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非常重視“層次性”，一生努力不懈，目的即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

「曾仕強每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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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人搞不懂“情理法”，甚至錯把“情、理、法”的次序，按照西方人的思維排序，認為情排在最前面，實在大錯特錯。

要知道，中國人的“情、理、法”系統，有其獨到的奧妙。

現在我們多半行而不知，自己說不出“情、理、法”的真義，卻要不斷地把它改變成“法、理、情”或“理、法、情”，固然不知者不罪，卻顯然造成了無心之過。

那麼，情、理、法的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的，為什麼對一個人能否成大事關系很大呢？

1

首先，我們要知道，中華文化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由下而上，分别為“務實”“不固執”與“中庸”。

務實的表現，在守法；不固執的要旨，在講理；而中庸的切入口，則在于論情。

由上而下，正好構成“情、理、法”的順序。

在教育并不普及的時代，老百姓屬于學識既不豐富、情理也不練達的低層次大衆。

他們以“務實”為依歸，遵照做人應該規規矩矩，做事必須實實在在的道理，而最具體的行為表現，莫過于“守法”。

官吏的學識至少比一般老百姓要豐富，對于情理也應該多一些了解。

讓他們擁有一些彈性空間，能夠自主地衡情度理，然後找到合理點，當然比遵守僵化的法條要靈巧得多。

但是官吏一講理，就會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混亂場面，這時候高層人士的“情”，就很自然地影響“理”的抉擇與判定。

在某些城市，“法”常常具有不需要的全都齊全，需要的那一條剛好欠缺的特性。

選舉發生弊端怎麼辦？把選舉罷免法翻來覆去，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這一條。怎麼辦？

比如先宣布某位先生當選。根據哪一條呢？“什麼哪一條，這樣才合理啊！”

可見，“理”的層次比“法”高，找不到法的依據，或者認為法不合理時，我們就會依“理”解決。

法院審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法的依據。于是往上推，比如讓高層人士開會決定黃先生當選。

根據什麼法？依據什麼理？有人說：“何必呢？情面難卻啦！”證明“情”的層次又比“理”高。

高層的“情”，可以決定中層的“理”。

但是有一點，“情”如果憑良心，衡情度理的結果必然相當合理，大家就能夠接受。

“情”若是濫用、私用，以緻違背了良心，那麼得到的結果必然是歪理，偏離了正道，令大家不服。

2

問題是，很多事件往往是依“情、理、法”來處理的，為什麼還要講一切依法不可，是什麼道理？

因為“情”“理”“法”的結構，有其不可分的關聯性。

“法”居于基礎地位，表示“論情”和“講理”，都不能脫離守法的範圍。“法”原本有其彈性，在合法的範圍内，衡情度理，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但是，一個人要成大事，僅憑“務實”是不夠的。

必須在“不逾越規矩”“不違背實在”的範圍中，以“不執着”的态度，多找幾個答案。

保持學則不固的心态，聽到别人的意見，并不馬上接受或拒絕，都把它當作使自己不固執的一種參考意見。

然後等到時機成熟，考慮周到，這才“擇善固執”，找到真正的合理點，再加以适當的堅持。

任何事情要妥善解決，并不是完全依法就行得通。

一切依法，所依的法如果不合理，究竟妥善不妥善？解決的方式可能是合法未必依法，可以解釋為依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理”的最大難題，在不易明。

大家都講道理，卻實在沒有把握真正的道理在哪裡。

科學家追求真理，卻一個緊接着一個，在努力推翻前人所指稱的真理。

人最可怕的毛病之一，在于隻承認自己的道理，不相信别人所說的道理。

中國人更是普遍十分講道理，卻常常不講道理。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隻好交給高層人士，以“情”來裁決。

良心是判斷道理的最好标準，如果這一點都不相信，那我們還能夠相信什麼呢？

高層人士是否憑良心，則交由中層和基層廣大的人群來決定。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心知肚明。

哪些高層人士憑良心，哪些高層人士口是心非，終究騙不了大家，公道自在人心。

隻是，我們中國人習慣于不一定會原原本本地說出來，于是有心人報喜不報憂，極力巴結逢迎，造成高層人士常被“小人”包圍的可怕現象。

自古以來，高層人士大多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仔細考驗周圍幹部的言行，恩威并濟，使其不敢有所隐瞞。

而且稍有不軌，也處分得特别嚴苛，以緻下屬常發出“伴君如伴虎”的苦歎。

高層自愛，又能警惕于幹部的真忠與僞忠，實賢與虛賢，密切注意幹部有沒有能耐把自己的“情”控制到依法合理的地步。

如果可以，自然可以成為人人稱道的君子，成就一番功業。

3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情、理、法”的行為标準，其實就是孔子學說中的“仁、義、禮”理論。

我們希望大家知道，為什麼中國字要豎着寫，因為它有一個層次性。

儒家是非常講禮的，這個禮就是我們所講的法。

孔子非常遵從周公，就是周公治禮，把治得很完整，今天的話叫制度。

中國人是非常重視制度的，很多人覺得中國人非常随便，不守規矩，其實這是誤解。

我們最會把制度定起來，而且最早把制度定得很完備。那時候以周公為代表，幾乎所有臨近的國家都向我們學習。

重視法，重視制度，在儒家的學說就叫做禮。

可是，這些東西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合乎義。

義就是理，義就是合理的意思，制度必須要合理。

如果不合理，大家就會抗拒，就會陽奉陰違，甚至很多人要把這個制度改掉。

要知道，中國人是這樣，我們隻接受合理的制度，很不喜歡不合理的制度。

問題是，合理不合理很難講，因此，就進一步提升到仁。

仁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情，它就是人性。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中國人是從下往上一層層提升的，跟西方人從上往下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觀念就認為，寫在前面的一定最重要，其實不是的。

人性如果不合理化，那也很可怕。因為有陰就有陽，有善就有惡，有好的念頭，就一定有壞的念頭。

一個人不可能統統隻有好的，完全沒有壞的，那幾乎做不到。

聖人很少，大部分人想進、想退，想這樣、想那樣，想好、想壞，這才是正常的。

人性要合理，制度也要合理，你會慢慢了解到，我們是以義為中心。這就非常符合《易經》的道理。

《易經》的道理就是中間最大。

中國人是中間的最大，隻要很重要的東西一定擺在中間。我們的中軸線非常重要，所以叫中。

“仁、義、禮”，這三個以義為主，仁必定要合義，禮也要合義。

我們中國人講合情，一定會講合理。講合法，也要講合理，總要把這個理放在中間。

合理的人情很可愛，不合理的人情就很讨厭，而且會害我們。合理的制度非常好，不合理的制度就有負面作用的。

這樣就很清楚了。

大家隻要把中國人這套思考的理路弄清楚，在日常為人處事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做起事來遊刃有餘。

總之，中國人非常重視“層次性”，一生努力不懈，目的即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

因為我們曆來重視修身養性，越高的層次代表越高的修養。

就像人人都非常尊重和仰慕得道高人，就是因為他們的層次高，修養好，可以成為衆人的榜樣。

期待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不斷提升自己的層次，成為德才兼備的高人。

本文内容：曾教授著述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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