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傅雷傅聰父子的名字，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随着12月28日，86歲的“鋼琴詩人”傅聰，終因感染新冠肺炎倉促辭世，有關他人品、氣節、傳奇經曆，尤其是“叛國者”的争議，再一次鬧得紛紛攘攘，上了熱搜。

圖\傅聰.1934-2020.12.28,生于上海

在中國，傅聰的身份，被提及最多的，自然是“大翻譯家傅雷的長子”。但在西方世界，他的知名度顯然超出乃父太多太多。幾年前，美國《華僑日報》轉載國内一篇文章，原題《傅雷之死》的，最終改成《傅聰之父傅雷之死》，其父還得靠他“沾光”，也可證明這一點。

他是有國際影響力的一代鋼琴家。1960年代，他就已被《時代》雜志譽為“中國最偉大音樂家之一”。70多歲時開辦演奏會，場子依舊座無虛席。“中國一哥”的稱号，不是開玩笑的。

傅聰在年輕時，就是明星，甚至一度是“民族英雄”式的人物。1955年，年僅21歲的他，就在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揚名國際，張我國威。

傅聰獲獎，是中國人首次在重大國際鋼琴賽事上——這樣一個西方人最引以為豪的項目上占有一席之地啊，消息傳來舉國沸騰。直到5年後，才有李名強接續榮光，獲得第4名。此後40多年，中國選手始終無緣進入決賽，直到2000年李雲迪橫空出世奪得冠軍，才得以洗涮恥辱。當時的傅聰，遠在英國，聽聞這個消息，“振奮的連夜睡不着”，堅持要回國參加李雲迪的慶功宴。

圖\年輕時的傅聰

可以說，在近半個世紀、新人輩出的西方樂壇中，傅聰始終都是“站得住”的大鋼琴家。更“站得住”的是，他雖然被迫加入英國籍，但内心始終是堂堂正正“中國人”，50多年來沒有做到一件對不住故國之事。隻因為無奈的改籍，連病逝都得不到網民諒解，這兩日網上到處都是“鞭屍”言論，甚至被定性為“叛國者”，令人為之歎息。

看看那些“審判”評論，說什麼“54年公派留學，59年叛逃，20年死于新冠，蒼天饒過誰”；什麼“1958年就死了的人，今天終于出殡了”雲雲，言辭極其不堪。這裡面的潛台詞，似乎所有海外華人都是“叛國者”了，推論何其荒謬啊！且不援引所謂“遷徙自由”了，這些言論對傅聰也是不公的，實在是讓逝者不能瞑目，令生者感到隐隐不安。

我們總以為傅雷父子是大名人，生平皆道于人口。可随着傅聰的離世，我們才發覺：我們對傅聰是如此缺乏了解，特别是對逝去的年代又是如此隔膜啊！晚年的他，曾在采訪中痛心疾首地表達過，“我們應當接受曆史的教訓......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疼”，言猶在耳，斯人已逝。

今世今日，到底該如何紀念傅聰，似乎也成了面向全體國人的一道認知考題。

傅聰年輕時，曾對一位好友說過，“音樂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這句話其實也是理解他一生的關鍵。

他似乎天生就為音樂而生。據《傅雷家書》，他自幼就對音樂有着難以置信的好感：三歲起就愛聽古典音樂，隻要其父在唱機一放上西洋樂曲，他就會迅速安靜下來聆聽，從不吵鬧。有一回，傅雷好友、擅長小提琴的雷垣先生，隻是随意在鋼琴上按了一個鍵，隔壁房間的傅聰竟然馬上說那是“絕對音階”。

圖\傅聰弟弟傅敏.後整理出版《傅雷家書》

這種功力那是經受多年訓練都難以分辨的，剛會說話的傅聰竟不假思索能懂，惹的他全家人都驚歎不已。也許正因為如此，“天才惜天才”，傅聰後來特别欣賞郎朗，甚至認為郎朗比李雲迪更有天分，其“天才是無限的”。他說，“頭一次聽郎朗彈琴時,激動得不得了”，感動得落淚了。盡管，他同時也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點民間藝人的感覺”，是不斷去“迎合美國的低級趣味”，不提升層次隻怕會成為方仲永雲雲——這個判斷與奉勸，也許正逐漸“變現”了吧。

正因有雷垣的賞識，傅聰很年幼時，就走上了正式的學樂之路。9歲那年，他就被送到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處，登堂入室為學生，成了李斯特大師的“再傳弟子”，苦學了3年。同時，在傅雷的教誨與影響下，他也閱讀了大量中國典籍，對于傳統文化有着深廣的積累。他說，生平第一次彈肖邦《夜曲》，就不自覺想到“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這句中國古詩，悲從中來。他英文也很好，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及十四行詩，琅琅上口。

圖\年輕時的傅雷夫婦

傅聰的音樂功底也許後來者可以積上，但他的文化素養應該是年輕一代中國同行再難匹及了的。

傅聰從全民崇拜的“英雄”，淪落到人人唾罵的“叛徒”，時間點在1958年。那年12月，在由國而家裹挾所有人的風波浪潮中，傅雷夫婦處境岌岌可危。

此時的傅聰，雖遠在波蘭，情況也不樂觀。此前一年的1957年，他作為留學生歸國學習期間，也曾受到重點批判，此時聽聞父母問題決意走出英國。這在當時，無疑是軒然大波。他後來曾沉痛說過出走原因：“實在是逼上梁山”，回去“很可能是開父子追悼會”。作為鋼琴家，他的視線并不囿于黑白鍵與五線譜，對時事有着自己的判斷。

他是被迫逃離，而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背叛。他晚年回憶說，“我當時确實預感到祖國可能要走上一條吉兇難測的路。想來想去沒有别的辦法。我是在極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也确實正如他預想的，傅雷夫婦沒有走出不幸。這是一段民族痛史、是被迫的行為，絕非“叛國”2字那麼簡單。也正因如此，當時過境遷之後，歸來報效祖國的傅聰，仍然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超高禮遇。

出走英國60多年，傅聰沒有做過一件有負祖國的事，也沒說過一句不利故土的話。1980年，著名作家葉永烈曾以傅聰為原型寫作《愛國的“叛國者”》，從中我們也得知，為了保住中國國籍，“難民”傅聰也曾付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代價，受到了無數壓力。他是在出走7年後，才被迫加入英國籍的。

而談起被迫原因，隻是出于最低微的生存考量，“完全是為了生計”。他的說法是，“拿着中國護照，都不準我演出，弄得我沒有辦法活下去”，隻好如此。其實，在出走英國前，傅聰就公開發表著名的“三不聲明”：“不加入英國籍、不到台島去、不做有損于祖國事情”，以免被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利用。

圖\在海外發行的唱片

如今，我們回顧他的一生，除了第一條為了生存沒有堅持下來，其餘他确實都可以終生無愧的。

可以說，“叛國者”傅聰，其實是另一個版本的“楊振甯”，而且處境更加值得體諒。葉永烈說他是“愛國的叛國者”，這6個字很傳神地表達出了傅聰的痛苦與堅持。

除了被迫出走，傅聰一生都表現的很有家國情懷。1979年，中西解凍，他不顧勸阻與嫌疑，立馬就回來。此後的歲月，他幾乎每一年都要抽空回國講學，且盡心盡力親自指導中國後輩練琴，現在但凡有點聲譽的中國鋼琴家，諸如劉詩昆、譚盾、李雲迪、郎朗等等，基本都受過他恩惠。

圖\劉詩昆夫婦

他并沒從這些付出中得到過什麼好處。這些無償的舉動，正如他在家信中屢屢引以為豪的：“我内心長着中國的根”！晚年的他，曾準備在上海買房子,“要像中國的傳統老人一樣葉落歸根”，似乎由于費用問題，隻能抱憾而終，至死沒能實現。他的好友徐振東說，他“發現傅聰最大的特點是為人善良、真誠、有正義感，具有熱情和激情”，“有着中國文人的傲骨與孤寂”，應該是如實評價。

人說他是“叛國者”，但這個人始終有着濃郁的民族情結，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在一篇同行的回憶文章中，移居英國已數十年的傅聰，永遠都是“對襟短褂和中式布鞋”裝扮，“不到臨出台前，他絕不換上西式大禮服，從這些點滴小事可看出他的中國心是多麼的頑固”。

還有一件插曲也許更能說明他的隐衷。話說1981 年, 傅聰回國演奏、講學,《人民日報》發了一則通訊, 稱“著名英籍鋼琴家傅聰先生鋼琴獨奏會……”雲雲。不想，傅聰對這些報道非常不滿意, 抗議說“什麼‘英籍鋼琴家’? 我是個中國人。什麼‘傅聰先生’, 哪一天才能叫我一聲‘同志’啊!”。他一直自認為是“中國人”，對那些“高等華人”嗤之以鼻。

在國外，他碰見來自中國的同行，總是格外熱情。一位陌不相識的中國藝術家順道到英國，傅聰主動在倫敦家中招待他食宿；在美演出時遇見雲南老友，他會推遲回家，就為了與之叙談一天一夜。他是一個很念舊的人，想念故土、故友，深切地關注着祖國的一切。

盡管少年成名，20出頭就已經名滿世界，但傅聰的一生都說不上幸福，甚至可說憂戚如影随形。

這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他日夜擔憂着“留兮中洲”的父母弟弟及親屬故舊；另一方面，他曾長達20多年背負着“叛國者”的嫌疑，重壓在身幾乎難得喘息。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婚姻家庭、父子關系乃至事業，越到晚年越顯得有些支離破碎了。

傅聰一生有過三段婚姻：1960年，他與美國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米拉結婚，共同生活10多年後家庭破裂，緣由是“中西方人秉性差異太大”。随後，傅聰在極度的苦悶之中，有過一次更為草率的婚姻，他選擇了一位東方女性——— 韓國駐摩洛哥大使的女兒為妻，可“結婚3個月便無法共同生活了……3個月，短暫的婚姻”。好在後來，他終與志同道合的華人女鋼琴家卓一龍喜結連理，有了較可意的家庭生活，并有了小兒子傅淩雲。

圖\新婚時的傅聰與米拉

可好事多磨的是，幾乎與此同時，他最心愛的音樂事業也出現了毀滅性的打擊：1987年春天，他在倫敦不幸遭遇車禍，導緻右腿、左臂受傷，很難再如臂使指地親近鋼琴了。在時人的回憶中，晚年的他始終戴着一副黑手套,隻有半截指頭露出，吃飯時連夾菜都很費力,宴席上“一塊蝦段硬是夾了三次”。

更為糟糕的是，他與兩個兒子的關系，也并不和睦。琴聲中長大的兩個兒子，沒有一個繼承他的衣缽不說，也是他的“背叛者”：大兒子是美國前妻所生混血兒，一直對他有怨。因為政治理念的分歧，與小兒子也“發生了巨大沖突”，一度“父子決裂”：傅聰認為西方世界不仁道，常在家中生氣，其子則是西方價值觀的信奉者，裂痕在所難免。實際上， 也因為這個分歧，他與幾十年的至交巴倫波依姆也中斷往來很多年。

他是音樂的苦行僧，可似乎并不擅長處理世間瑣事、家庭矛盾，貝多芬名言“音樂是我的最後避難所”，這話對于傅聰亦然。他的餘生是苦悶的。他70歲那年，有個15歲的初中生寫了一篇關于他的文章，題為《文人的傲骨與生命的悲情》。文章當然是稚嫩的，可他竟然至為激動，趕緊将之收入《傅聰,望七了!》一書中。他說，“這個孩子很理解我”。

既有傲骨，又充滿悲情，也許就是他自己的“晚年定論”吧！往事既已矣，逝者且安息，我們不妨以此為他送别，抱着理解之同情，不誇飾也不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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