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廉的名人名言?西安碑林中有一座官箴碑赫然镌刻着“公生明，廉生威”這是由明代官吏年富書寫的，刻石立于官署，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關于廉的名人名言?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關于廉的名人名言

西安碑林中有一座官箴碑赫然镌刻着“公生明，廉生威”。這是由明代官吏年富書寫的，刻石立于官署。

年富（1395—1464）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憲宗六帝，先後在地方和中央任職，曾任吏科給事中、陝西左參政、河南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禦史兼大同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山東巡撫、戶部尚書。《明史·年富傳》記載，年富“廉正強直，始終不渝”，執政能“糾正違失，務存大體”，裁決則“果敢有為，權勢莫能撓”，矢志不移以銘為誡，成為一代名臣。

初入六科秉公為民

年富初入仕途，就以公正和廉潔為吏屬所畏懼，為民衆所信服。永樂年間，他以會試副榜授山東德平訓導，開始從政，主要輔佐地方知府，考察本地區秀才的功課，培養地方人材，弘揚地方文化。宣德三年（1428年），晉升為吏科給事中。在任上，他嚴格科考，糾正違失，明識大體，得到明宣宗肯定。明宣宗認為六科核查、監督南北兩京的六部工作，還肩負着彈劾兩京大臣失職行為的職責，事關吏治和政風，責任重大，而年富履職公正，可以掌管六科事務，于是年富被授命掌管刑科。在任職期間，年富秉公監察，嚴格執法，核查出都禦史顧佐等人誤判17人死罪。他不顧自己職低位卑，立即上奏皇帝，得以矯正誤判，公正執法。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英宗繼位，年富上書為民言事，請求從諸駐軍衛所内選一個衛所的兵士補充皇帝親軍中府軍前衛。之所以這樣建言，是因為按過去慣例，府軍前衛補充兵全部選調自民間百姓人家，而征召普通百姓家庭的壯勞力會幹擾民衆生活生産。初涉政事，年富就深谙為官公正和無私為民之理，憑借廉潔作風和公正行事，在政界和民間受到廣泛肯定。

主政陝西明察革弊

宣德十年（1435年），年富升任陝西左參政，負責管理糧儲、屯田、軍務、驿傳、水利等事。到任後，巡察各處，了解到當地賦稅、邊饷、軍費有一系列積弊，立即推行系列改善弊政的措施。陝西在明朝時是西北邊防重鎮，軍費負擔本來就比較重，但在永樂年間，朝廷反而增加征收織駝毛毯五十匹。年富發現後，即奏請恢複原來每年的绫絹毯标準；陝西邊防地區，軍官屯田較多，戍邊将領占墾腴田有的多達三四十頃，年富奏請讓他們每頃繳納賦稅十二石。都督王祯認為這個數量過重，上疏降低标準。朝廷經過廷議商量，減去三之二，成為定例；在厘定雜稅時，年富發現因邊饷減削，陝西官吏、諸生、衛卒的俸祿廪糧劇減，緻使官吏及僚屬難以維持生計，也奏請恢複原來的标準；在核算年度用糧情況時，他又發現賦稅入不敷出的問題。根據核查情況，年富請求裁減閑散多餘士卒，淘汰劣等馬匹，杜絕侵占資源。當時明朝在陝西三邊（定邊、安邊、靖邊）駐有大量兵馬，軍民長途運輸大量錢糧保證他們的供給，在途中疲憊不堪時，一些不法之徒趁機牟利。針對這種情況，年富親自計算路程遠近，核定征收稅賦數目，收支也一律認真謹慎考核，嚴控疏漏。通過系列革除貪弊、開源節流的措施，陝西賦稅征收合理，收支逐漸均衡，财政赤字得到改善。主政陝西期間，年富果敢敏銳，沉穩決斷，擔當敢為，不受權勢阻撓，因此聲震關中。但也因年富觸動權貴利益，屢遭誣告，陝西文武将吏害怕失去主政良官，均上表講述其功勞。年富在陝西任職9年後，政績突出，升任河南右布政使。

巡撫大同彈劾貪腐

景泰二年（1451年）春，年富以右副都禦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撫，主理當地軍政事務。明代巡撫兼都察院官銜在景泰時期确立，按照制度，監察官員不受其他官員節制，在地方集行政、軍事、監察司法等權力于一身。初到大同，年富發現經曆喪亂戰敗，當地法律松弛，綱紀不張，弊政衆多。于是，他先體恤民情，上奏免除秋賦，撤除幾個州縣的稅課局，讓太原民衆不再從大同轉運糧饷。當地權貴貪污腐化問題尤其嚴重，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讓家人去領官庫的銀帛，再買米販賣到邊境，以賺取暴利。年富不畏脅迫，第一個請求查處貪腐，嚴懲涉案官吏，但景泰帝隻是治了石亨等人家人的罪。之後，石亨及部下越發無視法紀，其兵将越界到大同。年富再次不懼強權，上奏朝廷，彈劾石亨專擅之罪。同時，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将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等人也因違紀受到年富彈劾。一時，年富威名天下皆知，權貴之門愈發怨恨他，聯合收集年富罪名。幸好當時景泰帝和主政的于謙了解年富多年履政經曆，信任其為人做事的“公”“廉”品質，才不緻被誣陷，并能夠繼續鏟奸除弊。天順四年春，戶部缺少尚書人選，李賢推舉年富，一些大臣委婉阻止。明英宗堅持征召年富擔任尚書，對李賢說：“戶部不能沒有年富，人們大多不喜歡他直言敢谏，但這才是年富賢能的原因。”年富在任時，親自參與核算，斟酌赢虧，嚴格收支，屬下不敢有所欺瞞。但如果涉及重大事宜，同僚和屬下不敢處置時，年富勇于擔責，說：“你們隻要大膽做就行，一切由我來承擔責任，不要署上你們的名字。”因此，戶部總是能妥善處置棘手問題。

年富在仕宦生涯中做到了“官”“箴”合一，使“公生明，廉生威”成為其居官從政的修養和品德，得到廣泛傳揚。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山東泰安知州顧景祥尤為贊佩年富刊行的官箴，刊刻立碑泰安州署。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時任泰安知府的顔希深在衙内殘壁中發現顧景祥刊刻的官箴碑文，受益匪淺，移此碑于官署西廂房。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顔希深之子顔檢升任浙江巡撫後，繼承父誡，刊刻箴文于衙門廳壁。年富官箴始在浙江流刊。清道光二年（1822年），顔希深之孫、顔檢之子顔伯焘，任陝西延榆綏道台，攜拓片上任，為自勉和示戒同僚，刊刻立碑，即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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