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一本崇尚詐力的權謀書，作者以“法術之士”自居，專門向君主講授如何利用法術來維持統治的“君人南面之術”。《奸劫弑臣篇》說君主的周邊都圍繞着一群觊觎權力的人，稍微疏于防範就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人君必須要掌握威權，懂得運用法度與權謀來繩制下屬。《韓非子》中關于權謀詐力的論述數不勝數，然後在《說林篇》中卻有一則内容是例外。

《說林》裡有一段記載了兩個相反的故事，第一個故事說魏國将領樂羊領兵攻打中山，當時他的兒子就在城中，中山君為此十分憤怒，不僅烹殺了樂羊的兒子，而且還将一杯人肉羹送到魏國營帳中去，試圖羞辱樂羊。結果樂羊一飲而盡，不受喪子之痛的影響，依然全力攻克了中山。魏文侯知道後稱贊說：“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誰知有人卻挑撥道：“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文侯受這句話的影響，也覺得樂羊做人太沒底線，連自己兒子的肉都吃了，無情至此，難以信任。結果樂羊凱旋歸來，文侯果然“賞其功而疑其心”。

第二個故事說，孟孫外出打獵，射中了一隻小鹿，命部下秦巴西将它抓回去。秦巴西看到母鹿跟在後面苦苦哀啼，感到于心不忍，便将小鹿放還給了母鹿。之後孟孫向秦巴西讨要獵物，秦巴西回答說：“餘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趕走了他。三個月，孟孫忽然又把秦巴西召了回來，而且還讓他做自己兒子的老師。有人問孟孫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回答說：“夫不忍鹿，又且忍吾子乎？”

講完這兩個故事後，《韓非子》評論說：“巧詐不如拙誠。”認為樂羊巧詐而見疑，秦巴西拙誠而益信。這說明，巧詐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短期内雖然能夠得手，但長遠來看早晚要遭殃；拙誠在短期内雖被看作迂腐，但長遠來看，這類人更少受到猜忌。曆史上，那些權謀之士大多不得善終，而老實人們卻得以頤養天年。然而有人卻不能領會這個道理，故而求福反得禍，此人便是“深知術數”的晁錯。

崇尚權謀的韓非子卻也承認“巧詐不如拙誠”

《史記》與《漢書》都有《晁錯傳》，前者略而後者詳。在司馬遷看來，晁錯是一個喜歡玩弄權謀、公報私仇、無事興做以邀寵的人，說他“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最終被漢景帝拿來當替罪羊，實在是咎由自取，這大概代表了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價值觀。

在《漢書》裡，班固則為晁錯進行了平反，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此人“于國為遠慮，而不見其身害”，是舍身為國的忠臣典範。《漢書》裡還收錄了晁錯的多篇奏疏，反映出他在軍事、經濟、人事等方面的才能，使這個人物形象變得更加立體。

然而，無論是《史記·晁錯列傳》還是《漢書·晁錯傳》都淡化了漢景帝在誅殺晁錯時的城府與心術。司馬遷說晁錯急于公報私仇，想派政敵袁盎去吳國，以便借吳王之手來殺掉他。袁盎被逼無奈，便施行反間計，對漢景帝說七王之亂的責任完全在于晁錯，隻要殺了他，天下自定。景帝沉默良久，然後才回答說：“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然而在景帝誅殺晁錯之後，七王之亂并沒有結束，對此鄧公說吳楚造反是蓄謀已久的事，“其意非在錯也”；如今景帝誅殺了晁錯，做的是親痛仇快之事，實在是糊塗啊，漢景帝為此感到很後悔。在司馬遷的叙述裡，晁錯死于權力鬥争，自己也有責任，而景帝隻是一時糊塗，為了天下大局才誤殺了他。

《漢書》中在叙述完袁盎進獻讒言之事後，又說過了十多天，丞相青翟等上書彈劾晁錯，說他離間君臣，欲割地予吳，是“大逆無道”，根據律法應處以腰斬，家族之人皆棄市。漢景帝見事實确鑿，便批準了群臣的請求。如此說來，晁錯被殺乃是順天應人的合法之舉，漢景帝并無過錯。然而，從《史記》與《漢書》在其他地方的描述來看，晁錯實在是漢景帝的替罪羊，晁錯以術數來教導漢景帝，漢景帝便用權謀來回饋他，不僅殺死了這個老師，而且還将變更祖宗之法、激起七王之亂的罪責全部推給對方，其帝王心術，隐蔽而難知。

漢景帝誅殺晁錯

東漢人衛宏在《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可見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揭露過漢景帝的，但由于受到了官方審查，所以《景帝本紀》才寫得那麼簡略。然而，從遺留下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漢景帝是一個刻戾忍殺之人，這點宋人洪邁的《容齋随筆》早已說過。

景帝在少年時就因博戲而擊殺了吳國的太子；繼位後不僅沒有因愧而加恩于吳王，反而還要暴力削藩，乃至于激起兵亂；戰争期間，他曾下诏以深入多殺為功，敢有議诏及不從命者，皆腰斬；周亞夫為有功之臣，卻因小事而被逼迫自盡；梁孝王為同母之弟，終因飽受猜忌而憂死。對于景帝來說，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殺掉一個晁錯也是可為之舉，更何況還可以拿他來當替罪羊，掩蓋自己的過錯。

在漢文帝當政的時候，晁錯就曾多次上書請求削藩，然而并不被采納。文帝鑒于諸呂之亂才剛平定，國家急于休養生息，不能再輕易動武，故而對賈誼和晁錯的削藩之策都置之不理。然而文帝其實早已心中有數，未曾忘記要防範吳國。當時吳王已年老，故而文帝賜其幾杖以撫慰其心，欲待吳王壽終，諸侯群龍無首之時，再議削藩之事，這便是老莊所講的“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文帝在臨終之時也不忘留一手，他告誡景帝說：“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将兵”，可見他早做好了和平削藩與武力削藩的兩手準備，力求通過穩當、漸進的和平方式來消除藩鎮的隐患，迫不得已時才使用暴力，并非姑息縱容，無所作為。

然而漢景帝的政治水平卻不夠成熟，他才剛繼位便重用晁錯，使其“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在景帝的支持下，群臣都不敢反對晁錯的暴力削藩之策，唯有窦嬰與之相争。晁錯不顧吳王已經年老力衰的事實，依然迫不及待地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主政不到三年就接連對楚、趙、膠西等國動手。吳王恐削地無已，驚懼之下便起兵造反了。

漢景帝與晁錯不顧祖宗之法，四處出擊，暴力削藩，給諸侯造成一種“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的印象，所以七國聯合起來對抗中央，這超出了景帝與晁錯的預估風險。在地方，人們指責“禦史大夫晁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在中央，群臣怨謗晁錯誤國誤民，就連晁錯的父親也說他：“侵削諸侯，疏人骨肉”，要為七王之亂負責。在這種困境之下，景帝與晁錯君臣之間也發生了矛盾。

漢景帝變更文帝的政策，采用激進的做法，引發了戰亂

晁錯早年“學申商刑名于轵張恢”，深谙法家權謀之術。他曾上書說：“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所謂的“術數”就是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的“君人南面之術”。晁錯認為“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為此他要做帝王師，欲教漢景帝權謀詐力之術。

漢景帝對于晁錯來說可謂是青出于藍，早在做太子的時候就與晁錯密謀削藩；才剛繼位不就，他就任從晁錯更令三十章，不守祖宗法度。在激起七王之亂後，眼看内外怨言不斷，晁錯與漢景帝就互相推卸責任。晁錯在這時耍了詭計，他說：“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這等于是把漢景帝抛了出來，讓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激起兵亂的主要負責人，是他變更了祖宗法度，迫害了宗室親族，更破壞和平穩定的發展局面，是曆史的罪人。

漢景帝很快就看出了晁錯的陰謀，所以對他的态度急轉直下。袁盎來進言的時候隻說：“獨有斬錯”，則天下自定；然而景帝卻在十多天後，又令丞相等人上書，控告晁錯“亡臣子禮，大逆無道”，不僅腰斬了他，而且還族滅了晁家——“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倘若景帝誅殺晁錯隻是為了讨好諸侯，何至于誅他九族，并且扣上無君臣禮、大逆不道的罪名？顯然，是晁錯耍權謀詭計，犯了景帝的大忌，所以才借口“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而殺掉了他。

君臣反目，互相甩鍋

由此可以看出漢景帝的城府極深，他一繼位就把晁錯推到前面，讓他來承受變革祖制、暴力削藩的罵名；待七國兵起，晁錯已無利用價值的時候，再借故把他殺掉，并将一切惡名都推給他，讓人以為激起兵亂的責任都在晁錯，景帝隻是一時被蒙蔽了而已。當鄧公來說諸侯之亂“其意不在錯”時，景帝又假裝幡然醒悟，故作姿态地說：“公言善，吾亦恨之。”然而他始終不給晁錯平反。

晁錯可謂是“巧詐”之人，在順境時他的詐術為景帝所需，故而被委以重任；而在逆境時，一旦他耍詐，必定會引來君主的猜忌，并且最終釀成殺身之禍。《君主論》說在專制的封建社會裡，大臣們常常像狐狸一樣觊觎着權力，而君主則像獅子一樣敏銳地防範着狐狸，這種權力遊戲正是晁錯悲劇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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