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賢達”這一名詞是頗為有趣的，仔細想想，會使人好笑。

因為，第一，似乎隻有在社會上才有賢達，那麼，在政府裡的諸公算是什麼呢？第二，社會“賢達”如王雲五先生之流者居然做了官了，人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上面兩字安不上，下面“賢達”兩字是不是也跟着勾銷呢？如雖入政府而仍為“賢達”，何以并沒有創立“政府賢達”這一名詞呢？第三，“社會”這一詞的定義，到底算是和政府的對稱呢？還是民間和政府的橋梁呢？如是前者，有幾位“賢達”身在江湖，心懸魏阙，和政府本是一家，強冠以“社會”之谥，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如是後者，幹脆叫半官或次官好了，用不着扭捏作态，害得有幾位賢達在若幹場合“猶抱琵琶半遮面”，好不難為情也。

不管怎樣，這一名詞是已經成為曆史的了。

有曆史癖的我，很想作一番曆史上“社會賢達”的考據，替許多未來的新貴找一曆史的淵源。想了又想，曆史上實在沒有“社會賢達”這東西。勉強附會，以“賢達”而得官，或雖為“賢達”而畢生志業仍在做官，甚至鬧到喜極而涕，“廟堂初人淚交流”的境界，或則“頭在外面”，時蒙召宴垂詢之榮，生前可以登報，死後可以刻入墓志銘者，比之于古，其唯“隐士”、“山人”之流乎？

首先想起的是終南捷徑的故事。

《舊唐書》卷九十四《盧藏用傳》：“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侄孫也。父璥有名于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隐居終南山（新書作與兄微明偕隐終南少室二山），學辟谷練氣之術。長安中（701至705）征拜左拾遺……景龍中（707至709）為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為權要所逼，頗堕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712）坐托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新書作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

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新書作卒于始興。）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為多能之士。（新書作藏用善蓍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然初隐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随駕隐士。及登朝，趦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新書作：“始隐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随駕隐士。晚乃拘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祯嘗召至阙下，将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祯徐曰，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

這故事是非常現實的。叔祖作過大官，父親也作地方小官，學會了詩詞歌賦，又會蔔卦算命寫字，加上琴呀，棋呀，樣樣都會，夠得上是名士了。偏偏官星不耀，作不了官，于是寫一篇賦，自比為芳草，哀哀怨怨，搔首弄姿，怪沒有識貨的來擡舉。不料還是白操心，于是隻好當隐士了。隐得太遠太深，怕又和朝堂脫了節，揀一個靠近長安的，“獨上高山望帝京”。再揀一個靠洛陽的，以便皇帝東幸時跟着走。“随駕隐士”一詞實在妙不可言，其妙相當于現在的上海和廬山，兩頭總有一個着落。隐了幾年，跟了幾年，名氣有了，盛朝聖世是應該征舉遺逸的，于是得了“社會賢達”之名而馳馬奔命，趕進京師“初入朝堂”了。

苦了幾年，望了幾年，不料還是小官，于是隻好奔走權貴，使出滿身解數，巴上了太平公主，從此步步高升，要不是鬧政變，眼見指日拜相執政了。

臨了，被司馬承祯這老頭開了一個玩笑，說終南山是仕宦捷徑。其實盧藏用也真不會在乎，他不為仕宦，又上終南山去則甚？編《舊唐書》的史官，也太過糊塗了，似乎他以為盧藏用在作“随駕隐士”時頗有貞儉之操，到作了官才變壞，其實并不然。反之，“趦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才是他的本性。在山中的“貞儉”是無可奈何的，試問在山中他不貞儉，能囤積松木、泉水不成？而且，如不貞儉，又如何能得社會賢達之名，鑽得進朝堂去？

從這一曆史故事看，“社會賢達”一詞和“終南捷徑”正是半斤八兩，铢兩悉稱。

盧藏用這一着靈了，到宋朝種放也照樣來一套。

《宋史》卷四五七《種放傳》：“種放名逸，河南洛陽人也。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與母俱隐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糧糗乏絕，止食芋粟……自豹林抵州郭七十裡，徒步與樵人往返。”可見他原來是窮苦人家。可是到了隐居成名，又作大官，又兼隐士的差的時候，便完全不同了。“太宗嘉其節，诏京兆賜以缗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鹹平元年（998）母卒，诏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赉裝錢（旅費）五萬……賜帛百匹，錢十萬。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還山後仍特給月奉。”

錢多了，立刻成大地主，《宋史》說他：“……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争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徙居嵩山，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驿乘，在道或親垢驿吏，規算糧具之直。”簡直是個土豪劣紳了。

種放之移居嵩山，是被當地地方官王嗣宗趕走的。《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傳》：“嗣宗知永興軍府（長安）。時種放得告歸山，嗣宗逆于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淩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侄無賴，據林麓樵采，周回二百餘裡，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垢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嗣宗極為高興，把他生平所作的事—掘邠州狐穴，發鎮州邊肅奸賊，和徙種放為除三害。

種放比盧藏用高明的地方，是又作大官，又保留隐士的身份。他的老朋友陳堯叟在朝執政，陳家是大族，腳力硬，想作官時求陳堯叟向皇帝說一聲，來一套征召大典，風風光光去作官。過一陣子又說不願作官了，還是回山當隐士。于是皇帝又大擺送行宴，送盤纏服裝。到山後，地方官還奉命按時請安，威風之至。再過一陣子，官瘾又發了，又回朝，隔一晌又還山。反正照樣拿薪水，并不折本。而且，還山一次再回朝，官就高一次，又何樂而不為！湊上宋真宗也是喜歡這一套，弄個把隐士來點綴盛世。一唱一和，大家都當戲作，這中間隻害了老實人王嗣宗，白發一頓脾氣。

從這一曆史故實看，作官和作隐士并不沖突，而且相得益彰。當今的社會賢達，已經上了戲台的和正在打算上戲台彩排的，何妨熟讀此傳，隔天下台了，還可以死抱住“社會賢達”的本錢不放，哇拉拉大喊，一為社會賢達，生死以之，海可枯，石可爛，此名不可改。

選自吳晗《曆史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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