭彭澤令已為數載，何得仍居“上京”而“去還歸”呢？此則表明，是說之為誤，乃是不言而喻的。又有論者以為鎮軍将軍即劉牢之，但劉牢之一生不曾供此職，可見，是說也是無法成立的。考陶集《飲酒》其十有雲：“在昔曾遠遊，直至東南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拟古》其二雲：“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又其八雲：“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雲：“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這些詩句表明，在陶淵明的生平中，曾有過一段“遠遊東南隅”的經曆，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題，又點明他此行“還舊居”的時間為“庚子歲”（公元400年），以此上推“六載”，則其始遊“東南隅”乃為晉簡文帝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據此可知，陶淵明所謂居“上京”六年者，蓋乃指他進行了一次以京師建康為中心而長達六年之久的東南漫遊，時間則為公元395年至公元400年。又據“久遊戀所生”五字，知陶淵明“庚子歲五月”的此行之所以從京師還柴桑者，蓋為挂念在“舊居”的“所生”即老母故也。而此期，陶淵明的“家叔“陶夔正在京師任太常卿，其之漫遊“東南隅”，當與陶夔任職京師不無關聯。

陶淵明歸家柴桑未久，即“投耒去學仕”，開始了對功名的專意謀取。時年為二十九歲，這有《飲酒》第十九首中的“行行向立年”五字可證。這就是說，陶淵明二十九歲時乃在“庚子歲”即晉安帝隆安四年之後。而據我們的考察，這個“之後”實際上隻有兩年的時間（詳後），如此，“庚子歲”陶淵明就為二十七歲，推之則其生年乃在公元374年，也就是晉孝武帝永康二年。顔延之《陶征士诔》雲：“春秋若幹，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裡。”元嘉四年為公元427年，以此計之，可知陶淵明的年壽為五十四歲。

陶淵明的年壽不過六十，顔延之《陶征士诔》早有記載，雲：“年在中身……視死如歸，臨兇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10]其中“中身”，乃典出《書·無逸》中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即五十歲之謂也。然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注此引《僞孔傳》雲：‘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全數，不必即指五十也。”按朱說乃誤。若“全數”不必即指“五十”而為“六十”或者“七十”，其顯然是不符合“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之本意的，蓋因“五十”以外的任何“全數”，均不能視為文王即位的代年歲之詞故也。通欽立《陶淵明集·跋》對此又另創新說，認為：“中身不一定是指五十多歲。如《晉書·陸玩傳》說：‘臣已盈六十之年。’‘又上表曰：臣年中壽，終命歸全，将複何恨。薨年六十四。’可見在晉人眼裡，六十以上亦可稱中壽或中身。”

按“中身”并不等同于“中壽”，逯《跋》在這裡因不明此而混淆了兩詞的概念。如前所述，“中身”典出《書·無逸》，在這裡為年歲五十代指的專用詞，而“中壽”則因時代之不同其所指也就不同，這是絕對不能與“中身”相提并論的。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雲：“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疏雲：“中壽百。”而《莊子·盜拓篇》以“中壽”為八十，《淮南子·原道》以“中壽”為七十，《呂氏春秋·安死》則以“中壽”為六十。晉人将“中壽”作六十者，除《晉書·陸玩傳》外，尚可在葛洪的《抱樸子·至理》等著述中找到例子。可見，“中壽”作為年齡的代名詞乃為一種“可變之物”，而“中身”作為年齡的代名詞，因典出《書·無逸》，就隻能專指五十而言。逮《跋》未明二者間的各自之真谛，擅作斯說，實謬之甚也。

其實，陶淵明壽不過六十，我們從他與顔延之的交往關系中亦可窺知。蕭統《陶淵明傳》雲：“先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尋陽，日造淵明飲焉。”[11]這一記載告知我們，顔延之曾兩次在尋陽與陶淵明過從，一為任劉柳後軍功曹時，一為任始安太守途經尋陽之際。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史無明載，清人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考訂在義熙十年至十二年之間，可從。按顔延之生于晉太元九年甲申（公元384年），至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為三十二歲，陶淵明的生年若以上考公元374年計之，屆時為四十二歲，較顔延之年長十歲。否則，如持六十三歲說者所言，陶淵明義熙十一年為五十二歲，乃長顔延之二十歲，二人在年齡上的距離竟為一代人之隔，如此“情款“，豈可理喻？

二、陶淵明生年稽考

陶淵明的年壽既然不可過六十，那麼，本文上考其“庚子歲”為二十七歲究竟有無可靠的材料證明呢？下面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考察。

（一）上引《宋書·陶潛傳》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又雲：“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陶淵明為江州祭酒，從宋人王質的《栗裡譜》到今人王瑤注釋的《陶淵明集》，以及途欽立《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廖仲安《陶淵明》等著述，皆認為乃在他二十九歲之時，所依證據，便是《飲酒》第十九首中的“投

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兩句。按“學仕”一詞雖從《論語》“學而優則仕”化出，但後者所強調的是“學”，隻有“優”才能為“仕”，而非“優”者是不能入仕的，所以，“學仕”非如舊注所釋為“已入仕”、“從政”、“做官”之類意，而是指謀取功名言，這有陶淵明的《祭從弟敬遠文》為證。是文雲：“餘償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這十二個字，是陶淵明在義熙七年對昔時“流浪”生活的回憶，其中“無成”一詞，便是“學仕”為謀取功名的佐證。若“學仕”為“已入仕”或者“從政”與“做官”，則“流浪無成”就不可理喻。明乎此，知“是時向立年”等，是不能用來證明陶淵明任江州祭酒乃在他二十九歲之時的。

那麼，陶淵明的“起為江州祭酉” 又究竟在哪一年呢？我們認為，《宋書·陶潛傳》的“弱年簿宦”對此作了明确記載，即其為江州祭酒必在二十歲無疑。以陶淵明年壽五十四歲推之，知其二十歲時乃為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據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12]，屆時的江州刺史為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晉書·王羲之傳》雲：“王氏世事張氏五鬥米道，凝之彌笃。”[13]則王凝之乃為一個“彌笃”的五鬥米道徒。當時的江州刺史既為王凝之，那麼，陶淵明在王凝之州幕供祭酒之職即可遽斷。至此，我們即可明白，《晉書·陶潛傳》所載陶淵明“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雲雲，所指非為傳統而又流行的奉祿說，而是說陶淵明不能折腰于如王凝之這樣的一個五鬥米道徒。但有論者認為，《晉書》乃唐人所撰，材料來自蕭統的《陶淵明傳》而又有所改變，當以蕭《傳》為準。按二《傳》所不同者，唯蕭《傳》于“豈能為五鬥米折腰”雲雲的後面，有“即日解緩去職，賦《歸去來》”一句，持論者即據此，認為陶淵明當時所說這番話者，非為供職江州祭酒而為彭澤縣令。其實，蕭統的《陶淵明傳》此載是頗為錯誤的。按陶淵明辭彭澤縣令，事在義熙元年，原因乃為胞妹病卒武昌故，對此，其《歸去來兮辭》的序文有明确記載：“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即明證。

由上可見，陶淵明一生曾兩次辭職，一為太元十八年的辭江州祭酒，原因為不願折腰于王凝之這樣的一個五鬥米道徒；一為義熙元年的辭彭澤令，原因為“程氏妹喪于武昌”的緣故。而前者，又與《宋書》的“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極為扣合。正因為陶淵明在他二十歲時不願與五鬥米道徒王凝之為伍，故當“州召主薄”時，他即以“不就”而罷之。對于以上史實，逯欽立《系年》亦已注意，然因其迷信陶淵明的年壽為六十三歲說而系之于他二十九歲之時，因而就産生了與“弱年搏宦”無法關聯的矛盾。對于這一無可避免而又無法解決的矛盾，《系年》又不得不以避而不談的方法予以了之。我們認為，此舉既不嚴肅又不科學，顯然是削弱了《系年》的學術性的。

（二）陶集中的《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有雲：“弱冠逢世阻。”逯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注雲；“弱冠，二十歲。逢世阻，即《有會而作》所謂‘弱年逢家乏’。”其實，這種注釋是有悖于史籍的記載的。考《晉書·孝武帝紀》，陶淵明二十歲的太元十八年内有如下之記載：春正月地震，二月又地震，六月始興、南康、廬隴大水，深五丈，七月大旱；三月翟劍冠劍南，閨七月司馬徽反，九月楊佛篙反。一年之内，兩次地震，一次水災，一次大旱，三次戰禍，天災戰亂驟降，正所謂“逢世阻”也。若陶淵明二十歲之年，如持六十三歲說者在太元九年，持五十六歲說者在太元十六年，持五十二歲說者在太元二十年，持七十六歲說者在簡文帝鹹安元年，這些年内的天災戰亂，是均遠非太元十八年可比的。又據《晉書·簡文帝紀》、《孝武帝紀》載：鹹安元年既無天災、亦無戰亂；太元九年有戰亂兩次而無天災；太元十六年戰亂一次亦無天災。太元二十年天災、戰亂僅各一次。兩相比較，可知“逢世阻”之指，是非太元十八年莫屬的。或有論者以是詩中的“結發念善事，亻黾 亻免 六九年”為據，認為陶淵明在詩中已“明言時年為54歲”，而是詩又非陶淵明的絕筆，安能用以證實陶淵明的年壽為五十四歲呢？按此說亦不的。這是因為，詩中的“亻黾

亻免 六九年”，一本作“掩挽五十年”，若據後者，則是詩不作于陶淵明五十四歲之年甚明。否則，就必須以确實可靠的證據，來證實“亻黾 亻免 五十年”是錯誤的。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認為，還是陸侃如先生在《陶公生年考》一文中說得好：“在未能确定這些異文孰是孰非以前，所有數目均無作證資格。”[14]故而，我們在重新考察陶淵明的年壽時，對陶集中的異文如“奄出四十年”（一作，奄出四九年”） 《戊午歲六月遇火》（“戊午”一作“戊申”》、“開歲倏五十”（一作“開歲倏五日”），以及《遊斜川》詩序的“乙醜正月五日”（“乙醜”一作“辛醜”，又作“辛酉”、“辛亥”）等，概不取之。因為隻有這樣，才能避免無端“訟案”的出現，才能迫使我們從新的角度和材料去重新考察陶淵明的年壽。

（三）《雜詩》第十首雲：“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羁。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詩中前兩句所指，即陶淵明太元二十年始遊“東南隅”事，曆“十載”正為他辭彭澤令的義熙元年。在這十年中，陶淵明從東南漫遊到投耒取功名，繼而再到供職荊州，始作鎮軍、建威将軍與彭澤令，皆離家在外與人周旋，故雲“暫為人所羁”。按逮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注“驅役”雲：“差遣徭役。”并據以認為，“驅役無停息”是指陶淵明屆時已在京都供職，且于《系年》中的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内雲：“是年為桓玄官吏。”繼又于翌年即隆安四年内雲：“是年曾以官使使都，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詩雲：‘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知此次至都，乃以官事，而非私事。”逮文之所以作如是結論者，皆因釋“役”為“徭役”即“官使”故也。按此二詩中的“役”，皆指行役即“行旅之事”而非“官使”。考曹植《情詩》有雲：“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是“役”非為“官使”專利的明證。《系年》在隆安四年内又雲：

又詩雲：“久遊戀所生。”知陶仕玄為官不自今年始，若自令年始，方至五月，不得言久遊也。據《晉書·桓玄傳》，玄“屢上疏求讨孫恩，诏辄不許。恩逼京師，複上疏請讨之，會恩已走”雲雲，按《安帝紀》，孫恩陷會稽，在去年（公元399年）十一月，至丹徒逼近京師，在明年（公元401年）六月，則陶之奉使為玄初次上疏當在本年（公元400年），其仕于玄，當在是年。

按桓玄自領荊、江二州刺史，據《晉書》等材料，知事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詩表明，陶淵明此行至京師至遲是必在隆安四年即“庚子歲”的五月之前的。陶淵明為“桓玄官吏”，即以桓玄為荊、江二州刺史的隆安三年十二月計之，至翌年五月也實際不足半年，亦與“久遊戀所生”不符。此其一也。其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一雲：“一欣侍溫顔，再喜見友于。”其二雲：“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所紀者皆為陶淵明長期在外而急欲歸家與歸家後之心情，何曾有一字涉及“奉使為玄初次上疏”之事？可見，強以《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為據，認為陶淵明在隆安三年十二月于荊州仕玄雲雲，乃是毫無道理的。而将此詩系于“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之歸時，與陶集中所述淵明生平行年無一不合。

根據以上三個方面的考察表明，無論是《宋書·陶潛傳》對陶淵明20歲時仕履的記載，抑或陶淵明在詩中對他20歲時行事的披露與反映，均與史籍所載之史實毫無軒轾可言，故其生于公元374年、享年即年壽為54歲，當是可以遽斷的。

注釋：

[1]見《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載《朱自清全集·文史論著》，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2]梁啟超《陶淵明年譜》，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3]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4]張纟寅 《吳譜辨證》，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5]載《新中華》複刊第六卷第三期。

[6]古直《陶靖節年譜》，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7]載《嶺南學報》第六卷第一冊。

[8]逮欽立《陶淵明詩文事迹系年》，《陶淵明集》（逮欽立校注）附錄，中華書局1979年版。

[9]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

[10]顔延之《陶征士诔》，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

年影印本。

[11]蕭統《陶淵明傳》，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

[11]陸侃如《陶公生年考》，載《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

[12]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

[13]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

（本文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4期，又載吉林文史出版社《先唐詩人考論》第五章第一節，第144—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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