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向培（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如果要評出今日學者關注度最高、對國人思想世界影響最為深遠的中國古代人物，朱熹無疑在列。全祖望謂其“緻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甚為的當。至于其對儒學發展的貢獻，可謂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因此之故，關于朱熹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長盛不衰的熱點，而朱熹書劄作為研究其行實、曆事之第一手資料，更是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顧宏義先生近著《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彙編》（以下簡稱《彙編》），即為此整理研究之新作。

《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彙編》 顧宏義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言其為“整理研究”之作，而非古籍整理或資料彙編，是因此書不單單是資料整理彙編，而包含着整理和研究兩個方面的内容。從古籍整理的角度來看，《彙編》皇皇六大冊，逾兩百萬言，收錄迄今所見朱熹緻師友門人書劄兩千五百餘通，他人緻朱熹書劄三百七十餘通。此次彙編不僅是從朱熹《晦庵文集》及師友門人文集和後人輯佚著作中收錄，更有采自朱熹與時人之其他著述，序跋、碑傳、志文盡入其毂中，而蒐集之時代，更是下至元明，其輯錄範圍之廣、時間之長、數量之多，罕有倫比。

從其研究層面來講，縱觀全書，有四分之一強而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乃考證書信撰寫時間，并對其一一系年。因朱熹及師友門人諸多書信并未留下撰寫年月信息，顧先生博引宋代史料，旁證朱熹及師友門人行誼，參伍以求，錯綜以驗，推年排月，考證細密。如朱熹《答張彥輔》（《彙編》，第3189頁），此書劄共一百六十餘字，作者據信中“伏承惠吊，并以香茶果實遠緻奠儀”一語，以及《晦庵文集》卷九四《朱君孺人祝氏圹志》載朱熹母祝氏卒于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葬于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而知此書為朱熹緻書答謝張彥輔緻奠其母，故其撰寫時間在其母亡後不久。另外，作者指出本書劄原題《答尤尚書》是錯誤的。尤尚書指尤袤，然據《宋史》卷三八九《尤袤傳》等文獻，尤袤未曾除官襄陽府或京西路，而本書有言“襄陽之除，必是見阙。……引領西望，徒切怅然”，顯然不合。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以為尤袤實為張棟之誤。《彙編》據《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雲：“乾道五年，舒州民獻龜，骈生二首，不能伸縮，郡守張棟縱之潛山。近龜孽也。”又《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一九雲：“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十九日，荊南駐紮禦前諸軍都統制秦琪、權京西轉運判官兼權知襄陽府張棟言”，推知張棟任權京西轉運判官兼權知襄陽府當在乾道六年初，證本書實緻權知襄陽府張棟，時在六年二三月間。其推求考訂，令人信服。此類系年考辨在書中俯拾皆是，使得此著成為一部兼具朱熹書劄資料整理與研究價值的力作。

以此而言，《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彙編》一名，并未道出其學術研究部分之内涵與價值，若讀者不察，僅從書名查閱，則易忽視其研究之義，故此書名不失為一小小的遺憾。

前述整理與研究價值兼具，可稱為《彙編》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則在于其收錄朱熹與師友門人往還之書信，即此著不僅如陳來先生《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那樣收錄了朱熹的書信，還編輯了迄今所見朱熹師友門人緻其本人之書信，此亦為本書區别于既有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所在，雙方書信一往一還，構成了諸多事件的全息鏡像（王瑞來：《朱熹功臣，勞瘁之作——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彙編〉述評》，《中華讀書報》2018年5月23日），為學者研究朱熹及相關人物、事件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顧先生将自己與朱熹相關的研究成果融入是著，使得部分舊題有了新意。如因朱熹彈劾唐仲友及王淮反道學，世人多關注二人之間的交惡與紛争，餘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曆史世界》中更是認為朱、王“關系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朱熹的曆史世界》，第365頁），但顧先生據朱熹緻王淮書信及相關史料考證，兩人交惡之前頗有些密切的交往（顧宏義《朱熹與王淮交遊考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朱熹與王淮二人當初識于乾道四年（1168年）間，在此期間朱熹向王淮建議救荒之策，“王公報皆施行如章”，看來其二人荒政之見頗為相合，關系當亦甚為融洽。現見朱王兩人交往的最早書劄乃朱熹淳熙六年（1179年）之《與王樞密劄子》，第二封則在淳熙七年，是年正月初，朱熹因複請祠不報，再撰《與王樞使劄子》，緻書王淮，請王淮“開陳”轉圜，若兩人關系較疏，必不至此。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南康任滿，待次歸家。不久，升任右丞相的王淮，以荒政為急，大力薦舉朱熹，曰：“朱熹學行笃實，拟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九月，朱熹因宰相王淮薦，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對于王淮舉薦朱熹的原因，餘英時先生以為此乃王淮欲完成“進賢報上”之承諾，卻又一反此前宰執如陳俊卿、龔茂良、史浩等舉薦朱熹進入中央，借口“荒政”而“把他安排在浙東地方上”，即通過強調“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此一表面上入情入理的“說詞”，而實質“是有意将他擋在權力中心之外”。顧先生認為從兩人此前交遊情況上看，餘先生之說不确。而自乾道四年秋至七年初，王淮知建甯府期間，對于朱熹所行之救荒措施，王淮還是頗為賞識的。此交遊考以朱王二人書信為依據，論證紮實，自可立為新說。朱熹緻王淮書信的編年考證，亦融入《彙編》的研究之中，資料彙編與研究工作，二者可謂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再者，《彙編》中朱熹與師友門人的往還書劄，編織出了朱熹豐富的交遊世界，亦為我們研究朱熹帶來更多的觀察孔徑。如朱熹與陳亮之間，前者堅持德性論，而後者秉持事功論，兩人圍繞三代和漢唐的王霸義利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以往學界關于二人的關注點多置于此。然細讀《彙編》中雙方頻頻互緻的書信，卻會發現在學術交鋒的背後，二人在生活中居然有着相當深厚的友誼。

陳亮《丙午秋書》（《彙編》，363頁）雲：“千裡之遠，竟未能酬奉觞為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缣，疏不甚佳，隻堪粗裘用；蘇箋一百，鄙詞一阕，薄緻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入秋腳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仆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朱熹答書雲：“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缣、佳果、吳箋，益見眷存之厚。……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既又阙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為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僅從此兩封書劄中，即可知陳亮每逢朱熹生日即遣專人奉送“每歲常禮”，并遞送賀信，其禮品包括雪梨、甜榴、蜀缣、蘇箋，并作賀壽之詞一阕，不僅禮物均為難得之物，其特意所作賀詞及書劄，更顯見陳亮安排之精心，情誼非輕。而朱熹對友人如此鄭重其事，感念非常。書信中反映出朱陳二人在學術上的争論幾乎勢同水火，生活中卻是相互關心的摯友的交遊“奇觀”，很難不令今日我輩想見、神往，此種君子之風，蓋無論何時何地，都可樹為士人交往之典範。

顧先生治學，大多從文獻入手，以考辨見長，不作鑿空之論，其在紮實的文獻考辨基礎上所立之論，是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的。《彙編》如此，《宋代〈四書〉文獻論考》亦如此，《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為中心》則堪為其由文獻入手而治宋史的代表。先生從役《彙編》六年有餘，個中甘苦備嘗。此皇皇大著不僅為“朱子學文獻大系·朱子學史專題研究”再添新編，如上述所舉朱熹與王淮、陳亮政治、生活交往兩例，其堅實的系年，嚴謹的考證，亦将增益朱子學研究，為其向更深、更廣之處開掘，提供了更多的進路。

最後，吹毛求疵，仍想接開篇所談書名之憾，若能在其中添入“系年考證”之類的文字，則可讓更多的讀者一目了然其功用，對于大家認識和發現此著的研究價值提供便利。

《光明日報》（ 2018年11月14日 16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