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0日，乍得總統伊德利斯·戴比在前線視察時被叛軍炮火擊傷，後不幸離世這位依靠軍事政變上台，統治乍得30餘年的總統的生命落下了帷幕，作為法國的親密盟友，費加羅報道稱：在一份官方公告中，愛麗舍聲稱“法國失去了一位朋友”，說法國“會采取行動以支持乍得當局宣布建立的軍事過渡委員會”。對于突然出現的權力真空，乍得内部快速做出反應。戴比的死亡被證實之後，陸軍宣布将在一次無名政變中掌權。 憲法委員會和國民議會已陷入停滞狀态，國家邊境也理所當然地被關閉。一個已由十一名将軍組成的過渡軍事委員會(CMT)，Mahamat Kaka說，将由馬哈馬德·伊德裡斯·德比将軍—已故總統的兒子之一主持。 該CMT保證将“捍衛領土完整”，并在18個月的“過渡期”結束時在乍得進行“自由和民主”的選舉。

自第二次乍得内戰以來，乍得共和國再度面臨可能的動亂，自上世紀獨立以來，乍得政局曾長期動蕩，充滿戰亂。而在剛剛離世的總統戴比的領導下，乍得則相對度過了一段平穩的時期。本文将簡要介紹乍得的地理人文環境以及自獨立以來的政局演變。

地理分化

從地理上乍得擁有三個差異顯著的氣候類型，該國北部為熱帶沙漠氣候，中部為熱帶草原氣候，南部則為熱帶雨林氣候，巨大的地理差異是民族分化的重要原因。乍得境内沒有人口占絕對多數的主體民族，其中中非地區存在于多國的薩拉人為全國人口最多的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的27.7%，其二則是主要居住于該國北部和東部的阿拉伯人約占全國人口的13%。乍得缺乏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社會基礎，社會形态仍停留在由部族社會主導的水平，由于各地極大的地理差異，即便是同一民族，不同不足之間在文化，宗教上也有巨大差異。阿拉伯人和法國人的殖民為乍得帶來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兩大極具影響力的宗教取代了該國的原始宗教，乍得人口中約有52%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人口主要分布于該國中部和東部，基督教人口約占44%主要居住于該國相對富裕的南部。巨大的民族文化差異和部族政治為乍得獨立以來持續的内亂埋下了隐患。

乍得當代史：持續的戰亂

相對于其他法屬殖民地，法國對于乍得的殖民史較短，直到一戰前法國才控制了乍得，由于法國在當地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法國的殖民統治事實上隻對該國南部自然條件較好人口更密集的區域有效。

1935年，法國與意大利就法屬西非與意屬利比亞的邊界問題展開談判，此時法國為了在政治上拉攏意大利，将法屬西非與利比亞交界處的奧祖地區劃歸意大利。二戰中法國收回了這項對意大利的領土承諾，但利比亞從意大利獨立以後仍認為奧祖地區應是利比亞領土，懾于法國的強權，利比亞當局也沒有真正對收複奧祖地區采取行動。但這樣的領土争議卻為乍得日後的動蕩留下了隐患。

1960年二戰中參加過法軍的撒拉族人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領導乍得赢得獨立，在前一年他成為了乍得進步黨的領導人。乍得進步黨由薩拉人建立，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部族政治色彩。在獨立後的1962年，托姆巴巴耶宣布乍得進步黨為該國唯一合法政黨，并在黨内實行個人獨裁統治，對于乍得境内的少數民族采取強硬的同化政策，要求其他民族采用薩拉族的風俗，其專斷的統治很快就引起本來與乍得聯系相對松散的北方各族不滿，北部的穆斯林于1965年發動叛亂，并很快得到了希望在非洲擴張影響力的利比亞援助。 開啟了乍得延綿不斷的内戰。在法國人的幫助下托姆巴巴耶暫時穩住了陣腳，但他的高壓政治沒有就此結束，其對國内的清洗在70年代擴大至乍得軍隊，與軍方的沖突直接導緻了托姆巴巴耶政權的倒台。1975年，乍得武裝部隊發動叛變，托姆巴巴耶總統被政變部隊射殺。乍得武裝部隊前司令費利克斯·馬盧姆在法國和政變部隊支持下執掌國家政權。

乍得首任總統托姆巴巴耶

政變上台的新政權本身缺乏威信，為了赢得民衆的支持以及緩和與乍得北部反叛勢力的關系，1976年馬盧姆政權開始與叛亂的北方軍磋商和解，北方軍内部對此存在明顯的分歧，北方武裝部隊領導人侯賽因·哈布雷對和解持開放态度，而北方二号人物古庫尼·韋戴以及大部分叛軍則反對和解。1977年雙方在蘇丹簽訂了《喀士穆協定》，1978年1月馬盧姆任命哈布雷為乍得總理。韋戴因此與哈布雷決裂，帶領忠于自己的北方軍部隊脫離北方軍成立新的人民軍，并得到了利比亞方面的大力援助。1978年2月，在4000名利比亞士兵的和人民軍的突襲下，乍得政府軍被打得潰不成軍。馬盧姆政權無力抵抗入侵，隻得再度請求法國出兵幹涉，在法軍的配合下，乍得政府軍在1978年5月逆轉了戰局。人民軍至少損失了2000名士兵。

元氣大傷的人民軍在利比亞面前失去了底氣，古庫尼·韋戴和人民軍被利比亞抛棄，利比亞人開始扶持阿拉伯叛亂武裝頭目阿塞爾的政權，并籌劃建立民族解放陣線。

暫時擊敗人民軍後，哈布雷和馬盧姆兩人的合作關系很快破裂，1979年2月哈布雷便逼迫馬盧姆辭去總統職位，雙方的武裝力量在首都恩賈梅讷大打出手。而率領人民軍殘部的古庫尼·韋戴則趁機攻入首都，奪取乍得政權成立過渡政府。韋戴擔任總統後，驅逐了馬盧姆和哈布雷，哈布雷則率領忠于自己的人民軍部隊北上謀劃反攻。為了防止持續的内戰，韋戴與哈布雷方面展開談判，雙方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哈布雷得以重新返回首都擔任武裝部隊司令。但雙方的合作關系僅維持了數月,1980年3月，兩邊的武裝再度在首都開始新一輪的内戰。

在内戰中，反對利比亞勢力的哈布雷政權得到了西方以及埃及和蘇丹的支持，韋戴則重新獲得了卡紮菲的青睐，1980年6月利比亞直接出兵幹預乍得戰局，支援韋戴的人民軍部隊。

再度獲得外援的人民軍部隊迅速向哈布雷政權發動進攻，于1980年11月攻陷首都，迫使哈布雷流亡蘇丹。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現任總統伊德利斯·戴比開始接觸乍得的權力核心，他被哈布雷政權任命為軍對隊司令。1981年，卡紮菲希望利比亞與乍得兩國合并的方案遭到韋戴拒絕，這直接導緻了利比亞抛棄韋戴的人民軍，轉而繼續扶持民族解放陣線。韋戴隻得請求法國和非洲統一組織的多國聯軍到乍得逼迫卡紮菲的軍對撤出乍得。1981年11月流亡在外的哈布雷的部隊開始反攻，在流亡期間，哈布雷受到美國和蘇丹與埃及的大力援助。哈布雷的部隊在1982年1月重新控制了乍得首都，并在當年6月基本打垮了韋戴的人民軍，迫使其流亡喀麥隆，值得一提的是，韋戴請來的非洲統一組織聯軍在内戰中選擇支持哈布雷政權。

人民軍領導人古庫尼•韋戴

韋戴并沒有因為暫時的失利而放棄對乍得政權的争奪，1982年7月，卡紮菲扶持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哈塞爾突然猝死，領導人物的死亡直接導緻了民族解放陣線的瓦解。卡紮菲幹預乍得的代理人又隻剩下了古庫尼·韋戴一個選項。1983年6月在雙方談判後，韋戴政權在重新獲得利比亞方面的支持，韋戴再度發起了對哈布雷政權的挑戰。

人民軍的攻勢起初非常順利，僅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挺進到首都周邊，但這時哈布雷總統再次得到了法國的直接支援，旗下的北方軍也在各方勢力的加入和整合下重新編為乍得國民軍。國民軍發起的在首都方向的消耗戰中阻擋了人民軍的攻勢，并在1984年1月将戰線維持在北緯15°左右。

多年的混戰使乍得百姓和交戰雙方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法國和利比亞的磋商下，雙方同意停火。

戴比在抵禦韋戴和利比亞幹預期間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他還是很難得到哈布雷的信任，1984年7月雙方實現停火，法國和利比亞分别撤軍。但不守信用的卡紮菲根本沒有撤軍，并在當年1986年經過精心準備後再度南下進攻，法國人對于卡紮菲的行為進行了強硬的反制，派遣空軍直接參戰，重創利比亞軍隊，迫使其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幹預的失利讓卡紮菲再度抛棄了韋戴，重新将民族解放陣線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并在1986年的7月的雙邊談判中禁止韋戴參與。人民軍對于卡紮菲的背叛忍無可忍，部分官兵開始叛逃加入乍得國民軍。同年8月局勢快速惡化，民族解放陣線在利比亞的授意下直接對乍得人民軍展開軍事行動，在進攻受阻後，利比亞軍更是親自下場打擊人民軍，這使得人民軍最終解散，全員加入乍得國民軍，抵禦背信棄義的利比亞人。

國民軍在法國的裝備支援下頂住了利比亞人的進攻，并迫使利比亞軍1987年3月不得不撤出原人民軍控制區。其中1987年1月著名的豐田戰争中，利比亞入侵乍得的主力裝甲部隊遭到乍得國民軍搭載法制米蘭反坦克導彈的豐田皮卡沉痛打擊，乍得人以損失3輛皮卡的代價擊毀利比亞90餘輛T55坦克和33輛BMP-1步兵戰車，殺死700餘名利比亞士兵，入侵乍得的利比亞軍隊總指揮，現任利比亞國民軍領導人哈夫塔爾在此役中也被乍得俘虜。

這場著名的豐田戰争便是由伊德利斯·戴比指揮，他還在1987年9月指揮乍得國民軍進入利比亞境内的空軍基地發動襲擊，造成利比亞軍隊超過1000人傷亡。損失慘重的利比亞軍隊隻得放棄直接軍事幹預乍得的打算。雙方于1988年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下實現了停火，利比亞軍隊撤出乍得。哈布雷統一乍得後延續了托姆巴巴耶式的統治，以強力手段的鎮壓反對派勢力，對于政敵，他甚至還将其家人也斬草除根，在其任内至少有4萬人被迫害緻死。由于懷疑軍隊的忠誠度，布哈雷的清洗活動也波及到了在戰争中成長起來的乍得國民軍，伊德利斯·戴比也沒能逃過一劫。1989年布哈雷指控戴比試圖颠覆國家政權，試圖将其逮捕，但戴比事先得知了威脅，提前流亡至蘇丹，并在利比亞和蘇丹的支持下于1990年11月發動政變，控制了乍得政權，并一直就任總統至今。

乍德前總統侯賽因•哈布雷

戴比的統治

在戴比接手乍得政權後，為了緩和國内尖銳的矛盾恢複了多黨制，并承諾民主選舉，但戴比仍有自己的方法控制國家政權。在吸取了前任政權的教訓，戴比在統治核心内部大搞家族政治，縱容腐敗以穩定政府各部門，緩和南方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減少阿拉伯國家特别是利比亞和蘇丹對乍得内政的幹預。積極引入美國石油集團進入乍得開發石油資源，并獲取資金，保持與美國的良好關系。

在反恐問題上，伊德利斯·戴比積極打擊國内得宗教極端勢力，配合西方和西非國家的聯合反恐行動，這既可以減少恐怖主義對乍得的侵害，同時也塑造了更好的外交環境

雖然與利比亞和蘇丹的關系有所緩和，利比亞停止了直接出兵幹預的打算卻沒有中止對乍得北部叛亂勢力的支持，直到卡紮菲政權的覆滅，後續的民族團結政府仍然為乍得反叛勢力提供援助。卡紮菲的敗亡使得戴比的政權更加穩固，雖然無法控制全國，但戴比在乍得南部核心區域的控制卻無可撼動。

腐敗的治理使得國際利益階層中飽私囊，乍得湖石油資源的開發沒有惠及國内的民生，乍得至00年代仍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民衆對伊德利斯·戴比的統治頗為不滿，2005年本是戴比最後的任期，但他操縱國會推動修憲，取消了總統任期限制。此舉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騷亂，各路反叛勢力開始圍攻戴比政權，這其中包括長期脫離中央的北方穆斯林，也包括不滿的南方民衆，政府軍與反對勢力展開了持續5年的交火，這場内部動亂被部分學者認為是第二次乍得内戰，但相比于獨立後的長時間内戰，第二次内戰的烈度要小得多，5年的内戰造成約7000人死亡。

戴比縱容腐敗的政策令乍得國内形成了忠于戴比的利益集團，這也是軍方在00年代内亂是支持戴比政權，并在戴比本人離世後仍選擇支持其子繼續擔任國家元首的原因。反對黨勢力始終處于邊緣化的位置。戴比在選舉中戴比依靠舞弊，打壓競争對手的方式連續赢得總統選舉，在經濟落後，人口年齡偏低，公民文化程度低下，總人口僅有1500萬的乍得，戴比總統竟能在2021年選舉中獲得366萬張選票，這樣誇張的選舉結果立刻引發了北部反對勢力的叛亂，并最終導緻了近期發生偶然的政治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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