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去掃墓的時候，大家都會看到墓碑上有“顯考X公諱XX”的字樣。“顯”和“公”是對墓主人的尊稱，“考”是父親，“諱”是名諱的意思。而諱字在漢語中更加常用的一個用法，就是忌諱/避諱了。也就是說，死者的名字，作為立碑人的後輩，是需要避諱的。那麼，避諱又有哪些講究呢？避諱這件事是怎麼來的呢？為什麼又隻有中國人在乎避諱，外國人就不在乎呢？

據《公羊傳·闵公元年》記載：“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也就是說，主要需要避諱的名字，往往是地位高貴的人、與自己親近的人，還有公認賢能的人。而我們都知道，《春秋》是孔子的著作。換句話說，是孔老夫子第一個認為，人名這東西啊，還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起，比如皇帝叫個啥，那我給兒子起名字也叫個啥，這要是傳到皇帝老兒的耳朵裡該多難聽？運氣不好碰見個暴君，把你咔嚓了也是可能的，因此倒不如躲一躲，反正漢字那麼多，隻要不違反起名的正常原則和邏輯，施展的空間也還多得是，所以幹脆明文規定，讓大家都繞着走；而且不光在起名字上，最好是日常生活中，也是能躲則躲；至于親者和賢者，一方面是和避皇帝諱一樣的道理，表示尊敬；二來也是後人為了表示對孔夫子的尊敬，把他的這個編書原則拓展到了古代先賢和自家長輩的身上。

“為尊者諱”主要出現在帝王和神明上。打個比方說，現在我們誰家起名字也多半不會叫“匡胤”“元璋”“玄烨”“伏羲”“颛顼”“共工”之類的。有人說不對啊，堯舜禹湯這些也是古代君王聖賢，二郎真君楊戬、托塔天王李靖也是超凡入聖的神仙，怎麼曆史上還有東漢鄧禹、西漢陳湯、唐初李靖、北宋楊戬這樣的名人呢？這好像不合規矩啊？那好，我們就來說道說道。

國人的姓名實際上在以戰國後期到秦漢之交的分界線前後，風格是有明顯不同的。在此之前的先秦，多得是在我們今天百姓看來不知所雲甚至聽來好笑的名字：詭諸、夷吾、黑臀、黑肱、宮湦、洩心、漸離、扶蘇……到了戰國後期，原本貢獻出一堆奇葩名字的三晉大地反而畫風最先轉向現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向：韓安、趙雍、魏增……随後一直到西漢後期，大家的名字逐漸變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風格。

然而，西漢後期出了一位王莽，他上來之後，可能是為了方便區分一個人有沒有前科，規定大家起名字的時候隻準用單字，而有重大犯罪記錄的就改成雙字名。例如，王莽的侄子王宗謀反，就被迫恢複了本名“王會宗”：“宗本名會宗，以制作（法律）去二名，今複名會宗”；又如，大家熟悉的《三國演義》裡，凡是有名有号的，基本上都是單字，而那些效力過黃巾軍的，卻往往出現雙字名。而顯而易見的是，單字名更加容易出現重名，比如三國名将鄧艾、馬忠都曾經出現過跟人同名同姓的情況。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避諱這種事自然是難以嚴格遵守的，因此大家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單字名的話，盡可能避諱，實在出現重名也不以為怪；而雙字名的話，隻要自己的姓名不和古代先賢先哲完全相同就好了，同名不同姓的事兒也不算罕見：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因此，避諱雖然有其嚴格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對寬松的地方。順便一提，托塔天王本身就是唐初衛國公李靖曆經民間神化之後的産物，那自然是同名同姓。

當然，貫徹千年的“為尊者諱”還遠不止這些。早先的帝王是非常頭疼自己的名字該如何避諱的，連帶着下面的臣子也為此手忙腳亂，焦頭爛額：楚州更名荊州（秦莊襄王子楚）、正月又叫了元月（秦始皇政）、恒山郡變為常山郡（漢文帝劉恒）、韓信的謀士蒯徹在死後被改叫了蒯通（漢武帝劉徹）、蔡昭姬變成了蔡文姬（晉文帝司馬昭）、建邺改名建康（晉愍帝司馬邺）……這些還不算，唐太宗李世民偏巧有個滿大街最難避諱的名字，大将徐茂公（名世勣）被賜名李勣（ji），杜牧的《阿房宮賦》隻敢寫“人（民）亦念其家”，當年和李唐作對的王世充，在唐人所著的史書裡也變成了王充，和寫《論衡》的大文學家傻傻分不清楚，連六部之一的民部，也被迫改叫戶部，一直叫到滿清覆滅。後來大約是發現了自己的名字太難避諱，唐太宗自己也下诏說：“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阙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并不須諱。”因此同時代的大書法家虞世南才得以幸免，不再更名。

然而到了宋朝，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宋太祖趙匡胤可能是認為自己的名字不比“世民”常用，因此，兩個親弟弟也一樣要避諱，名字裡的“匡”都變成了“光”。後來宋太祖去世，二弟光義做了皇帝，心說這避諱的大事，皇帝大哥做了，我可不能不做，于是三弟光美又被迫改叫了廷美，出現了三兄弟名字完全沒關系的奇觀。

再後來大約是也認識到中國的曆史實在悠久，文學作品史籍典章什麼的太多，一個字一個字翻出來塗改也實在是不現實，因此後世的皇帝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山不轉路轉，人不改我改。于是從北宋後期開始，一直到明清之際，皇帝們的名字大多也一個賽一個地生僻難認：佶、昚、昰、昺、熜、垕、禛、詝、湉……這些除了在古人名字之外幾乎再也用不上的生僻字成了皇家的香饽饽。畢竟，康熙皇帝為了自己的名諱，甚至把故宮後門的匾額都換成了神武門，皇帝們可不願意老是把時間花在折騰這些事上，實在避不開的，比如乾隆皇帝弘曆這樣的，除了聽之任之之外，也隻能另辟蹊徑。另有一部分人，父母的名字實在太大衆化，而自己作為孝子孝女，又必須要做到“為親者諱”。實在躲不開的時候，也是需要一個實用可行的新辦法的。

這個新辦法就是缺筆轉音。

讀過《紅樓夢》的都知道，賈府史老太君的外孫女林黛玉作為女一号出現在榮國府裡的時候，她的教師曾說過，林黛玉凡是遇見“敏”字，都讀作“密”音；寫在紙上的時候，又缺一兩筆。顯然，這個辦法不是林黛玉想出來的，而是一以貫之的，故而教師不以為怪。

最早這麼做的是史學大家司馬遷。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太史令，給兒子留下了不少的珍貴史料。但是在他之前，也有名字裡帶“談”字的，因此司馬遷犯了難：不改吧，于父不孝；改了吧，有點歪曲史實的嫌疑。最終，在激烈的思想鬥争下，司馬遷在提及古人張孟談、趙談的時候，統一把“談”寫成了“同”。而後世的史學家則是有樣學樣，《後漢書》的作者範晔為避父諱“泰”，将人物郭泰改寫為郭太。到了唐初，“世”字缺筆的寫法也成為了一種引領後世潮流的做法。

這君王父母的諱都避開了，聖賢方面也不能不考慮。到了北宋，理學興起，對祖師爺孔夫子那是一個推崇，不僅孔子名“丘”字少寫一短豎，還要用紅圈圈起來，讀的時候要讀作“某”（日後《三國演義》中，武聖關羽的名字除了自我介紹的時候出現過一次之外，其他也一律寫作“某”或以字“雲長”相稱），連丘姓也被增添邑部，改姓為邱，并且要讀作“七”的音。

當然，最慘的還是唐代史官劉知幾，在生前乃至有唐一代，為避玄宗“基”這個音，所有人以字稱其為“劉子玄”；結果到了滿清，為了避諱康熙皇帝，又被改為“劉子元”，導緻很多人在查閱史料時出現了混亂和疑問。

除了人名地名之外，日常俗語中也藏着許多我們往往會不加注意的避諱：山東濟甯及周邊地區，稱鯉魚為“紅魚”，就是為了避諱孔子獨生子孔鯉的名字；夜壺的别稱“虎子”，在唐初為了避高祖李淵祖父李虎的名諱，改稱“馬子”（所以這個詞用來形容人是有侮辱性的，也就隻有在早年的港片裡黑社會用這個詞）；湘西一帶的百姓，把斧頭稱為“貓頭”，就是為了避諱當地土家族的傳統信仰白虎神的“虎”字。此外，當地的樵夫和礦工又因“貓頭”諧音“冇得（沒有，得不到）”，認為不吉利，因此改稱斧頭為“開山”。連山都開得了，還怕打不到柴，挖不到寶嗎？

最有趣的當屬廣東人。求财若渴又頗講究迷信的嶺南民間有着很多外地見不到的忌諱：“豬舌”“豬肝”到了這裡因為諧音“折”“幹”，被嫌棄不吉利的本地人改稱“豬利”“豬潤”；而夏季時分的廣東街頭，如果你看到有水果攤寫着“士多啤梨”，切記不要提它在其他省份的名字“草莓”，不然肯定會招來白眼：“乜（什麼）黴啊？”看看，他們為了避開這個字，甯可使用英文的“strawberry”的音譯，可以說是非常講究了。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劉臻至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