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希望你能保住這個孩子。”

公司辭退舟舟時苦口婆心地勸慰她，仿佛一切都是為了她好，但孩子和工作，她隻能選擇一個。在孕早期被辭退，舟舟很難找到新的工作，而面對她的質問和抗拒，公司HR則直截了當：“那你起訴吧，我們賠錢。”

2022年8月28日，一封要求女員工“一旦懷孕就自動離職”的免責承諾書在網上曝光，根據當事人曬出的圖片，她被要求簽署的承諾書上寫着：“本人鄭重承諾在公司工作期間一旦懷孕，本人要自動離職，并且放棄追究本單位任何經濟補償和相關法律責任。”有媒體聯系到這位女士，确認了承諾書情況屬實。

當事人曬出的承諾書照片

江蘇永衡（鹽城）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袁磊告訴南風窗，從法律意義上，該承諾書肯定是無效的。

根據《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女職工在孕期、産期、哺乳期的，用人單位不得對其解除合同，實施經濟性裁員。《婦女權益保護法》也明确規定，婦女在孕期、産期、哺乳期受特殊保護，任何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産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辭退女職工、單方解除勞動。

不過，這份承諾書真正令人害怕的地方，在于背後傳遞出來的企業與員工之間權力的極度不對等，以及前者對法律規定的蔑視。

法律隻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在不違背法律的限度内，一直以來都有公司利用各種隐秘方法，變相逼迫懷孕員工離職，比如調崗、裁員，人事變更，以及其他各式威逼利誘。

papi醬（姜逸磊）曾在節目中談到，很多職場女性不敢懷孕

有的公司想方設法規避勞動合同的成立，讓孕婦的舉證變得困難重重，有的公司甚至坦然承認違法，等着孕婦将他們起訴上法庭，賠償後一了百了。

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她們在孕期堅持走上了仲裁之路。

“知道是違法，所以給你錢啊。違法了不就是要賠償嗎。”HR在電話裡坦然承認公司的違法行為——給在職第三年、懷孕一個月的員工舟舟發去了辭退郵件。

收到郵件後，舟舟打電話給HR質問辭退原因，對方給出了兩點理由：“第一，公司的工作量大，如果外出拍攝還很容易流産；第二，哪怕你明年再回來，我們也決定不再保留你這個工作崗位了。”

最後，HR告訴舟舟，“我們都希望你能保住這個孩子。”

舟舟認為，自己在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内容其實都是視頻剪輯，并不是非得外出拍攝。并且，這個崗位上還有另一位同事，兩人常常是一人外拍，一人剪輯。

舟舟明确表态“不同意辭退”，HR便爽快地說，“那就走正常的渠道吧”。接着很快挂了電話。

此時，距離舟舟查出懷孕并告知老闆還不到五天，老闆是女性，舟舟期待的包容和體諒沒有發生。

日劇《我，準點下班》中的職場女性

袁磊告訴南風窗記者，“很多用人單位在孕婦剛剛懷孕時就會想辦法辭退孕婦，而從懷孕到生産到哺乳期結束時間長達兩年，在這個期間一旦被辭退，孕婦很難再找到新工作，失去了收入來源和孕期保障的同時還要耗時耗力耗錢去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對于孕婦來說從精神上、身體上都很難堅持。”

在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的韓冰在懷孕第8個月時被辭退。領導在電話那頭語氣溫和地勸韓冰千萬注意身體，“一切等孩子生下來再說”。韓冰覺得頭頂嘩嘩倒下來一盆涼水，當時，她在公司工作了兩年半，剛掏空積蓄買了房，背上房貸，肚子裡的是二胎，老大還沒上小學。

她形容那一瞬間的心情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實際上，由于經濟形勢不樂觀，那幾天公司已經開始着手裁員，身邊總有同事接二連三接到電話，理由從“人員調整”到“崗位裁撤”等等各不相同，她的懷孕，甚至算是最“合情合理”的理由了。

在南京一家國企人力資源崗位工作三年的沈妍，是在産假剛開始時接到的辭退通知。但奇怪的是，打電話來的并不是她自己的公司人員，而是另一個不知名外包公司。

那是在2019年5月，沈妍因孕反嚴重不得不申請了産假。假期開始前的一天，下班回家，她就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直截了當告訴她“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對方告訴沈妍，她與公司簽署的是外包合同，因此，嚴格來說她的勞務關系屬于另一家“甲方公司”。現在，原公司與“甲方公司”的合作終止了，因此沈妍需要到甲方公司去上班，“如果明天沒有按時上班，就按照曠工來處理”。

沈妍明白了，原公司打算把鍋甩出去。她立刻打電話給本部門的直系領導，對方接通後迅速說了一句“我在開會，不好意思”，旋即就挂掉了電話。

沈妍知道，調解賠償或許并不容易，她索性咬咬牙，決定走上仲裁之路。

由于念及與公司的感情，沈妍從始至終隻要求賠償“n”個月的工資，沒有要求“2n 1”，甚至沒有要“n 1”。她知道，公司以前也有幾名女員工因懷孕被辭退，但考慮到仲裁的複雜和繁瑣，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忍氣吞聲。

對接她商榷辭退事宜的領導，也是一位母親，她還是一手将沈妍帶出來的人，對方的冷漠和不容置喙讓沈妍感到心痛，“她怎麼會不知道懷孕有多辛苦？怎麼會不知道處理孕期員工需要承擔怎樣的風險？”

絕望的是，公司已經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處理掉”她了，沈妍想，因為他們堅信，一個挺着肚子的女人，沒有多餘精力和工夫跟他們打這場硬仗。

當一個女人成為一個孕婦，對于自己的局限和弱勢，她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但即便如此，她們依然在追問：生育權和平等工作權，難道我隻能擁有一個嗎？

入職的時候，亞清被公司要求承諾“兩年内不懷孕”，當時亞清的确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但第二年，她意外懷孕了，公司給她的辭退通知上寫的理由卻是：“能力不足，玩忽職守”。

那是在2020年初，疫情剛開始蔓延的時候，在深圳一家私企做HR的亞清被要求提交一份員工名單。名單送上去後，倉庫發貨員工卻因涉高風險地區被隔離在家，導緻耽誤了發貨。老闆以此例斷定，這是亞清的失職。

被辭退當天，亞清去找領導談話，兩個小時裡，大部分時間都是領導在否認她的工作、嫌棄她要求的工資太高。最後，老闆激動起來，直接罵亞清“不厚道”“沒良心”，因為在公司工作還不滿三年，如果滿了三年，他稱自己會“不折不扣地給産假和工資”。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他直接說：“你最好見好就收，不要讓我那麼難受。”

從第二天開始，亞清仍然來上班，沒想到周圍四面埋伏。從部門經理到同事，包括保潔阿姨，都在變着法兒地勸她自願離職。

領導也又找了她幾次。最後，領導開始哭窮，懇求亞清“放過他”，他說，“做人要講道德，要講理，不要鑽法律的空子。得饒人處且饒人。”

車輪戰進行了三天，從第四天開始，亞清發現“敵軍”開始有了一些小動作，比如安排人監督她，從離開座位的時間，到上廁所的時間，包括每天用幾張紙巾、喝多少杯水，最後幹脆在她的工位旁邊安裝了監控。亞清好氣又好笑地看着這一切，覺得自己既悲哀又無奈。

亞清沒有妥協，“法律賦予我生育權利，這個權利應該是受到保護的”，她決定走上仲裁之路。

當時的她已經是孕晚期了，精力體力不足，她花6000元/月請了一個仲裁律師來幫自己。

孕期體力的日益衰弱，是阻止不少孕婦堅定走上仲裁之路的重要原因。

崔雲在廣東一家輔導機構當晚輔老師，兼職一年後轉為全職員工，月薪4000元左右。入職的時候，老闆還邀請她加入了公司股東。老闆也是一名女性，自己有三個孩子。

今年7月，崔雲告訴老闆已懷孕三個月的事實，老闆旋即要求她退股并離職：“我希望離職是你自己提出來的，賠償是沒有的，因為我們是小公司。”

這家輔導班的确是個小機構，性質上看更像托管班，全部學生加起來隻有50個左右，但因為每天晚上都要輔導學生，崔雲經常要留到晚上十一、十二點。

崔雲決定仲裁，但在勞動局裡，她數次被勸說調解。多次來回拉鋸後，她的體力被一天天大起來的肚子拖垮，最終還是選擇調解。

不過，調解也需要提交多樣材料，包括銀行流水、相關錄音的光盤和轉寫文檔、社會保險費用記錄、工作相關聊天記錄任務安排、上下班打卡記錄、産檢記錄等等，一個細節有偏差就要重新提交，因為老公要上班，崔雲每次都是獨自來回，經常一天下來上下了好幾趟勞動局的樓梯。

過程很漫長，每一次審核都需要至少一個月才有答複。孕期7個月時，崔雲一次在醫院接到勞動局的電話，對方竟然直言認為崔雲在調解訴求裡提出的3萬元賠償“很過分”，他說：“如果我老婆遇到了這種情況，我覺得她提三萬塊補償是蠻過分的。”

真正到了調解那天，崔雲已經是孕晚期了，她的老闆娘和一名頂替崔雲崗位的男老師一起走進了調解室，這位男老師和崔雲是老鄉，“一個村的”，調解庭上，他苦口婆心地勸崔雲：“何必讓大家都弄得這麼難看？”

最後，在調節之下，崔雲拿到了1萬塊賠償，是她原本訴求的1/3。

根據勞動法合同，在勞動者懷孕的情況下，隻要不存在《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情形之一，即勞動者過錯，一旦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屬于違法解除合同，勞動者即可以要求用人單位支付賠償金。如果單位違法解雇孕婦且須支付經濟補償金，孕婦通常需要先找人社局調解，再進行勞動仲裁。

而重要的是，法律對解雇孕婦的補償并沒有明确标準，具體數額通過協商确定。

與公司經曆幾輪談判後，舟舟最終拿到了9.5個月的工資賠償。在漫長繁雜的司法流程面前，她最終還是沒有選擇上訴法庭，讓事情終止于調解。

懷孕被辭退申請勞動仲裁的流程十分繁瑣，其間所需的巨大體力和精力，未必是每一個孕婦都能承受的。

電視劇《安家》中的二胎職場媽媽深夜躲在衛生間加班

袁磊律師指出，“能否進行勞動仲裁首先需要看你和用人單位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所以孕婦要想方設法拿出證據證明自己和用人單位之間是存在勞動關系的以及勞動者所主張的工資、績效等福利待遇。而很多公司為了規避用人單位責任，會不和勞動者簽勞動合同，甚至用私人賬戶給勞動者發工資，所以這舉證準備是一個長期過程。”

正常的上班記錄，成為沈妍在這期間最寶貴的材料。打卡記錄、公司拍的照片、群聊天、同事間溝通記錄、工作彙報記錄、工資發放記錄等等，她一個人忙前忙後提交、補充，一個月内前前後後跑了不下十趟。她的身體狀況不算太好，胎兒不穩、先兆流産、血窦都撞一塊兒，除了每天的孕吐、孕反，每周都得去孕檢，正常孕婦大概一個月去一次。

等到仲裁當天沈妍已孕期5個月了，仲裁從下午兩點持續到五點，仲裁員是一位看上去比較年輕的女性，照例詢問沈妍是否同意協商，她聲稱考慮沈妍大着肚子，行動不便，“（她說）如果我拒絕協商一直告到法院的話，恐怕等到最終結果下來，孩子都已經生下來了。而且整個過程中對我的情緒影響很大，對肚子裡的寶寶也不好，畢竟每次提到這個事情，我都難免會情緒失控。”

處理仲裁事宜的整個過程對孕婦的情緒影響很大

最後，公司答應賠償3.5萬元，公積金個人部分補交近5000，社保個人部分補交了5000多，這兩項費用則由外包“甲方公司”承擔。

袁磊律師提醒，一部分企業為了規避風險，可能會采取辦法避免被勞動者起訴，最常見的有三種手段：“一是入職的時候就不和勞動者簽勞動合同，出現争議時直接否認和孕婦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二是在孕婦懷孕初期就辭退孕婦，減少孕婦在企業工作年限。三是想辦法讓孕婦主動離職、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内有理由的開除孕婦，避免企業違法辭退。”

而對于勝訴的孕婦，除了提出補償，她也可以要求恢複勞動關系。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八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勞動者要求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繼續履行。

耗時3個月後，今年5月，仲裁開庭，亞清終于勝訴了。那時候，她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三點訴求也全部得到支持：一，繼續履行勞務合同；二，補發她1-2月的工資；三，公司支付她的全部律師費用。

公司不服氣，選擇繼續上訴。并且私下再次派人來與亞清溝通調節。

這是在亞清意料之中的。上門來的陌生同事試圖說服亞清：“你繼續打官司，以後在文書網上會有記錄的，會影響你以後找工作。公司大不了換個名字經營，但打官司影響的是你的終生。”

亞清覺得好氣又好笑，她沒有理會對方，“我隻是想通過合法渠道争取我的合法利益”。

注：除袁磊外，其餘受訪者為化名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 刑初

編輯 | 蘇米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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